在《我的父親母親》裡，“過去”與
“現在”被聯接起來。而現在是灰色的，過去是彩色的。張藝謀用懷舊的姿態拍這部片子，他既懷念一種簡單純潔的人際關係，也懷念一種自然簡樸的生活方式，前者是通過愛情、男性與女性的關係表達的；後者是通過親情，子輩與父輩的關係表達的。二者通過一個二重敘事的框架建構起來。但為什麼要採用這個過於強調的二重敘事框架？如果只有一重敘事會有什麼結果？這是對《我的父親母親》的疑問的起點。
在影片中張藝謀抽空了社會政治、經濟的諸多因素，只留下一個純粹的愛情故事，就使得許多細節不太合邏輯：按時間推算以及影片中的蛛絲馬跡暗示（如駱先生被定為右派），故事大概發生在50年代後期，那是個政治、經濟的大環境都相當特別的時期，被打成右派的駱先生恐怕不能沉浸在一段美麗的愛情裡，招娜恐怕也不能天天烙出蔥花油餅、煮出餃子，她母女二人的生活來源也頗為可疑—倘若只有一重敘事的話，這些不合邏輯之處會表現得相當尖銳，故事的可信性遭到懷疑後，愛情的可靠只怕也要遭到質疑，於是張藝謀採用了一個看起來不免有點奇怪的結構：一段特別簡單、沒太多曲折變化的故事配上了兩段蠻長的，幾乎有點笨重的頭尾框架。
這個框架的意義在哪裡呢？它告訴你那回事是過去的、聽說的、加上現在想像的東西。片子裡不停有這樣的話：“聽父親說”、“聽母親說”、“聽支書說”、“聽鄉親們說”，於是一段實事就這樣不停地被虛化了，它就是要被虛化到一個簡單美好的故事的階段，因為片子不斷提醒我們這個“虛化”的動作，所以既然是回憶，難免有選擇，選擇的自然是美好的往事——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於是對不合邏輯之處就不那麼苛求了，可以原諒了。為了拍一個簡單優美的故事而又不引起懷疑，張藝謀搭了一個間接敘事的框架，那麼又為什麼，這個愛情故事要被說得這麼簡短、簡單呢？
因為它是作為“城市文明”的參照面存在的。雖然影片並沒有直接表現出城市文明與自然狀態的衝突，但設想一種自然狀態並將之美化，已經是城市文明的所作所為。在黑白的現在時的世界裡，天空是灰白的、大地是蒼黑的，沒有一個年輕女性，沒有什麼富有生命力的、流動的、彈性的東西，曾經上演過動人的愛情劇的小學校破敗不堪，生命與文明都沒有了光彩。正是在這樣的框架裡頭，張藝謀講述他的故事的，於是綠草地、白樺林、紅棉襖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那代表了人類所向往的一個境界。因為這樣嚮往，所以反而把它設置在過去，像發生過的一樣，這當然也是對未來的極端沒有信心：未來是不可能這樣了。
在這樣的境界裡，生命是活潑的，文明也是新鮮有號召力的，有一種初始階段的生機，還沒有腐敗或者枯稿，就好像那圍了白樺木籬笆的小學校，新門新窗新刷的牆，乾淨、興旺、向上，於是一切都自然不需要解釋，一切都簡單而沒有造作，空氣都特別友善與寬容，等待著一個美滿的結局。——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結局已經被虛化處理了，是敘述出來的、輕描淡寫的，而沒有如意想中那樣進行濃墨重彩的渲染。因而二重敘述的結果，使它好像可以存在的同時又特別虛無渺茫，太美了總像一場夢，也可能沒存在過似的。於是懷舊就只能是純粹的情感上的自慰：懷想了半天，其實無處可回，也回不去了。這在兒子給孩子們上課的那一幕中得到了極好的表現。
兒子懷念父親母親美好的昨天，但他卻不可能留在這裡，像他父親那樣教一輩子書，他已經走出去了，雖然難免懷念，卻不可能再回來，他所能做的，只是上這樣的一堂課，對母親有個交待。對自己有個交待，對時間的流逝、文化的變遷以及自己的選擇有個交待：小學校早憶褪了光彩。彩色的愛情只能留在昨日。重新回過頭來關照這部電影的敘事方式，現在敘事者的重要性就體現出來了，他的身份實際上隱喻了影片的社會文化立場一—首先，他是個男性，這是先驗的存在；其次，他生於鄉村，卻又走出了鄉村，進入了影片所沒有正面表現的城市文明生活，這有自覺的意識。他的身份裡也正隱藏了張藝謀的取向。
因此，《我的父親母親》的側重點，應當並不是在往昔的“父親母親”上，而在現時的“我”上，“我”對往日的故事的紀實與虛構，才是影片真正的內涵所在。與《活著》作對比，《我的父親母親》對於歷史的敘事，是一種倒退。即便是說，電影的目的不在於歷史敘事，而在於描述一種純潔美好的人性。—一那麼這種描述，也必定因為歷史與現實的抽空而乏力。但《我的父親母親》中，在畫面造型上略有新意，它承著《紅高梁》而來，更為清新、簡潔，像是有鄉土氣息的剪紙（但有著仿照、改良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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