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父亲母亲》里，“过去”与
“现在”被联接起来。而现在是灰色的，过去是彩色的。张艺谋用怀旧的姿态拍这部片子，他既怀念一种简单纯洁的人际关系，也怀念一种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前者是通过爱情、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表达的；后者是通过亲情，子辈与父辈的关系表达的。二者通过一个二重叙事的框架建构起来。但为什么要采用这个过于强调的二重叙事框架？如果只有一重叙事会有什么结果？这是对《我的父亲母亲》的疑问的起点。
在影片中张艺谋抽空了社会政治、经济的诸多因素，只留下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就使得许多细节不太合逻辑：按时间推算以及影片中的蛛丝马迹暗示（如骆先生被定为右派），故事大概发生在50年代后期，那是个政治、经济的大环境都相当特别的时期，被打成右派的骆先生恐怕不能沉浸在一段美丽的爱情里，招娜恐怕也不能天天烙出葱花油饼、煮出饺子，她母女二人的生活来源也颇为可疑—倘若只有一重叙事的话，这些不合逻辑之处会表现得相当尖锐，故事的可信性遭到怀疑后，爱情的可靠只怕也要遭到质疑，于是张艺谋采用了一个看起来不免有点奇怪的结构：一段特别简单、没太多曲折变化的故事配上了两段蛮长的，几乎有点笨重的头尾框架。
这个框架的意义在哪里呢？它告诉你那回事是过去的、听说的、加上现在想像的东西。片子里不停有这样的话：“听父亲说”、“听母亲说”、“听支书说”、“听乡亲们说”，于是一段实事就这样不停地被虚化了，它就是要被虚化到一个简单美好的故事的阶段，因为片子不断提醒我们这个“虚化”的动作，所以既然是回忆，难免有选择，选择的自然是美好的往事——这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于是对不合逻辑之处就不那么苛求了，可以原谅了。为了拍一个简单优美的故事而又不引起怀疑，张艺谋搭了一个间接叙事的框架，那么又为什么，这个爱情故事要被说得这么简短、简单呢？
因为它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面存在的。虽然影片并没有直接表现出城市文明与自然状态的冲突，但设想一种自然状态并将之美化，已经是城市文明的所作所为。在黑白的现在时的世界里，天空是灰白的、大地是苍黑的，没有一个年轻女性，没有什么富有生命力的、流动的、弹性的东西，曾经上演过动人的爱情剧的小学校破败不堪，生命与文明都没有了光彩。正是在这样的框架里头，张艺谋讲述他的故事的，于是绿草地、白桦林、红棉袄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那代表了人类所向往的一个境界。因为这样向往，所以反而把它设置在过去，像发生过的一样，这当然也是对未来的极端没有信心：未来是不可能这样了。
在这样的境界里，生命是活泼的，文明也是新鲜有号召力的，有一种初始阶段的生机，还没有腐败或者枯稿，就好像那围了白桦木篱笆的小学校，新门新窗新刷的墙，干净、兴旺、向上，于是一切都自然不需要解释，一切都简单而没有造作，空气都特别友善与宽容，等待着一个美满的结局。——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结局已经被虚化处理了，是叙述出来的、轻描淡写的，而没有如意想中那样进行浓墨重彩的渲染。因而二重叙述的结果，使它好像可以存在的同时又特别虚无渺茫，太美了总像一场梦，也可能没存在过似的。于是怀旧就只能是纯粹的情感上的自慰：怀想了半天，其实无处可回，也回不去了。这在儿子给孩子们上课的那一幕中得到了极好的表现。
儿子怀念父亲母亲美好的昨天，但他却不可能留在这里，像他父亲那样教一辈子书，他已经走出去了，虽然难免怀念，却不可能再回来，他所能做的，只是上这样的一堂课，对母亲有个交待。对自己有个交待，对时间的流逝、文化的变迁以及自己的选择有个交待：小学校早忆褪了光彩。彩色的爱情只能留在昨日。重新回过头来关照这部电影的叙事方式，现在叙事者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他的身份实际上隐喻了影片的社会文化立场一—首先，他是个男性，这是先验的存在；其次，他生于乡村，却又走出了乡村，进入了影片所没有正面表现的城市文明生活，这有自觉的意识。他的身份里也正隐藏了张艺谋的取向。
因此，《我的父亲母亲》的侧重点，应当并不是在往昔的“父亲母亲”上，而在现时的“我”上，“我”对往日的故事的纪实与虚构，才是影片真正的内涵所在。与《活着》作对比，《我的父亲母亲》对于历史的叙事，是一种倒退。即便是说，电影的目的不在于历史叙事，而在于描述一种纯洁美好的人性。—一那么这种描述，也必定因为历史与现实的抽空而乏力。但《我的父亲母亲》中，在画面造型上略有新意，它承着《红高梁》而来，更为清新、简洁，像是有乡土气息的剪纸（但有着仿照、改良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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