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非典”十七年
每天各路新聞，我有點兒招架不住了，腦袋發懵，眼睛生疼，我對各類新聞都有免疫力了。聽專家分析數據，心裡有時高興，有時沒底。李文亮醫生走了，帶著一紙訓誡書。一個個生命最後彙總成幾組數據。有時覺得自己很麻木，是魯迅筆下的伸長脖子的看客，有時感覺自己很怯懦，根本不想出門兒，更多是無知和自私，在光著膀子的叢林社會想透一口氣，但這應該沒有錯。
2003年，我上大學三年級，在食堂裡勤工儉學。每天也戴著口罩兒，天很熱。每天有免費的蘿蔔湯喝，那時學校封校，起初還有整個宿舍往外跑去網吧打遊戲的呢。每個宿舍每天都上報體溫，體溫計從來沒和我親密接觸，感覺這自欺欺人，不高明，但無所謂。嚴格上報體溫，有誰會那麼矯情？每天宿舍都有人自豪地說:“完了，我發燒了。”你要是不發燒，都不好意思。
最後誰也沒燒起來。只是每層樓一個電視機房上鎖了。沒了新聞，一切都正常了，只聽說有人被隔離了，不知道當事人是啥心情。也聽有人在走廊大聲喊“隔離我吧！”
17年了，當年非典疫情對我來說好像是虛驚一場。細菌和病毒的概念一直沒怎麼搞清楚。當然，抗SARS的疫苗有沒有研製成功更與我無關了。現在知道好像疫情平息了三個月後才疫苗就研製出來了，可是沒有了用武之地。17年後，新型病毒來了，這次病毒也是冠狀病毒，但是新型的。都是冠狀病毒，我想還是有聯繫的。只是“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但李醫生們都意識到了。
教育人的事情有很多，不止17年前的非典。比如煤的形成，當時用了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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