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整个史学界现在引以为正史的，是宋元时期我国的高丽族抄录中国正统史书而成的两部汉文版史学著作：一是12世纪初，金富轼完成的《三国史记》；二是13世纪僧一然的私家史书《三国遗事》。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三国史记》，它的完成除主要参考了我国的二十四史中完成于11世纪初北宋前历代史书外，更是着重抄录了完成于宋朝的这两部大部头类书：《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其中又尤以《册府元龟》为首。当时苏轼曾经阻止过，但确没能阻止当时的高丽对中国史书的大肆收集，而《册府元龟》的获得使当时的高丽族文学家不用查中国其它的史籍，就可轻易获得中华所有各族的发展史，特别是设计我国东部、北部及东北部少数民族史。他们除了断章取义把我国的高句丽、扶余等的民族分支纳入高丽的史书外，且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上编类的神话传说上，依据朝鲜半岛的风俗习惯，捏和出了其先祖的神话传说。从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民族发展的脚步上来说，朝鲜族对中国历史的部分甚至整体的移植无可厚非，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我国民族的一个分支，更因为这也是中华民族历代王朝无论是分裂时还是统一时，帝王的御用文人都惯用的手段——“显祖”，以期说明君权神授皇权不可侵犯的目的。可以说《三国史记》、《三国遗事》这两部书，就如中国的《金史》、《元史》一样，是中华民族的两部以少数民族为主线的史书，这对于我国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在内东北部的民族发展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再者当时这两部书都是以中国文字汉字所编写，是因为当时的高丽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使用汉字，其文化本身就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它们不仅把自己看作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着华夏文明。
《三国史记》是为了迎合我国王氏高丽族的统治而编纂的一部少数民族史书，不幸现在的南韩确把我国的《三国史记》这部民族史，说成其现在民族的显史。这使我们看清韩国某些文人之自大狂及其意图瓜分华夏文明成果的真实意图，同时事我们对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有先见之明的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老同志肃然起敬。
在《宋史》宋哲宗本纪里记载，“元祐八年（1093），二月辛亥，礼部尚书苏轼言：「高丽使乞买历代史及《策府元龟》等书，宜却其请不许。」省臣许之，轼又疏陈五害，极论其不可。有旨：「书籍曾经买者听。」可惜我们不能穿越时空去听一听苏轼所申述的五害是什么了。不过就这句「书籍曾经买者听」的旨意，使当时急于建立自己皇权权威的王氏高丽族的智囊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到中国宋朝及以前存世的各类史书典籍，其中除了《太平御览》外，最重要的当属《册府元龟》。因为根据其中的帝王记和外臣记，可轻而易举的完成《三国史记》中开篇至宋朝历史的编纂。
《宋史》中这一重要的记载笔墨不多，却不仅充分说明了高丽这两部史书的本源，也使我们对苏轼老同志的高瞻远瞩肃然起敬，虽然他当时抱有的是狭隘的民族论，可如果当时宋哲宗采纳苏先生的建议，恐怕《三国史记》出书不知还要晚上多少年，而且如今的韩国、朝鲜就不象现在这么跳着脚地去申遗，他们居然向世界教科文组织申请把位于中国集安的高句丽王城申遗，韩国从2000年开始申请世界遗产名录，在2003年举行的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巴黎会议上准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其荒唐举动一直没能成功。韩国居然把高句丽的地图画的天一样大。（在此鄙人上传一下韩国所高句丽之地图和唐朝疆域图以对比之）
幸而中国发觉了韩国人的虎狼之心，于是我国从2003年开始了申请。在2004年举行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苏州会议上，中国东北的"Capital Cities and Tombs of the Ancient Gaogouli Kingdom"(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朝鲜的"Complex of Gaogouli Tombs"(高句丽墓葬群)分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两项独立的世界文化遗产。人们之所以将王氏高丽错误地看作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和我国的史书记载有一定关系。同时也是因为，韩国方面有意混淆高句丽与高丽，希望以此提高本国的历史悠久程度。我国古代将高句丽简称为高丽。高句丽又称为"高氏高丽"。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故称高句丽。公元5世纪后，高句丽被普遍简称为“高丽” ，其君主也被中国皇帝册封为“高丽王”。至于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政权，则是王建于后梁贞明四年（公元918年）建立的政权。历史学家为区分两大政权，通常将高句丽称为“高氏高丽”，高丽政权则为“王氏高丽”。宋代以前，史书对高句丽的历史定位是准确的，由于战乱导致的文献失散及王氏高丽的误导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后史书的记载开始出现了混乱，乃至明显的错误。《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氏高丽写入王氏高丽传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语的始作俑者。这三部史书的记载直接影响到了以后的几部史书。《明史》则较前几史有了一个更大的发展，为对明王朝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不仅承袭了上述错误，而且为李氏朝鲜政权的沿革作出了一个完整但是错误的交代，将属于中国历史的箕子朝鲜、卫氏朝鲜、汉四郡、高句丽都纳入到了朝鲜史中。其结果不仅"高丽"这一我国古代边疆民族使用的称号，为源出于三韩的新罗的继承者王氏政权冒名顶替，而且作为王氏政权继承者的李朝，又将箕子朝鲜所用的"朝鲜"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高句丽王城遗址）
以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角度，今天我建议大家不妨去读一下《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的宋代以前部分即十二世纪以前部分，可以对比我国宋前史书中涉及东北亚的史记，特别是细读《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的残卷，看看其中有多少是对《册府元龟》中史料的原文摘抄和历史演绎。
《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是两部什么样的书呢？
宋朝是我国在唐末五代十国的混乱融合后，中华各民族进入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所以宋朝的史书能够对中国以前的民族史及其分支，作出相对完备的历史总结，幸而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继唐后文学界人才辈出的时代，“唐诗宋词”就是对文化繁荣的一个最简洁的概括概括。民族文化的融合也使当时的文学巨匠们能够以一个开放的眼光，去总结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以及多元绚丽的文化结晶。正是因此，宋朝时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两部大部头类书：一是《太平御览》，有1000卷，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下诏命李昉等人编修，历时八年而成。初名《太平总类》，太宗令人日进三卷阅览，并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故改题《太平御览》。此书分55门，各门之下又分若干类，有些类下又有子目，大小类目共计约5474类。《御览》征引古书1690余种，其不仅是一部重要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而且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不幸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另一部就是《册府元龟》，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奭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册府元龟》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合称“宋四大书”，而《册府元龟》的规模，居四大书之首，数倍于其它各书。历时八年于太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修成。此书也有1000卷。全书共1000卷，分帝王、闰位等31部，部下再分门，共有1100多门。将历代事迹，自上古至五代，分门顺序排列，所采录以史籍为主，间取经、子引文多整章整节，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对宋以前史辑的校勘工作有较高价值。但不幸的是《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
鄙人对先人们所整理的文化遗产之损毁遗失甚是叹惋，特别是《册府元龟》的损毁缺失尤为可叹，其中的帝王部和外臣部，除了对中华民族从神话时代到北宋的实史作了系统完备的总结，更对中国截止宋时的各民族的发展史做出了各类的详细记录，这在其它分部条目里也多有记述，这使《册府元龟》成为可以用来集中研究中国民族发展史的大型工具书。更使它被当时的辽、金、高句丽等各民族分支建立的国家摘抄引用，甚至当时有的民族分支据以编纂出当时的自己民族分支简史，当时东北我国的扶余族、高句丽族，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亮点，好太王碑是其实物人文遗存。不幸今日的南韩史者却想任意剽窃，妄图割裂于炎黄华夏文明传播繁衍之外。
如苏轼地下有知当无愧于其维护华夏文明之初心，或是因《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收一收韩国人的版费，因为这两部韩国人以为史祖的古史，不但参考抄录了以《册府元龟》、《太平御览》为首的宋朝珍贵类书，同时也参考了中国的其它历史典籍，包括《史记》、《汉书》、《魏书》、《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等。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大肆抄录《册府元龟》及其它被高丽购买回国的我国宋朝以前史书、类书、典籍中涉及我国东北部少数民族的信史、。苏轼如在如何不去追究其恶意剽窃之责，因其丑态就如同大学论文学术成果之剽窃行为。
非此则不足以揭露韩国所谓史学家的丑态，非此则不足以震慑韩国蜉蝣撼树之志，非此则不足以遥祭苏轼同志之忠魂。此也无他鄙人支持华夏文明的传播，但绝对鄙视居心叵测的人任意的剽窃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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