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整個史學界現在引以為正史的，是宋元時期我國的高麗族抄錄中國正統史書而成的兩部漢文版史學著作：一是12世紀初，金富軾完成的《三國史記》；二是13世紀僧一然的私家史書《三國遺事》。
在這裡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三國史記》，它的完成除主要參考了我國的二十四史中完成於11世紀初北宋前歷代史書外，更是著重抄錄了完成於宋朝的這兩部大部頭類書：《太平御覽》和《冊府元龜》，其中又尤以《冊府元龜》為首。當時蘇軾曾經阻止過，但確沒能阻止當時的高麗對中國史書的大肆收集，而《冊府元龜》的獲得使當時的高麗族文學家不用查中國其它的史籍，就可輕易獲得中華所有各族的發展史，特別是設計我國東部、北部及東北部少數民族史。他們除了斷章取義把我國的高句麗、扶余等的民族分支納入高麗的史書外，且從《太平御覽》、《冊府元龜》上編類的神話傳說上，依據朝鮮半島的風俗習慣，捏和出了其先祖的神話傳說。從中華民族五十六個民族發展的腳步上來說，朝鮮族對中國歷史的部分甚至整體的移植無可厚非，不僅是因為他們是我國民族的一個分支，更因為這也是中華民族歷代王朝無論是分裂時還是統一時，帝王的御用文人都慣用的手段——“顯祖”，以期說明君權神授皇權不可侵犯的目的。可以說《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這兩部書，就如中國的《金史》、《元史》一樣，是中華民族的兩部以少數民族為主線的史書，這對於我國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在內東北部的民族發展研究是非常有意義的。再者當時這兩部書都是以中國文字漢字所編寫，是因為當時的高麗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只能使用漢字，其文化本身就是華夏文明的一部分，它們不僅把自己看作華夏文明的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傳承著華夏文明。
《三國史記》是為了迎合我國王氏高麗族的統治而編纂的一部少數民族史書，不幸現在的南韓確把我國的《三國史記》這部民族史，說成其現在民族的顯史。這使我們看清韓國某些文人之自大狂及其意圖瓜分華夏文明成果的真實意圖，同時事我們對宋代的文學家史學家、有先見之明的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老同志肅然起敬。
在《宋史》宋哲宗本紀裡記載，“元祐八年（1093），二月辛亥，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使乞買歷代史及《策府元龜》等書，宜卻其請不許。」省臣許之，軾又疏陳五害，極論其不可。有旨：「書籍曾經買者聽。」可惜我們不能穿越時空去聽一聽蘇軾所申述的五害是什麼了。不過就這句「書籍曾經買者聽」的旨意，使當時急於建立自己皇權權威的王氏高麗族的智囊們，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到中國宋朝及以前存世的各類史書典籍，其中除了《太平御覽》外，最重要的當屬《冊府元龜》。因為根據其中的帝王記和外臣記，可輕而易舉的完成《三國史記》中開篇至宋朝歷史的編纂。
《宋史》中這一重要的記載筆墨不多，卻不僅充分說明了高麗這兩部史書的本源，也使我們對蘇軾老同志的高瞻遠矚肅然起敬，雖然他當時抱有的是狹隘的民族論，可如果當時宋哲宗採納蘇先生的建議，恐怕《三國史記》出書不知還要晚上多少年，而且如今的韓國、朝鮮就不象現在這麼跳著腳地去申遺，他們居然向世界教科文組織申請把位於中國集安的高句麗王城申遺，韓國從2000年開始申請世界遺產名錄，在2003年舉行的第27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巴黎會議上準備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因其荒唐舉動一直沒能成功。韓國居然把高句麗的地圖畫的天一樣大。（在此鄙人上傳一下韓國所高句麗之地圖和唐朝疆域圖以對比之）
幸而中國發覺了韓國人的虎狼之心，於是我國從2003年開始了申請。在2004年舉行的第2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蘇州會議上，中國東北的"Capital Cities and Tombs of the Ancient Gaogouli Kingdom"(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和朝鮮的"Complex of Gaogouli Tombs"(高句麗墓葬群)分別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兩項獨立的世界文化遺產。人們之所以將王氏高麗錯誤地看作是高句麗的繼承者，和我國的史書記載有一定關係。同時也是因為，韓國方面有意混淆高句麗與高麗，希望以此提高本國的歷史悠久程度。我國古代將高句麗簡稱為高麗。高句麗又稱為"高氏高麗"。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在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今遼寧省新賓縣境內）建國，故稱高句麗。公元5世紀後，高句麗被普遍簡稱為“高麗” ，其君主也被中國皇帝冊封為“高麗王”。至於朝鮮半島上的高麗政權，則是王建於後梁貞明四年（公元918年）建立的政權。歷史學家為區分兩大政權，通常將高句麗稱為“高氏高麗”，高麗政權則為“王氏高麗”。宋代以前，史書對高句麗的歷史定位是準確的，由於戰亂導致的文獻失散及王氏高麗的誤導等原因，到了宋代之後史書的記載開始出現了混亂，乃至明顯的錯誤。《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將高氏高麗寫入王氏高麗傳的，《宋史》則是"王建承高氏之位"一語的始作俑者。這三部史書的記載直接影響到了以後的幾部史書。《明史》則較前幾史有了一個更大的發展，為對明王朝冊封李成桂為朝鮮國王有一個合理的解釋，不僅承襲了上述錯誤，而且為李氏朝鮮政權的沿革作出了一個完整但是錯誤的交代，將屬於中國歷史的箕子朝鮮、衛氏朝鮮、漢四郡、高句麗都納入到了朝鮮史中。其結果不僅"高麗"這一我國古代邊疆民族使用的稱號，為源出於三韓的新羅的繼承者王氏政權冒名頂替，而且作為王氏政權繼承者的李朝，又將箕子朝鮮所用的"朝鮮"戴在了自己的頭上。
（高句麗王城遺址）
以尊重歷史事實的科學角度，今天我建議大家不妨去讀一下《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的宋代以前部分即十二世紀以前部分，可以對比我國宋前史書中涉及東北亞的史記，特別是細讀《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的殘卷，看看其中有多少是對《冊府元龜》中史料的原文摘抄和歷史演繹。
《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是兩部什麼樣的書呢？
宋朝是我國在唐末五代十國的混亂融合後，中華各民族進入的民族大融合時期，所以宋朝的史書能夠對中國以前的民族史及其分支，作出相對完備的歷史總結，幸而宋朝也是我國曆史上繼唐後文學界人才輩出的時代，“唐詩宋詞”就是對文化繁榮的一個最簡潔的概括概括。民族文化的融合也使當時的文學巨匠們能夠以一個開放的眼光，去總結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以及多元絢麗的文化結晶。正是因此，宋朝時期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早最完備的兩部大部頭類書：一是《太平御覽》，有1000卷，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下詔命李昉等人編修，歷時八年而成。初名《太平總類》，太宗令人日進三卷閱覽，並說“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故改題《太平御覽》。此書分55門，各門之下又分若干類，有些類下又有子目，大小類目共計約5474類。《御覽》徵引古書1690餘種，其不僅是一部重要的綜合性資料工具書，而且是保存古代佚書最為豐富的類書之一。書中共引用古書一千多種，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獻資料，但不幸其中十之七八已經亡佚，更使本書顯得彌足珍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寶貴遺產。另一部就是《冊府元龜》，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趙恆命王欽若、楊億、孫奭等十八人一同編修歷代君臣事蹟。《冊府元龜》與《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合稱“宋四大書”，而《冊府元龜》的規模，居四大書之首，數倍於其它各書。歷時八年於太中祥符六年即1013年修成。此書也有1000卷。全書共1000卷，分帝王、閏位等31部，部下再分門，共有1100多門。將歷代事蹟，自上古至五代，分門順序排列，所採錄以史籍為主，間取經、子引文多整章整節，不少史料為該書所僅見，即使與正史重複者，亦有校勘價值。對宋以前史輯的校勘工作有較高價值。但不幸的是《冊府元龜》北宋本已無前帙，南宋本僅存八卷，明鈔本舛錯頗多，至不能句讀。
鄙人對先人們所整理的文化遺產之損毀遺失甚是嘆惋，特別是《冊府元龜》的損毀缺失尤為可嘆，其中的帝王部和外臣部，除了對中華民族從神話時代到北宋的實史作了系統完備的總結，更對中國截止宋時的各民族的發展史做出了各類的詳細記錄，這在其它分部條目裡也多有記述，這使《冊府元龜》成為可以用來集中研究中國民族發展史的大型工具書。更使它被當時的遼、金、高句麗等各民族分支建立的國家摘抄引用，甚至當時有的民族分支據以編纂出當時的自己民族分支簡史，當時東北我國的扶余族、高句麗族，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個亮點，好太王碑是其實物人文遺存。不幸今日的南韓史者卻想任意剽竊，妄圖割裂於炎黃華夏文明傳播繁衍之外。
如蘇軾地下有知當無愧於其維護華夏文明之初心，或是因《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收一收韓國人的版費，因為這兩部韓國人以為史祖的古史，不但參考抄錄了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為首的宋朝珍貴類書，同時也參考了中國的其它歷史典籍，包括《史記》、《漢書》、《魏書》、《三國志》、《晉書》、《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鑑》等等。簡直是明目張膽的大肆抄錄《冊府元龜》及其它被高麗購買回國的我國宋朝以前史書、類書、典籍中涉及我國東北部少數民族的信史、。蘇軾如在如何不去追究其惡意剽竊之責，因其醜態就如同大學論文學術成果之剽竊行為。
非此則不足以揭露韓國所謂史學家的醜態，非此則不足以震懾韓國蜉蝣撼樹之志，非此則不足以遙祭蘇軾同志之忠魂。此也無他鄙人支持華夏文明的傳播，但絕對鄙視居心叵測的人任意的剽竊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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