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評選靜悄悄。
公開信息顯示，除2018年的評選在當年11月啟動之外，此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人選推薦工作均在當年5月開始公佈，隨後由各高校發佈通知啟動人選推薦，並對擬推薦人進行公示。
而關於2019年的評選，僅有的一點“水花”，是12月4日桂林旅遊學院官網上公開的一則《關於做好2019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人選推薦工作的通知》，此外公開平臺很難找到與2019年度長江學者評選相關的信息。
但新京報記者從多所高校瞭解到，申報確已啟動，有學者已提交相關申報材料。
事實上，截至2019年末，2018年度“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的評選結果，上至教育部下至各高校，均未公開。
“評選是涉密的，即便結果出來也不能公開。”對此，上海理工大學人事處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與長江學者評選所有相關工作均屬涉密。
記者瞭解到，“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由教育部與香港李嘉誠基金會於1998年共同發起，是教育部唯一牽頭實施的國家級人才計劃，已實施20年，在高校吸引高層次人才上也發揮了巨大作用。
“分量重，地位高，僅次於院士。”一位北京高校教授向新京報記者描述“長江學者”稱謂。
公眾對這一人才評選機制的關注從未停止。此前個別長江學者“學術造假”“師德失範”事件時有發生，國內高校間的“挖人大戰”也屢見報端，“長江學者淪為‘帽子’”的質疑一度登上風口浪尖。
關於“取消長江學者稱號”的提議兩度出現在全國兩會上。2018年，有人大代表提交了關於取消長江學者之類學者稱號評選的建議；2019年3月，在政協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再次有提案建議，“取消‘長江教授獎勵計劃’，以避免各單位惡性競爭引進國字頭‘帽子’”。
是什麼讓“地位僅次於院士”的長江學者淪為學術圈諱莫如深的詞彙？為何2019年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選擇靜悄悄地進行？對於“取消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學術圈如何看待？
“帽子”的誘惑
這不是“長江學者”第一次引發爭議。
2018年4月，沸沸揚揚的原長江學者、時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瀋陽性侵事件，首次引發公眾對“長江學者”的質疑。
在南京大學文學院當年發佈的聲明中，對瀋陽從北京大學調入南京大學的原因表述如下：
“2011年下半年，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北京大學人文特聘教授的瀋陽因在北京大學未能獲得申報當年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推薦，按照可以在外單位申報的原則，瀋陽主動聯繫南京大學文學院，申請以南京大學作為推薦單位申報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此事，隱約揭示了“長江學者”這一稱號的誘惑力。
記者瞭解到，作為教育部唯一牽頭實施的國家級人才計劃，“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實施特聘教授、講座教授項目，2015年起增加青年學者項目。每年聘任特聘教授150名左右，聘期為5年；講座教授50名左右，聘期為3年；青年學者300名左右，聘期為3年。
根據《“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管理辦法》，要當選長江學者，首先要有“硬核”的學術能力及科研成果。學位和年齡上，一般要具有博士學位；自然科學領域、工程技術領域人選年齡不超過45週歲，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人選年齡不超過55週歲。
實際上，長江學者稱號並非“終身”，而是實行崗位聘任制，有一定的聘期。聘期內是長江學者，聘用結束後便不再是長江學者。
但在現實中很難達到上述“理想狀態”，往往一位學者一旦入選，貼上“長江學者”的標籤，就很難撕掉。這也是長江學者等榮譽稱號被戲稱為“帽子”的原因。
“有帽子的待遇與沒有帽子差別非常大。帽子又作為資源配置（比如科研經費）的重要依據。”南京某高校教授江笑林（化名）嘆道。一旦入選，則“風光無限”，不僅意味著在該領域確立了“江湖地位”，榮譽、科研經費、獎金、資源傾斜等也都隨之而來。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管理辦法》中明確寫著：特聘教授獎金標準為每人每年20萬元人民幣；講座教授獎金標準為每人每月3萬元人民幣，按實際工作時間支付；青年學者獎金標準為每人每年10萬元人民幣。
實際待遇可能遠不止如此。從各高校發佈的長江學者招聘通知中就可見一斑。
清華大學官網“人才招聘”一欄的《"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招聘啟事》顯示，除國家規定的獎金外，學校可為校外引進的特聘教授提供最高金額達200萬元的研究經費；配備一定的學術梯隊；可按清華大學週轉房有關管理辦法租借三居室週轉房一套等。
河南大學的待遇更為“優厚”：聘期內，特聘教授享受每年30萬元崗位津貼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提供的工資、福利待遇；聘期內學校提供200平方米左右住房一套，發放20萬元安家費；學校解決配偶工作，協助解決子女就學等問題等。
個別長江學者名不副實 標籤固化需破除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個別“名不副實”的長江學者失德失範問題逐漸暴露，除上文提到的瀋陽性侵學生事件，去年8月，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教授、青年“長江學者”張鵬性騷擾教師、學生，引起廣泛關注，隨後被調查通報。
亦有長江學者學術不端案例被曝光。最典型的一例是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青年長江學者梁瑩涉嫌學術不端、百餘篇之前發表的論文莫名被撤事件。據悉，39歲的梁瑩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青年學者項目等多個人才支持計劃的入選者。
“頭銜要和學術含量相稱，有了這個頭銜之後如何抑制學術學風出問題？”南京一高校不願具名的學者指出。
釐清“帽子”標籤與學術的關係也許是一個辦法。2018年11月，教育部發布《關於開展清理“唯論文、唯帽子、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專項行動的通知》，提出各校要開展“五唯”清理，進一步淡化“帽子”概念，引導人才稱號迴歸學術性、榮譽性本質。
2018年9月，教育部推出新的《“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管理辦法》，明確規定受聘人員和高校使用稱號時必須註明入選年度，聘期結束後不得在項目申報、評審評價中使用稱號。
同時完善“長江學者”退出機制，明確了8種退出情形，包括聘期內違規離崗、到崗時間不足、聘期考核不合格會被解約退出；違反師德師風、學術道德情節嚴重的，將被強制退出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部近兩年公佈的部門決算數據中，2017年和2018年，教育部因調離受聘崗位、到崗時間不足、擔任領導崗位等緣由，停發了152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講座教授和青年學者的獎金。
此外，2018年末，教育部按程序撤銷了南京大學梁瑩、南京大學瀋陽以及中山大學張鵬的“青年長江學者”或“長江學者”稱號。
南京大學在警示教育大會上通報了對梁瑩的處理情況。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新聞網
高校爭搶“帽子”源於評價“指揮棒”
但，解決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
“（本校）匯聚了23名兩院院士、47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教授、40名‘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4名國家級教學名師等高層次人才和6個國家級教學團隊、4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10個教育部‘長江學者’創新團隊……”這是北京理工大學官網的介紹。
而在大多數高校官網的概況欄，都能找到這樣表述和數字，以示學校實力。而記者同時也發現，有不少高校，對“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和講座教授”、“千人計劃”等人才進行長期公開招聘。
高校間的“搶帽子大戰”也因此而生。
2017年，有媒體報道，華東政法大學在當年招聘中為學科領軍人才開出100萬年薪、800萬元房補。而中西部地區及東北地區則成了人才被挖的重災區。據報道，西北農林大學2000年至2003年間共調出125人，包括當時僅有的1名“長江學者”；新疆醫科大學2004年至2014年10年間共流失197人……以至於2017年全國兩會前，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呼籲東部各高校對中西部高校的人才“手下留情”：“挖走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
2019年9月，對於惡性競爭引進國字頭“帽子”的亂象，教育部在答覆提案時表示，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還是人才的無序流動，並給出“藥方”：一是在2017年印發《關於堅持正確導向促進高校高層次人才合理有序流動的通知》和在2018年印發《關於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堅決杜絕搶挖“帽子”人才等短期行為。二是簽署《高校人才工作聯盟公約》，推進建設高校自律約束機制。
然而這“藥方”是否對症？對此仍有人存疑。
更多人注意到了評價“指揮棒”。多位高校學者指出，“帽子”人才之所以獲學校重視，是由於這些指標與國家對高校的評價體系有關聯。學科評估、雙一流建設、國家實驗室評估……多一個人才，就意味著學校在評估中位置更進一步。
“這需要在學科評價系統中克服。”上述不願具名的學者對新京報記者解釋，例如在學科評價系統中，頭銜數量不納入評價系統，或者聘期後不計入評價系統只以學術成果為指標，這樣可以抑制一些無序流動。
顯然，教育部注意到了這一問題。在雙一流建設項目中，教育部曾試圖“不與各類頭銜的人才數量、各類基地平臺條件等掛鉤”；在2016年啟動的學科評估中，也試圖改變“以學術頭銜評價學術水平”（俗稱“數帽子”）的做法，比如“長江學者”等不會自動換算成分值，而採用“代表性骨幹教師”和“師資隊伍結構”相結合的方法評價教師隊伍。同時，規定教師成果歸屬按成果產生時的“產權單位”界定，不隨人移，抑制“搶帽子”等人才無序流動現象。
但即便如此，各高校在評估中對“帽子”的重視仍未減弱。中國傳媒大學2018年高層次人才招聘公告中明確寫道：“2018年，學校將以推進‘一流學科’建設為引領，面向海內外全面招聘優秀人才，誠邀海內外各層次優秀人才依託我校申報國家‘千人計劃’、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等各類人才項目。”
“大學的狀況一時半會改善不了。”江笑林說。
“稱號”讓學術界變成名利場？
“‘帽子’過多過亂，已經背離了人才計劃的初衷。”2017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光機所信息光學與光電技術實驗室研究員王向朝提出對國內人才計劃的擔憂：“年輕人都以戴上‘帽子’作為追求，而不去真正熱愛科學，投身於科研事業，更無法安心地去創新”。
抱有這種擔憂的不僅王向朝一個人。在採訪中，江笑林提到，現在不但有所謂“長江學者”，還有“珠江學者”等，名山大川都被拿來作為名目定義帽子。“這股風，對於學術風氣是有害的。”
“國家及學校資源過多地集中在‘帽子’周圍，有教授拿到帽子，就去外面參加各種會議、活動邀約，但手握的幾百萬元科研經費又要交賬，只好再招學生來打理，最後交的賬就可能存在許多問題。”江笑林說。
在他看來，“帽子”對於學術的負面影響超過正面作用。“帶壞了學風，另外勢必有一些真正需要資源的老師得不到資源，挫傷積極性。”
2018年兩會期間，臺灣籍全國人大代表、同濟大學教授張雄向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了關於取消長江學者之類學者稱號評選的建議。
張雄在建議中稱，有高校為提升人才評估指標，百萬年薪挖走兄弟院校的“長江學者”，造成不良影響；對青年學者個人而言，這些稱號關乎名譽聲望，是獲取科研資源、高薪酬和行政職位的籌碼。這種氛圍下，學術界變成了名利場。
對於是否贊同取消長江學者稱號，學界意見不一。
在江笑林看來，機制應對每一位認真做學問的人都保證很好的科研條件，待遇差距不要過大，至少沒有牟利空間，這樣就會趕走一些不為學術只求名利的人。“還是取消這類帽子的好，讓教師安靜地迴歸教室、迴歸實驗室。”
但也有學者認為，取消稱號是因噎廢食的行為，且“取消之後，已有的‘帽子’更值錢，問題反而更嚴重。”
記者採訪發現，不同地區、不同學科的學者，對此持有不同觀點。
南京某高校一位不願具名的文科學者認為，取消“長江學者”稱號對文科發展是不利的。“因為文科很難參與院士、傑青之類的其他榮譽，長江學者是唯一高級別的榮譽。”
在上述文科學者看來，問題關鍵不在是否取消稱號，而在於評審要規範。他認為，“傑青”評選這些年問題較少，量化的評價機制起到了一定作用。相較而言，應改變長江評長江、長江推長江的評審機制，避免裙帶化和派系化問題；此外，雖然文科評估存在難以量化的問題，但“有的地方該量化的還要量化，特別是初審的通訊評審，還是有一定客觀性的。”
“對於發展中階段的地區和高校來說，這一榮譽稱號仍舊是需要的。”西部某重點高校一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告訴新京報記者，對於資源豐富的頂尖大學來說，一個頭銜無足輕重，但許多高校遠遠比不上這些頂尖高校，教授水平還是參差不齊的。
這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認為，這種情況下，仍舊需要領頭羊，需要激勵，至少一個教授可以帶幾個年輕人起來是可以做到的。“當我們發達了，就不用帽子來激勵了，就不會搶帽子了。”
新京報記者 馮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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