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讲秦系文字，必须先从《史籀篇》讲起，因为这是秦文字的主要来源。
《史籀篇》是中国最古的一部字书，据丛文俊先生考证，该字书应作于西周宣王时。
许慎《说文解字序》云：“及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由此可知，“籀”为人名，其官职为太史，是为《史籀篇》的作者，后来人们将《史籀篇》中的文字式样称为“籀文”。西周厉王时青铜器《（走马）鼎》铭文中有一句话“史留受王命书”，据考证，“史留”即为“史籀”，所以也说《史籀篇》应为“史留篇”，或者说《（走马）鼎》中铭文的“留”字为假借，尚无定论。
西周宣王时，作《史籀篇》以规范天下文字。但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东南各诸侯国文字均逐渐脱离《史籀篇》字书式样，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就在这一时期，由于秦国僻居西土，不与东南各国往来，加上秦国先君为王室大夫，一直奉行着《史籀篇》。这种文化上的封闭状态，使得秦文字一直平稳地延续着籀文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发现较少，其金文大致延续着宗周大篆的传统，仅在风格和字形上有所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字形逐渐简化，图案化特征日趋明显，最终发展成为小篆的前期形态。
《秦公钟》，1978年出土于陕西，共8枚，其中甬钟5枚，钮钟3枚，“钮”或名为“缚”，所以也将其区别为《秦公钟》《秦公缚》，均作于春秋早期。钟、缚同铭，字形体势也完全一致，仅风格上有细微差异。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图案化程度高，线条的排叠转曲均与西周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近似。
《秦公钟》线条略粗，微呈弧形内敛，笔力较为平实，类于玉箸，气宇轩昂而中含内敛。
《秦公缚》线条精纯圆瘦，笔势较为开放，笔力强如铁线，骨骼清健而神采流溢。
《秦公簋》书刻年代尚存争议，丛文俊先生将其书刻时间定于春秋中晚期。《秦公簋》铭文图案化程度较高字形方正，笔势拗折，线条坚实强劲，颇有一股郁勃凶悍之气。
《商鞅錞》作于秦孝公十六年，是战国中期典型的秦文草体刻铭，刻制草率，其字形近于秦简牍中的手写式样，与早期隶书有很大的相似性，秦文“隶变”大致可以溯源至此。
《商鞅方升》作于秦孝公十八年，是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时下发的标准量器。其铭文刻制略近于小篆，线条瘦硬，体势开阔，虽然也略为草率，但较之《商鞅錞》仍属于规范式样。
《新郪虎符》作于秦始皇五年前后，字形方正工美，字体已近于秦小篆，但保留了一些较古的写法，应为后来的“秦书八体”之一的“刻符”。
秦统一前刻于石上的文字并不多见，而最值得称道的当属《石鼓文》，有学者认为它是最早的石刻作品，称之为“石刻之祖”，但这是不准确的说法。早在商代，已有文字刻于石磬、石簋之上，不过那些都是偶然的刻画，不能算做佳构。
堪称佳构的先秦石刻作品，主要有《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和《诅楚文》三件，有学者认为《石鼓文》为先秦最早的石刻佳作（《中国书法简史（王镛著）》持此观点），
但据丛文俊先生考证，《秦公大墓石磬刻字》当早于《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作于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这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石鼓文》的书刻年代。由于《秦公大墓石磬刻字》发现较晚（1976年出土），而《石鼓文》早在唐代就已出土，所以在发现该石磬前认为《石鼓文》为最早的石刻佳作，这是合理的。而在1976年发现此石磬刻字以后，再加上《石鼓文》的书刻年代历来颇受争议，因此《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与《石鼓文》到底何者更早，尚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认同的是，二者书刻年代相距不远，均作于春秋中晚期，且均为秦国作品。此处依据丛文俊先生观点，推《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为最早的秦国刻石佳作进行介绍。
《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作于秦景公四年（前574年），1976年出土于陕西凤翔。此石磬质地细腻，光洁如镜，每磬皆有铭文，语句整齐，郎朗入韵。由于石质细腻，又出土较晚，加上契刻精工，所以该石磬铭文线条清秀柔美，温文尔雅，字形略显狭长，整体布局疏朗开阔，予人一种清新隽秀之气，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秦统一后精致工美的小篆。
《石鼓文》，春秋中晚期秦国刻石作品，共十石，唐代初年出土，因其形状类于鼓形，故以此命名，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其文字内容记载了秦国君王游猎之事，因古代把原形的碑称为“碣”，所以石鼓文又被称为“猎碣”。
《石鼓文》在文物、书法、史料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自唐代出土以来，历代对其著录、歌咏、考证者不计其数，如韦应物、韩愈、欧阳修等。《石鼓文》的唐初拓本现已不存，现今存宋代拓本，精拓者主要有“先锋本”“中权本”“后劲本”三种版本。
《石鼓文》的字形与《虢季子白盘》《秦公钟》《秦公簋》文字一脉相承，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刻石，是西周金文向秦小篆过渡的重要桥梁。
其字用笔粗细均匀，较之西周金文更加规整，而较之秦小篆则更加拙朴，其字形不像秦小篆那样取纵势，而是趋于正方形结体。整体上，它不如秦篆一般规矩、匀称，而是略有生动纯朴之气，且基本保持了西周大篆的传统，笔力内含，秀气而不呆板，犹如屈铁。
虽然《石鼓文》出土于唐代，但在清代碑学兴起以前，学书者多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等帖派书家。清代碑学兴起以后，《石鼓文》以其浑厚古朴之气备受书家青睐，学习《石鼓文》而著名的书家最成功的当属吴昌硕，昌硕一生钟情石鼓，自云“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确也如此，吴昌硕自年轻时临写石鼓，最初谨守其法，而后渐渐加入自己的理解，且笔力为之坚劲，至老仍临之不辍，厚重沉稳，高古雄强，渐入化境。可以说，吴昌硕因石鼓文而显，石鼓文也因吴昌硕而贵。
《诅楚文》，是秦楚交战前秦人诅咒楚国、祭告神明以求佑助的祝文，刻于战国晚期秦惠文王十三年，时当楚怀王十七年。原石已不存，原拓亦不存，现存最佳版本是元代重摹刻本，称“中吴本”，韵度优雅，气息平淡，古意略存。但毕竟是后人摹刻，所以线条多出锋，转曲柔美，是宋人摹刻古器铭文的一贯风格，元人仍延续之。
“隶变”是指战国中晚期至秦汉时期文字从篆书演变为隶书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发生于
秦和西汉早期的日常书写体中。至西汉中期，隶书发展成熟。隶变的早期特征：隶变是建立在篆书俗写字形基础上的书写性简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笔势的变化，使曲线变为直线，改垂引为斜出；二是出现超长笔画，最终形成隶书的“蚕头燕尾”；
三是笔顺、笔画连接方式、位置关系等的变化。
隶变溯源：隶变来源于简化的“篆引”，所以隶变可以从西周时期的草体大篆中寻找源头。在专题二中，我们介绍到《散氏盘》时，称其为“草篆”，所以隶变最早可以追溯到《散氏盘》。
其次，在专题三中，我们介绍到隶变主要发生于秦文字中，与六国古文是基本没有联系的，所以隶变的溯源只能从秦文字中的草体“篆引”中考察，因此我们可以在秦文字中将隶变追溯到战国中晚期的
《商鞅錞》。但以上所述的两件作品都只能算作草体的“篆引”，或者说是隶变的萌芽，而真正表现很明显的隶变痕迹，则要晚至战国晚期的秦文简牍。
考察隶变，也主要是从现存的秦系简牍和西汉早期简牍墨迹入手的，这种隶书发展成熟以前的带有隶书样式的文字式样，被称作“古隶”。先秦时期的秦国简牍代表作主要有《青川木牍》《云梦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里耶秦简》四件，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青川木牍》，1979年出土于四川省青川县，现藏四川省博物馆。此批木牍书于秦武王二年至四年，牍书两面，字形尚处于隶变初期阶段，用笔浑朴圆浑，仍是篆书笔法，但大多数字形已出现隶书笔势、笔顺和笔画连接方式，这种篆法隶势、古今结构一应俱全的文字是隶变的初期式样。
《云梦秦简》，1975年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应是秦昭王二十九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大约六十年间的作品。其字体为早期隶书，由对篆书的省简和草写而来，有些字形结构尚保留篆书的成分，但用笔已有了明显的波挑和转折动作，就总体而言，《云梦秦简》的隶书特征要比《青川木牍》更加成熟。此批秦简笔致浑厚，平实质朴，与楚系简牍的烂漫恣肆形成鲜明的对比。
《天水放马滩秦简》，1986年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应书于始皇八年以前，分为《日书》甲种本和《日书》乙种本。
《日书》甲种本体势修美，斜画多拖曳长出，早期隶书的特征基本清楚，但是其字有典型的头粗尾细古文蝌蚪笔法，据此可知作者应是三晋旧民，入秦以后虽书写秦文字但带有原有习惯。
《日书》乙种本的字形式样与《云梦秦简》相似。因此，秦文隶变的过程中也并非完全与六国古文毫不相干，而是也受到了六国古文的影响，但仅有影响作用，单纯的六国文字是无法与后来的隶书形成完整系统的。
《里耶秦简》，2002出土于湖南里耶，总数达36000余枚，这批简的字体与《云梦秦简》相似，为早期隶书，且内容主要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前后的官方文书档案，表明这种日常手写体已经得到官方认可。但这批简与其他秦简不同，是木简，简也比较宽，一片通常书写多行字，类似木牍，其书法体势也因为多行而呈纵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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