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秦系文字，必須先從《史籀篇》講起，因為這是秦文字的主要來源。
《史籀篇》是中國最古的一部字書，據叢文俊先生考證，該字書應作於西周宣王時。
許慎《說文解字序》雲：“及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由此可知，“籀”為人名，其官職為太史，是為《史籀篇》的作者，後來人們將《史籀篇》中的文字式樣稱為“籀文”。西周厲王時青銅器《（走馬）鼎》銘文中有一句話“史留受王命書”，據考證，“史留”即為“史籀”，所以也說《史籀篇》應為“史留篇”，或者說《（走馬）鼎》中銘文的“留”字為假借，尚無定論。
西周宣王時，作《史籀篇》以規範天下文字。但平王東遷以後，王室衰微，禮崩樂壞，東南各諸侯國文字均逐漸脫離《史籀篇》字書式樣，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就在這一時期，由於秦國僻居西土，不與東南各國往來，加上秦國先君為王室大夫，一直奉行著《史籀篇》。這種文化上的封閉狀態，使得秦文字一直平穩地延續著籀文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秦國青銅器發現較少，其金文大致延續著宗周大篆的傳統，僅在風格和字形上有所變化，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字形逐漸簡化，圖案化特徵日趨明顯，最終發展成為小篆的前期形態。
《秦公鍾》，1978年出土於陝西，共8枚，其中甬鍾5枚，鈕鍾3枚，“鈕”或名為“縛”，所以也將其區別為《秦公鍾》《秦公縛》，均作於春秋早期。鍾、縛同銘，字形體勢也完全一致，僅風格上有細微差異。二者的共同特點是圖案化程度高，線條的排疊轉曲均與西周宣王時的《虢季子白盤》近似。
《秦公鍾》線條略粗，微呈弧形內斂，筆力較為平實，類於玉箸，氣宇軒昂而中含內斂。
《秦公縛》線條精純圓瘦，筆勢較為開放，筆力強如鐵線，骨骼清健而神采流溢。
《秦公簋》書刻年代尚存爭議，叢文俊先生將其書刻時間定於春秋中晚期。《秦公簋》銘文圖案化程度較高字形方正，筆勢拗折，線條堅實強勁，頗有一股鬱勃兇悍之氣。
《商鞅錞》作於秦孝公十六年，是戰國中期典型的秦文草體刻銘，刻制草率，其字形近於秦簡牘中的手寫式樣，與早期隸書有很大的相似性，秦文“隸變”大致可以溯源至此。
《商鞅方升》作於秦孝公十八年，是戰國中期商鞅變法時下發的標準量器。其銘文刻制略近於小篆，線條瘦硬，體勢開闊，雖然也略為草率，但較之《商鞅錞》仍屬於規範式樣。
《新郪虎符》作於秦始皇五年前後，字形方正工美，字體已近於秦小篆，但保留了一些較古的寫法，應為後來的“秦書八體”之一的“刻符”。
秦統一前刻於石上的文字並不多見，而最值得稱道的當屬《石鼓文》，有學者認為它是最早的石刻作品，稱之為“石刻之祖”，但這是不準確的說法。早在商代，已有文字刻於石磬、石簋之上，不過那些都是偶然的刻畫，不能算做佳構。
堪稱佳構的先秦石刻作品，主要有《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石鼓文》和《詛楚文》三件，有學者認為《石鼓文》為先秦最早的石刻佳作（《中國書法簡史（王鏞著）》持此觀點），
但據叢文俊先生考證，《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當早於《石鼓文》。《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作於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時，這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只是《石鼓文》的書刻年代。由於《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發現較晚（1976年出土），而《石鼓文》早在唐代就已出土，所以在發現該石磬前認為《石鼓文》為最早的石刻佳作，這是合理的。而在1976年發現此石磬刻字以後，再加上《石鼓文》的書刻年代歷來頗受爭議，因此《秦公大墓石磬刻字》與《石鼓文》到底何者更早，尚不能做出結論。但有一點可以認同的是，二者書刻年代相距不遠，均作於春秋中晚期，且均為秦國作品。此處依據叢文俊先生觀點，推《秦公大墓石磬刻字》為最早的秦國刻石佳作進行介紹。
《秦公大墓石磬刻字》，作於秦景公四年（前574年），1976年出土於陝西鳳翔。此石磬質地細膩，光潔如鏡，每磬皆有銘文，語句整齊，郎朗入韻。由於石質細膩，又出土較晚，加上契刻精工，所以該石磬銘文線條清秀柔美，溫文爾雅，字形略顯狹長，整體佈局疏朗開闊，予人一種清新雋秀之氣，使人很容易聯想到秦統一後精緻工美的小篆。
《石鼓文》，春秋中晚期秦國刻石作品，共十石，唐代初年出土，因其形狀類於鼓形，故以此命名，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其文字內容記載了秦國君王遊獵之事，因古代把原形的碑稱為“碣”，所以石鼓文又被稱為“獵碣”。
《石鼓文》在文物、書法、史料等方面具有極高的價值。自唐代出土以來，歷代對其著錄、歌詠、考證者不計其數，如韋應物、韓愈、歐陽修等。《石鼓文》的唐初拓本現已不存，現今存宋代拓本，精拓者主要有“先鋒本”“中權本”“後勁本”三種版本。
《石鼓文》的字形與《虢季子白盤》《秦公鍾》《秦公簋》文字一脈相承，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刻石，是西周金文向秦小篆過渡的重要橋樑。
其字用筆粗細均勻，較之西周金文更加規整，而較之秦小篆則更加拙樸，其字形不像秦小篆那樣取縱勢，而是趨於正方形結體。整體上，它不如秦篆一般規矩、勻稱，而是略有生動純樸之氣，且基本保持了西周大篆的傳統，筆力內含，秀氣而不呆板，猶如屈鐵。
雖然《石鼓文》出土於唐代，但在清代碑學興起以前，學書者多宗法王羲之、王獻之等帖派書家。清代碑學興起以後，《石鼓文》以其渾厚古樸之氣備受書家青睞，學習《石鼓文》而著名的書家最成功的當屬吳昌碩，昌碩一生鍾情石鼓，自雲“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確也如此，吳昌碩自年輕時臨寫石鼓，最初謹守其法，而後漸漸加入自己的理解，且筆力為之堅勁，至老仍臨之不輟，厚重沉穩，高古雄強，漸入化境。可以說，吳昌碩因石鼓文而顯，石鼓文也因吳昌碩而貴。
《詛楚文》，是秦楚交戰前秦人詛咒楚國、祭告神明以求佑助的祝文，刻於戰國晚期秦惠文王十三年，時當楚懷王十七年。原石已不存，原拓亦不存，現存最佳版本是元代重摹刻本，稱“中吳本”，韻度優雅，氣息平淡，古意略存。但畢竟是後人摹刻，所以線條多出鋒，轉曲柔美，是宋人摹刻古器銘文的一貫風格，元人仍延續之。
“隸變”是指戰國中晚期至秦漢時期文字從篆書演變為隸書的過程，這一過程主要發生於
秦和西漢早期的日常書寫體中。至西漢中期，隸書發展成熟。隸變的早期特徵：隸變是建立在篆書俗寫字形基礎上的書寫性簡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是筆勢的變化，使曲線變為直線，改垂引為斜出；二是出現超長筆畫，最終形成隸書的“蠶頭燕尾”；
三是筆順、筆畫連接方式、位置關係等的變化。
隸變溯源：隸變來源於簡化的“篆引”，所以隸變可以從西周時期的草體大篆中尋找源頭。在專題二中，我們介紹到《散氏盤》時，稱其為“草篆”，所以隸變最早可以追溯到《散氏盤》。
其次，在專題三中，我們介紹到隸變主要發生於秦文字中，與六國古文是基本沒有聯繫的，所以隸變的溯源只能從秦文字中的草體“篆引”中考察，因此我們可以在秦文字中將隸變追溯到戰國中晚期的
《商鞅錞》。但以上所述的兩件作品都只能算作草體的“篆引”，或者說是隸變的萌芽，而真正表現很明顯的隸變痕跡，則要晚至戰國晚期的秦文簡牘。
考察隸變，也主要是從現存的秦系簡牘和西漢早期簡牘墨跡入手的，這種隸書發展成熟以前的帶有隸書樣式的文字式樣，被稱作“古隸”。先秦時期的秦國簡牘代表作主要有《青川木牘》《雲夢秦簡》《天水放馬灘秦簡》《裡耶秦簡》四件，下面分別進行介紹。
《青川木牘》，1979年出土於四川省青川縣，現藏四川省博物館。此批木牘書於秦武王二年至四年，牘書兩面，字形尚處於隸變初期階段，用筆渾樸圓渾，仍是篆書筆法，但大多數字形已出現隸書筆勢、筆順和筆畫連接方式，這種篆法隸勢、古今結構一應俱全的文字是隸變的初期式樣。
《雲夢秦簡》，1975年出土於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應是秦昭王二十九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大約六十年間的作品。其字體為早期隸書，由對篆書的省簡和草寫而來，有些字形結構尚保留篆書的成分，但用筆已有了明顯的波挑和轉折動作，就總體而言，《雲夢秦簡》的隸書特徵要比《青川木牘》更加成熟。此批秦簡筆致渾厚，平實質樸，與楚系簡牘的爛漫恣肆形成鮮明的對比。
《天水放馬灘秦簡》，1986年出土於甘肅省天水市放馬灘秦墓，應書於始皇八年以前，分為《日書》甲種本和《日書》乙種本。
《日書》甲種本體勢修美，斜畫多拖曳長出，早期隸書的特徵基本清楚，但是其字有典型的頭粗尾細古文蝌蚪筆法，據此可知作者應是三晉舊民，入秦以後雖書寫秦文字但帶有原有習慣。
《日書》乙種本的字形式樣與《雲夢秦簡》相似。因此，秦文隸變的過程中也並非完全與六國古文毫不相干，而是也受到了六國古文的影響，但僅有影響作用，單純的六國文字是無法與後來的隸書形成完整系統的。
《裡耶秦簡》，2002出土於湖南里耶，總數達36000餘枚，這批簡的字體與《雲夢秦簡》相似，為早期隸書，且內容主要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前後的官方文書檔案，表明這種日常手寫體已經得到官方認可。但這批簡與其他秦簡不同，是木簡，簡也比較寬，一片通常書寫多行字，類似木牘，其書法體勢也因為多行而呈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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