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先生的《蘇東坡突圍》或是一篇白話而論的洗冤錄，但看悟了東坡的氣節之盛，便也不辜負餘先生為省世人的一番苦心。
記得東坡有一賦《賀新郎》文末一句是：“穠豔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來，又恐被秋風驚綠，待君來向此。”石榴花之比便如他的處境，一個文人政客，如初花般渴望一展風采，又陷於新舊兩派的政鬥，便有綠意也得捲枝而靜待。東坡的作品大多如此，不願一語道破心中的所想所望，而是化此借喻，十分高明。
餘先生從《念奴嬌》講起，從此文的“正”與“誤”開始了對蘇軾的講述。所謂的“正”“誤”只是質疑黃州赤壁到底是不是三國的混戰之處，蘇軾是否懷古錯了地方而已。這所謂“正”“誤”來批判蘇軾有什麼意義麼？
貶於黃州，大多數人只會萬念俱灰，只求不再捲入這戰爭罷了。可蘇軾的不凡正在於此，他選擇宣戰，大聲地告訴他的政敵，大江可去，浪花可盡，我，蘇軾，千古風流難泯，豪情不滅。對勁旅不重顱頭下，這應該是餘先生告訴我們成功的人必備的一種精神。
烏臺詩案是蘇軾人生的一個折點，刑獄而示眾，用余光中先生的話說：“這貧瘠的土地放逐了世界偉大的詩人。”這讓我想起了高爾基文章中的一個場景：一支充滿鬥志的海燕翔於風雨之中。那高傲的海燕呀，蘇軾也這樣自比過，他的一闕《卜算子》中寫道：“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凌駕於萬丈寒空，只有這一雁驚鴻。
高處不勝寒，正因為才華出眾、政見覆通又直言不諱，才屢遭人迫害。蘇軾如自己筆下的雁，寂寞卻孤傲，圍城卻突圍。余光中先生的心思甚是縝密，讚揚蘇軾的時候也不忘就事論事，這辨證的思想正是他所有文字令人著迷之處。
蘇公曾為好友沈括賦詩一首，可這首詩也成為了沈括構陷友人的武器。妒於蘇公之人確實不少，皇上也擋不住這群被利益矇眼的妄人。無奈苦了蘇公輾轉於北都與中原之南，到了最後，甚至無片瓦遮身只可住進寺中，與死寂的佛像談心。
蘇公自引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欲加之罪，排擠之苦非常人可承受。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這只是一個想要成功的人必要經歷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卻讓蘇公於磨礪之中得到了“其所不能”。
蘇東坡沒有怨天尤人沉溺於命運之中，也沒有急功近利，隱下復仇的種子。蘇軾，他恨嗎？悔嗎？怨嗎？他不恨嗎？不悔嗎？不怨嗎？他不該恨嗎？不該悔嗎？不該怨嗎？蘇公若是想不通這凡夫俗子的問題，便也當不起我這深夜與其相伴。
蘇東坡在意的是人生這一路，眼中所見的風景，一邊作詩寫白雲大川之壯美，寫山河碧天之秀麗，一路風景一路歌矣。蘇軾這一路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心境，有“柳綿少吹，天涯芳草”的豁達。容而對世，寬納百川，蘇公的寬容是一種高遠的境界，延綿千秋，萬載流芳。
這篇可以算作是讀餘秋雨先生的《蘇東坡突圍》的一篇讀書筆記，前前後後整理了兩三次，似乎也沒有什麼邏輯可言，更不可奢求自己能讀懂餘秋雨先生一絲半點的突圍之意，再言之蘇公更不敢大話，但我想餘秋雨先生也有此想吧。
餘秋雨先生是要為了蘇公突圍，突出這“正”“誤”的侷限，跨越歷史的鴻溝。餘秋雨先生不惜竭墨而為蘇公作記，更是為了我輩困頓之才，渡我輩不枉此生。
閱讀更多 33樓半的月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