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的《苏东坡突围》或是一篇白话而论的洗冤录，但看悟了东坡的气节之盛，便也不辜负余先生为省世人的一番苦心。
记得东坡有一赋《贺新郎》文末一句是：“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来，又恐被秋风惊绿，待君来向此。”石榴花之比便如他的处境，一个文人政客，如初花般渴望一展风采，又陷于新旧两派的政斗，便有绿意也得捲枝而静待。东坡的作品大多如此，不愿一语道破心中的所想所望，而是化此借喻，十分高明。
余先生从《念奴娇》讲起，从此文的“正”与“误”开始了对苏轼的讲述。所谓的“正”“误”只是质疑黄州赤壁到底是不是三国的混战之处，苏轼是否怀古错了地方而已。这所谓“正”“误”来批判苏轼有什么意义么？
贬于黄州，大多数人只会万念俱灰，只求不再卷入这战争罢了。可苏轼的不凡正在于此，他选择宣战，大声地告诉他的政敌，大江可去，浪花可尽，我，苏轼，千古风流难泯，豪情不灭。对劲旅不重颅头下，这应该是余先生告诉我们成功的人必备的一种精神。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折点，刑狱而示众，用余光中先生的话说：“这贫瘠的土地放逐了世界伟大的诗人。”这让我想起了高尔基文章中的一个场景：一支充满斗志的海燕翔于风雨之中。那高傲的海燕呀，苏轼也这样自比过，他的一阙《卜算子》中写道：“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凌驾于万丈寒空，只有这一雁惊鸿。
高处不胜寒，正因为才华出众、政见复通又直言不讳，才屡遭人迫害。苏轼如自己笔下的雁，寂寞却孤傲，围城却突围。余光中先生的心思甚是缜密，赞扬苏轼的时候也不忘就事论事，这辨证的思想正是他所有文字令人着迷之处。
苏公曾为好友沈括赋诗一首，可这首诗也成为了沈括构陷友人的武器。妒于苏公之人确实不少，皇上也挡不住这群被利益蒙眼的妄人。无奈苦了苏公辗转于北都与中原之南，到了最后，甚至无片瓦遮身只可住进寺中，与死寂的佛像谈心。
苏公自引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欲加之罪，排挤之苦非常人可承受。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只是一个想要成功的人必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却让苏公于磨砺之中得到了“其所不能”。
苏东坡没有怨天尤人沉溺于命运之中，也没有急功近利，隐下复仇的种子。苏轼，他恨吗？悔吗？怨吗？他不恨吗？不悔吗？不怨吗？他不该恨吗？不该悔吗？不该怨吗？苏公若是想不通这凡夫俗子的问题，便也当不起我这深夜与其相伴。
苏东坡在意的是人生这一路，眼中所见的风景，一边作诗写白云大川之壮美，写山河碧天之秀丽，一路风景一路歌矣。苏轼这一路有“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心境，有“柳绵少吹，天涯芳草”的豁达。容而对世，宽纳百川，苏公的宽容是一种高远的境界，延绵千秋，万载流芳。
这篇可以算作是读余秋雨先生的《苏东坡突围》的一篇读书笔记，前前后后整理了两三次，似乎也没有什么逻辑可言，更不可奢求自己能读懂余秋雨先生一丝半点的突围之意，再言之苏公更不敢大话，但我想余秋雨先生也有此想吧。
余秋雨先生是要为了苏公突围，突出这“正”“误”的局限，跨越历史的鸿沟。余秋雨先生不惜竭墨而为苏公作记，更是为了我辈困顿之才，渡我辈不枉此生。
閱讀更多 33樓半的月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