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染病不僅對經濟社會的發展造成一定的影響，也對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歷屆政府都有各自的預防和診治的方，下面就20世紀中國對重大傳染病的防治進行梳理。
一、清末東北鼠疫的防治
1910年暴發於東北的鼠疫、首先是由俄國傳入我國的滿洲里，之後迅速向我國東北及關內蔓延。時任東三省總督的錫良一方面以防疫純屬中國內政為由，以此來排除日本及俄羅斯以防疫為由覬覦東北和干涉中國內政的野心；另外一方面亦從奉天調派醫生到哈爾濱等地進行防疫。清政府在1910年12月份得知疫情之後，隨即派遣了外務部的施肇基前往東北進行防疫。而施肇基到任後不久，又推薦了受過西醫學訓練以及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等的醫學博士伍連德到東北從事防疫工作。
在東三省總督錫良的支持下，伍連德被任命為東北的總醫官，全權負責整個東北的防疫事務，標誌著整個東北的防疫戰役從此拉開了帷幕。在伍連德的主持下，防疫工作很快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根據他的回憶，伍連德當時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龐大組織的總司令，時常給醫生、警察、軍隊以及地方官吏下達防疫的命令，且要求他們嚴格執行各種防疫措施。在當時主要是採取了隔離以及查驗的方式與方法，以此來杜絕傳染病的蔓延。同時為了確保檢疫的嚴密性，不遺漏患者，伍連德要求以巡警為主，會同各地的醫生、紳商等組建患者搜索隊，每天對人群及住戶詳細清查，一旦發現患者，一方面將其迅速送往醫院的同時，另外一方面對其居住的場所實行封閉、消毒。對於人口比較集中的客棧、戲院以及妓院等檢查更為嚴格。不僅如此，在第一次清查的基礎上，還要進行第二次的排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集中收治患者，切斷患者與外界的聯繫，以縮小傳染的範圍。為了徹底隔絕傳染源，伍連德還調派了官兵一方面參與防疫事務的同時，一方面嚴令官兵對交通進行管制。面對患者激增的現狀，一方面建立新的醫院以收治患者，另一方面用貨車的車皮來隔離患者的家屬。在消毒殺毒方面，伍連德根據病毒存在的不同地點採取了不同的消殺方式。如針對空氣中存在的病毒，則採取了燃燒硫磺產生的濃煙進行消殺；針對牆壁、地面、傢俱等存在的病毒，則是利用石灰水進行消殺。在處理屍體方面，由於疫情暴發在冬天，天寒地凍，這些屍體便無法土葬。但這些屍體的存在顯然增加了傳染的風險，因此伍連德向清政府建議實行火葬，這雖然違背中國數千年的喪葬習俗，但是不如此不能將傳染源隔絕，不如此不能降低死亡率。因此伍連德的建議很快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對這些屍體實行火葬，很快就降低了死亡率。
與此同時，清政府還注重與國際的交流和合作，如1911年1月清政府外務部通過各國在華駐外使節和各種機構邀請各國專家到中國共同商討和研究鼠疫的防治辦法，這就是歷史上的“萬國鼠疫大會”。各國專家都對鼠疫的防治提供一些參考意見，這是我國第一次召開的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學術會議，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正是在各方的努力下，持續數月的東北鼠疫終於被撲滅。
二、1917-1918年華北鼠疫的防治
1917年至1918年的華北鼠疫首先暴發於綏遠安北縣扒子補隆的一座教堂裡，由於對鼠疫缺乏一定的認知，鼠疫開始突破綏遠，很快傳播到山西、山東、安徽等省市區，對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疫情發生之後，北洋政府及所屬地方行政機構相繼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鼠疫加以防控和診治，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疫情暴發之後，政府遲至12月才對疫情做出反應，從一定程度來說，政府的反應滯後亦是造成鼠疫大肆傳染的一個重要原因。儘管如此，政府亦不得不正面面對這場疫情，並且決定由執掌防疫事務的內務部組織防疫事宜。內務部在得到命令之後，採取了較為積極的防疫措施。首先設立防疫委員會，負責防疫的具體事項。防疫委員會之下又設置了檢疫委員、防疫事務委員和防疫區域視察員等，三者各司其職，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防疫的機構。第二就是籌集資金，經內務部協商，財政部撥款三萬元，之後向四國銀行團籌借七十二萬兩白銀，為北洋政府的防疫提供了資金支持。第三，根據疫情的傳播途徑、傳播範圍的大小及疫情的嚴重程度，劃定了疫情的範圍。內務部派遣相關人員協助地方防疫，並根據鼠疫的傳播途徑、範圍的大小及疫情的嚴重程度將其劃定為四個區域。第四，制定新的規章制度，使各地防疫有章可循。在內務部的主持下，相繼制定了《檢疫委員設置規則》《火車檢疫規則》以及《清潔方法消毒方法》等規章制度，不僅為防疫提供了明確的導向，亦為地方防疫提供了具體的方法，加速了地方防疫的進度。
鼠疫的防控需要中央與地方的密切合作，因此除了中央成立相應的機構管控整個大局之外，地方各級政府亦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成立相應的防疫機構，以加強對本地區疫情的防控。如山西發生疫情且出現患者死亡之後，在閻錫山的主導下，迅速對全區的交通進行了管制，並調派士兵把守各交通要道。另外，根據疫情的情況，閻錫山在全區設置了四道防線，嚴防傳染病的輸入和輸出。山西省亦設立了各種防疫和檢疫的機構，這些機構除了在省城的總防疫機構之外，在省城之外亦設立了各種分支機構。同時，山西省亦調派了一批醫護人員前往各防疫機構擔任防疫和救治患者的責任。各分支機構建立之後，這些分支機構的負責人基本上都是縣知事，並進一步將這些分支機構細化，如右玉縣在分支機構之下，就增設了負責公文往來的事務部、負責清潔街道的衛生部、負責調查傳染病、患者及疑似患者的調查部、負責傳染區以及病逝患者的消毒部、負責掩埋病逝患者的掩埋部等。從這些部門的添設中可以看出，山西省在防疫的過程中所採取的各種措施，也就是既要注重對患者的收治和隔離，亦注重日常的公共衛生，對其進行日常的消毒，亦達到對病毒的消殺。此外針對病逝的屍體，為了避免交叉傳染，往往由掩埋部派遣專業人士掩埋，這樣就減少了傳染源和降低了病死率。除了注重城市的防控之外，該縣亦注重農村的防控，如在有鼠疫的村莊仿照縣城設置了檢疫所，由村長擔任所長。並針對農村流動人員大的情況，在農村增設了行旅留養所一處，並針對農村貧困人口較多的特點以及這些受傳染的患者無力治療的問題，亦增設了貧民收容所，專門收治無力治療的貧苦群眾。此外，為了提高人群預防鼠疫的意識，使人們更好地認識鼠疫帶來的危害，亦在農村建立了講演所，由縣政府委派專業人士、副村長輪流宣講。至此，從中央、到省城、縣城乃至農村等都設立了防疫組織，調動了各階層的力量參與了這次防疫大業，亦提高了城市與農村的防控意識，亦為消滅鼠疫提供了條件，最終於1918年初將鼠疫撲滅。
三、1932年霍亂的防治
1932年的霍亂首先是在上海、武漢兩個港口城市發現的，然後沿著鐵路、公路、水路等向小城市及農村蔓延，波及範圍達到二百餘座縣城，死亡人數達四五十萬人，是民國以來暴發最大、波及範圍最廣、死亡人數最多的傳染病，嚴重威脅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為此霍亂髮生以來，南京國民政府及地方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採取了種種措施加以防疫。
作為主管醫療衛生的衛生署在疫情發生之後便聯合其他各大城市成立了各種防疫組織，同時由衛生署牽頭，與南京市政府及首都警察廳等在南京成立了首都預防霍亂聯合辦事處。除了成立各種機構和組織之外，衛生署亦派遣了大量的工作人員前往各地調查疫情，並與地方政府聯合開展防疫工作。同時聯絡地方的主管機關，對民眾舉行大規模的疫苗預防注射，並由起初的普遍注射，到最後的強迫注射，這樣就大大降低了傳染率，有效地遏制了霍亂的傳播。在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則成立臨時防疫醫院，注重對患者的收治和隔離。在各港口，衛生署亦要求各海港檢疫處開展海港檢疫，防止疫情的擴散。此外，衛生署亦要求中央防疫處加緊趕製與霍亂有關的疫苗，緊急送往疫區，加強對當地民眾的疫苗注射等。還採取了對飲用水及食物的日常消毒，加強公共衛生及個人衛生的宣傳等種種措施。
除了衛生署採取的措施之外，由於地方各級政府處於防疫的最前線，他們在屬地採取了種種措施加強對疫情的防控，如主張對管轄區內的公共衛生的管控。天津市不僅要求各警區管理人員挨戶清潔檢查外，亦要求對蒼蠅展開消殺。市公安局要求各自界內的衛生管理人員及時清除各自界內的穢土等垃圾，取締了小商小販售賣的各種不衛生的食品等。同時要求在廁所內外採取撒佈白石灰及噴灑消毒水的方式對病毒進行消殺。針對疫情傳播的特點，明確禁止在街上袒胸露乳，禁止大型貨車在街上行駛，以減少灰塵的擴散。同時明確要求戲院等在售票時應明確控制人數，減少人群的聚集給防疫帶來的不便等。針對市民亂倒垃圾的問題，天津市警察局專門製作了類似於垃圾桶的裝置，引導廣大市民將垃圾倒入垃圾桶，並明確要求清道夫每天清理兩次。除了注重公共衛生的管控之外，亦注重對交通的管制。疫情發生之後，除了一方面暫停汽車公路運輸，如山西暴發疫情之後，山西省政府隨即斷絕了運城與風陵渡的汽車交通；另外一方面亦明確要求鐵路禁止到達疫情嚴重的地區。除了管制交通之外，各級政府在交通要道及各港口等亦設立了檢疫處或者臨時檢疫所，以檢查過往的旅客，檢驗合格後方準乘坐交通工具或者遷往所要到達的目的地，對那些檢驗不合格的患者則要送到當地醫院進行隔離治療。管制交通與設立檢疫所或檢疫處是相統一的，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傳染源，亦方便了醫護人員對病人的及時治療等。此外有的地區還出現了對患者免費治療的現象，如江西省南昌市實行患者住院免費治療，對那些窮苦人士付不起車費的，則是由醫院墊付。為了收治患者，江西省還派出警察到各地調查患者，遇有未及時收治的患者，要第一時間送到附近醫院進行治療。患者達到醫院之後，江西省加強了對醫院的管控，要求警察日夜值守，加強對醫院交通的管控，病人未經醫院許可不得隨意出入。對於患者死亡的屍體的處理亦有所規定，即不能隨意挪移屍體，需要有專業人員進行處理，這樣這就避免了親屬與屍體的接觸，防止了病毒的傳播。最終持續數月的霍亂最終被撲滅。
四、1949年察北鼠疫的防治
察北鼠疫於1949年7月暴發於內蒙察盟租銀地的一個村莊，因對其缺乏瞭解，很快病毒在該村傳播開來，之後隨著人們的恐慌及擴散，很快在周圍傳播開來。由於這次鼠疫傳染性強，致死率高，因此能不能從根本上對鼠疫加以防治，是對新政權的一次考驗。各級人民政府本著對人民生命健康負責的態度，迅速採取了各種措施，最終將病毒加以消滅，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察北鼠疫發生之後不久，便引起了察哈爾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並於1949年10月召開了關於防疫的會議，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並且明確指出鼠疫是擺在人民群眾面前的最險惡的敵人，必須對其儘快防疫和消滅。會後便成立了各級防疫組織，並調派相關醫護人員前往疫區進行抗疫。同樣，察北鼠疫的暴發亦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為了儘快消滅察北鼠疫，政務院於1949年10月27日在北京召開了緊急防疫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恩來、彭真、陳雲、郭沫若、董必武等領導人，會議由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主持。從參加會議的人員構成可以看出，中央對察北防疫的高度重視。該會議一致作出如下決議，即封鎖交通、趕製藥品和調派醫務人員前往疫區、加強宣傳品的印刷、組建中央防疫委員會等。中央防疫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了政務院總理、宣傳部、衛生部、鐵道部等多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可見中央對此次防疫的重視程度，亦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各級人民政府對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高度重視。正是在這種重視之下，展開了對鼠疫的防控大決戰。
根據中央指示精神，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等多個部門亦發佈了防疫的措施，即為了防止疫情的擴散，明確要求傳染病暴發地所在縣城、區以及農村成立各級防疫機構，並且明確規定街道和農村每十戶成立一個防疫小組，這些防疫小組要隨時調查和向上級報告所轄十戶人員的健康狀況，這就為疫情的管控提供了方便。同時要求設立隔離病人的隔離醫院等。除了對疫區進行管控之外，對華北其他地區如山西、山東、北京、天津等省市區加強了管理，同樣設立了各種組織嚴防傳染病的輸入。
在各級政府指導和指示下，察北成立了各級防疫機構，逐步健全了各級防疫組織，尤其是對農村地區實行了以行政村為單位增設衛生委員，在自然村增設衛生員，且每十戶設一名衛生小組長，這樣就增強了農村的防控力量，加強了對疫情的監控，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的傳播。除了成立各種機構應對疫情之外，亦採取了種種措施。如針對農村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工作人員一方面對人民群眾擺事實、講道理，用活生生的例子對人民群眾加以說服和教育，使人民群眾學會怎樣用科學知識進行防疫。其二針對農村廣泛存在的燒香拜佛和跳神驅鬼等迷信現象和迷信做法嚴加禁止。其三積極指導人民群眾採取正確防疫的方法，例如針對農村的特點，工作人員將防疫的知識製作成電影，以更直觀和直接的方式引導廣大人民群眾。除了視覺衝擊之外，亦利用廣播、印刷報紙期刊等對人民群眾進行宣傳。正是這種輿論導向的影響之下，廣大人民群眾逐漸擺脫了恐慌和迷信，掌握了科學的防疫方法，這就為防疫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除了宣傳之外，亦採取了封鎖交通、停止移民的措施。政務院召開的防疫會議上就明確強調對交通的嚴密封鎖是關係疫情蔓延的關鍵，因此一方面調派軍隊對交通加以管控；另一方面責成各級人民政府及所屬鄉村街道等封鎖交通。從張家口到北京設置了三道防線，同時停止了到察哈爾等疫區的公路、鐵路等交通運輸。不僅如此，亦要求行人不得在行人道上行走。針對疫情傳播的特點，華北人民政府及華北軍區亦規定了封鎖的時限，即疫情地區要封鎖10到14天左右，如果此時間段內沒有發生疫情，可以解除封鎖，但是人員的出入仍要得到工作人員的檢疫合格後才能出入。同時亦停止了向邊疆移民的行動。封鎖交通和停止移民的措施的實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封鎖了病毒，縮小了病毒的傳染範圍，減少了醫護人員的工作量，有利於對疫情的防控。
由於老鼠是鼠疫的重要傳染源，因此在管制交通及封鎖疫區之後，各級政府就組織人民群眾對老鼠開展了捕捉運動，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顯地減少了傳染源。除此之外，各級政府在中央政府的號召之下，對人民群眾實施了注射疫苗，由於起初國內疫苗比較緊張，就從蘇聯進口了大批的血清，暫緩了燃眉之急。與此同時，中央政府亦要求天壇防疫處趕製大量疫苗，緩解了國內疫苗緊張的狀況，並對疫區的人民群眾進行注射，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此外，面對疫區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緊缺情況，一方面請求蘇聯支援的情況下，另一方面動員全國其他省份對疫區進行支援，緩解了疫區醫護人員及醫療資源緊張的狀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集中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也是察北地區鼠疫很快被撲滅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全國各地的支援以及國內外的合作下，最終撲滅了持續數月的察北疫情，切實維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安全。
（作者：簡玉祥 單位：黃淮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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