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經常聽老人講“伍子胥過韶關，一夜愁白髮”的故事。
這個歷史故事說的是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聽信讒言，廢了太子建，並殺太子師伍奢及其長子伍尚，伍奢的次子伍子胥慌忙逃命。當伍子胥逃到吳楚交界的韶關時，遇到重兵把守，一夜焦慮成白頭，後在東皋公的安排下，藉著白頭喬裝過關（《史記·伍子胥列傳》）。
這說明焦慮對人的衝擊力有多大！
當下，越來越多的人正經受著焦慮這頭莽牛的衝撞。
據原國家衛生部組織開展的大型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目前我國成人精神障礙終生患病率達16.57%，其中，焦慮症終生患病率為7.6%，全國約有8000萬名患者，是患病率最高的一種精神障礙性疾病，在臨床上表現為緊張、不安，伴有頭暈、心悸、震顫、呼吸困難等不適症狀，給患者、家庭和社會帶來了痛苦和負擔。
其實，焦慮是一種心性能量，適度焦慮可激發潛能、助力前行，過度焦慮則會損傷認知能力和社會功能，即俗話說的“人慌無事”，嚴重者會伴發其他精神障礙性疾病，如狂躁症、抑鬱症、精神分裂症等，如不及時診治，會演化出個人極端或厭世輕生行為。
過度焦慮最先、最大、最普遍的負產品就是失眠。
據統計，全球人的失眠率達到30%左右，也就是說，3到4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經受著失眠的痛苦。有資料顯示，在我國的成年人中，睡眠障礙的發生率高達38.2%，總量超過3億人，由此還催生出所謂“睡眠經濟”的新業態。許多人該睡時睡不著，不該睡時醒不來，甚至有的人躺在床上通宵達旦地醒著，是一種真正的煎熬！
從理論上講，焦慮的本質上是“一種伴有痛楚的情緒體驗”。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認為，焦慮是因為人無時不在“分離”之中：從出生時離開母體產生的原始焦慮開始，延續到嬰幼兒期對母親依戀和離開母親的緊張，進入青春期乃至成年期，隨著“超我”（即社會性的我）意識生成，抑制著諸如性、攻擊、貪婪等“本我”（生物性的我）的衝動，加之“自我”（現實中的我）存在空間的不時變換和行為選擇的困惑，每個人都面臨著由確定性轉向不定性的擔憂。就是在這種時時不安、事事惴惴中（即由確定性場景向不定性場景的轉換“分離”），導致了人的精神心理上的焦慮。
這種“分離”焦慮論契合了李澤厚的“人類學情本體論”：現代社會中的每個人都置身於面對未來預期、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的心理迫力之下，尤其是社會轉型期的價值觀念碰撞激盪、生活形態快速流變、高新技術層出不窮，加之社會競爭加劇，使人處於懸浮奔忙之中（快速分離焦慮），處於時刻面臨不確定性風險的夢幻般焦慮之中（情境變化焦慮）。焦慮人人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有的人能及時有效排解，有的人則淤積在胸，難以紓解，逐步累積加重。
事實上，焦慮與對象及時空有關。不同對象，不同時空，焦慮程度不同，理性能力兩樣。美國經濟學家漢斯拉姆（Haslam，1992）等曾做過如下實驗：當人們在可即得的10單位貨幣和一週後獲得11單位貨幣之間進行選擇時，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即得而不願等一週多獲得10%；如將時間拉長一年，人們又多傾向於為增加10%的收益而甘願多等一週（即一年都等了，不在乎再多等一週）。這個實驗表明，人們在長期行為選擇中，會理智地比較成本與收益，作出正確選擇；反之，時空越狹小，人們理性能力越弱，即得性越強，如吸毒、不潔性行為、過量飲酒等，都是為了滿足即得偏好而不顧及風險成本的。
“人生在世，如意事十之一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無論從行為科學講，還是從社會要求看，開闊心胸，登高望遠，從長計議，放大心理空間，該拿起的拿起，該放下的放下，考慮有價值的事，不要整天糾結於雞毛蒜皮的小事，人就會活得輕鬆；養成做事緊前不緊後的良好習慣，避免時間到了，事情還八字沒一撇的慌張焦慮；盡力而為，“盡吾志而不至者，於人無譏於己無悔”，不好高騖遠，不盲目攀比，順乎自然，心安理得，就能少受比較傷害（人比人，氣死人）；同時，“君子不器”（不要使自己成為只會做單一事情的工具），科學佈局興奮點，實現自身全面發展，適時轉換分散注意力，在能文能武、能上能下、一張一弛中，科學緩釋焦慮，保持身心和諧健康。
閱讀更多 精神讀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