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末期，在济南地区，曾有一个让日伪特务机关日夜搜寻却不得行踪的中共情报网和秘密电台。这是隶属于中共山东军区一个秘密情报工作组，即隐身于济南南部山区的
“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工作电台。1943年夏，为准确了解日伪军动向，粉碎日伪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扫荡，山东军区决定，大力开展大城市及交通沿线的情报工作。
日军开进济南
1943年7月，山东军区情报处派遣情报干部王均（原名牛瑞符，另化名邢守业）、曹芳廷（原名曹廷萼）、郭宜亭（原名吕墨之）、亓（qí）西钊四人至济南展开建立情报站的前期工作，王均为负责人。在行进途中，四人进行了分工：王均除负责统一领导外，与亓西钊分管济南，曹芳廷去泰安，郭宜亭去张店；先分头工作，然后到济南会合。
他们的任务之重就是建立情报点、发展情报关系。在中共长清县委和县区武装的帮助下，他们首先在津浦线上建立了三个情报点。
1.长清县纸坊情报点。
王均二人到济南后经长清县委介绍认识的首名抗日进步人士叫焦延荣。焦并非中共，但爱国支持抗战，与王均等交友后不久，即令其子焦士芳（化名徐青）跟随王均等人搞情报工作。徐青当时只有十五六岁，送信、带路、烧水、做饭什么都干，是个得力的小帮手。焦延荣带领王均等人去观察津浦线上的铁路、桥梁，还先后动员张勇、宋勤、刘庆林、徐振兴等近20名人员进入情报收集条线。这些人员有在铁路当工人、在车站做职员，在市里拉洋车，对基层信息收集起了很大作用。
2.孙家庄情报点。
这个点的领导叫魏守恩，中共党员，曾任鲁西抗日游击队中队长，后因病返乡从事隐蔽抗日事宜，1943年秋被发展为情报人员。他在养路工人中发展了七名情报员，在搜集日军动向情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党家庄情报点。
领导为张廷勋，该人系回族，具有强烈的爱国抗日思想。受到回民支队影响，1943年秋，由亓西钊介绍，成为为情报人员。在其影响下，党家庄先后有20余名爱国青年参加到情报组织中（或参加中共抗日活动）。张廷勋的家成了情报秘密联络点，全家人成为联络点的支撑和后勤。
半年的前期准备，王均等人的工作有了立足之地和掩护、隐蔽场所；在日伪据点附近和津浦铁路沿线（张夏至济南段）发展了多个骨干和一批工作关系；对日、伪、警、宪、特的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去泰安的曹芳廷和去张店的郭宜亭也都在当地站稳了脚，发展了关系。建立一个在敌占区的情报站的条件即将水到渠成。
邝任农
1944年元月，王均返回山东军区进行汇报，向处长邝任农报告了在济南等敌占区的活动情况。邝任农认为济南已具备建立情报机构的条件，当即决定派李惠民带一部电台，跟随王均一起到济南开展工作。
李惠民，原名献庭，山西沁源人，小八路出身。1940年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来到山东。邝任农向他交代了任务，并提出姓的人极少，字也特殊，容易引起他人注意，故改名，认为“李”是大姓，根据黄河以北有个惠民县，即将名字改为“惠民”。彼时的李惠民还不满20岁，他换上便衣，随身携带着电台，随王均潜入济南地区。
1944年4月，济张泰情报工作站正式建立，最初叫胶津济情报工作委员会（简称济南情报站）。
1944年6月起，改称济张泰情报工作站；总站设在济南地区，下设济南、张店、泰安三个分站，负责这三个“点”以及两条“线”（津浦铁路、胶济铁路）的情报工作。彼时，情报总站设在济南市泰历县（泰历县是1943年春至1945年10月之间，鲁中抗日根据地的一个行政县）。
泰历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今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高而办事处核桃园村）
1944年2月，李惠民至泰历县仲宫区附近，在高而的单家村安设电台，至此，情报总站向军区发送的各类情报开始畅通无阻，并且从未间断。
济南南部山区日军据点林立，敌情严重。王均的公开身份是做小生意，李惠民因是山西口音，单独活动怕引起怀疑，故出去时打扮成王均的小伙计，跟在王后面。他们大部分时间在仲宫以东、柳埠以北、西营以西一带进行隐蔽活动，晚上住堡垒户家。
每每需要发送情报的时候，都将时间定为凌晨一点左右，李惠民在离村民住户较远的场园、废弃的牲口棚、放柴草的小屋子、农具室等偏僻地方悄悄架起天线，他本人大多就住在这些地方。王均则帮着架线，并负责警戒。当时，专职报务员只有李惠民一人，译电员由王均兼任；如王均不在，则由亓西钊兼任。凌晨一点至三点，电台向军区发报，内容多是军事方面的，例如敌人的调动情况，包括铁路线上的军车何日何时到何处，什么军种，多少人等。工作结束后，李惠民马上把天线拆下来，将机器藏好，并赶在拂晓前把场地收拾干净，恢复原貌，让其他人无法发觉。
大约三、四个月后，日伪特务机关便已发现济南近郊有电台发报的信号。李惠民等人也知道，电台本身是保不住密的，只要发报时间稍长，敌人就会发觉，并知道电台大概的方向。因此每次发报都转移各种地点，并且尽量控制时间。当时，日伪特务经常偷袭和搜索“疑似”的中共电台位置，并派便宜特务暗中查访。
日军在济南肆虐
1944年冬，日军策划新的“蚕食”阴谋，对山东实行所谓“重点主义”军事行动，同时开展“政治攻势”，策动反动会道门暴乱，企图分化、瓦解和摧残抗日进步力量。
1945年元月伊始，日伪军到济张泰情报站活动的地区“扫荡”，黎明时分包围了核桃园、出泉沟，扬言“搜剿”八路军电台。由于上级得到消息并及时通报给了情报站，电台得以转移，没有受到损失。
在严峻的形势下，李惠民、宋勤等背着设备跟随王均到处跑，但很难找到安全地点架设电台。为保证电台正常工作，把情报及时传递出去，他们与泰历县委领导同志研究决定，将电台转移到泰山北麓泰安、历城交界处的一个偏僻的峪沟里。这里山高沟深、草木丛生、人迹罕至，是个连放羊人都不去的地方。靠近山崖处有一个用秫秸搭起的窝棚，以前是鲁中情报组安装电台用的。为了缩小目标，电台工作人员缩减为四人，台长李惠民，其他人员为宋勤（17岁），魏佃三（16岁），交通员徐文友。
日军在济南山区侦察
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始终极为重视保密工作，电台建成后更是如此。王均对电台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抓得很紧，业余时间安排他们学习，外出时给他们讲革命道理，特别是讲保密的重要性，要求工作人员不该说的不说，不应问的不问。这样，不仅当地群众不知道有电台，即使是机关同志，除电台工作人员以外，对此也不知情。例如，宋勤是个忠实可靠的小青年，每当跟随王均、李惠民转移时，都由他背着发报机。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只知道自己背着个沉甸甸、黑乎乎的家伙，不知道是啥东西。直到很后面的时间，王均才告诉他实情，他才恍然大悟。
情报人员的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是地瓜面煎饼、盐煮黄豆或大锅青菜汤。但大家始终斗志昂扬，夜以继日地工作，形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战斗集体。李惠民半夜里工作，收发的电报由魏佃三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李惠民、宋勤、魏佃三三人在窝棚里的安全和日常生活，主要由在山下租种庙里几亩山地的徐文友负责。一旦发现敌情，徐文友即上山报告。他还不分白天黑夜地把粮食、蔬菜、油、盐和锅、碗、刀、勺等送上山来。
生活物资的匮乏，让电台组从未有叫难和动摇思想。一直奉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无论条件如何艰苦，也从未延迟过一次情报通讯任务。日军的特务机关反复侦测，却始终无法准确定位，也没有从日伪特务机关的情报线上得到过准确消息，而日军的准确动向却源源不断的向山东军区输送，日伪大为恼火却奈何不得。
八路军攻克山东临沂
如此，李惠民等四人在这个小窝棚里一直工作到日本投降，然后才离开山沟。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为加强地区性的工作，以及对情报工作的领导，华东局决定将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划归中共济南市委领导，并正式列入市委组织序列，称为中共济南市委情报科。
1948年春，改为中共济南市委情报部，情报业务上仍接受华东军区情报处领导。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从军统到保密局，包括国民党军队其他的情报机构，也时常观察和感觉到电台的信号，中共情报人员的活动，却无法侦知电台位置而感到恼火。
济南解放
从1943年7月济张泰情报站筹建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王均、亓西钊、李惠民等情报工作人员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上历经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情报侦察和通信联络等任务，为保卫中共在山东的党政机关、中共军队对敌方动向的掌握，包括解放济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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