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自己年輕的時候，曾經聽一位女性朋友講，“女人的敵人還是女人” 。好像當時她告訴我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也是薩特的終生情人西蒙·波伏娃說過的話。這句話到底是不是西蒙·波伏娃說過，我自己沒有查證過。但是年輕女孩，確實容易將比自己漂亮、比自己有才、比自己討男性喜歡的同齡女孩，當作自己“假想敵”的。當然這種“假想敵”，往往只會藏在她心裡。所以常常講，女人的嫉妒心，男人一般是拼不過的。
當然，我個人無意否認男人也會在自己人生的不同階段，有意或者無意給自己預設“假想敵”的。只是男人更具有攻擊性，在某些時候會把“假想敵”，當作真的敵人。
我們都知道，大文豪魯迅先生一生就有不少“敵人”，其實大部分他所謂的“敵人”都不是他真正的敵人，而只是他的“假想敵”。比如他曾經咒罵過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也同樣是現代大文豪的梁實秋先生、陳西瀅（陳源）先生，他們對魯迅先生其實是十分敬重的。我自己看過樑先生回憶魯迅先生的文章，對魯迅人品和文品都有非常高的評價。同樣被魯迅生前視為“陌路人”和“敵人”的胡適先生，是以其“一生只有朋友，沒有敵人”著稱的；胡適先生晚年也寫過回憶魯迅先生的文字，他十分肯定地稱魯迅是“我們的人”。
對於魯迅先生，我自己不敢，也絲毫沒有貶損的意思。在自己的心目中，魯迅先生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但魯迅“好鬥”的性格，還是影響了他一生的。本來他可以活得更輕鬆、更長久一些，還可以寫出更多的好文章出來的。可天不假年，讓他年僅55歲月便“壯志未酬身先去”了。
給自己預設一個人生的“假想敵”，到底好不好？有沒有必要？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一件事。
好的、積極的方面顯然是有的：
可以催人奮進，讓你有一個人生的目標和方向。比如，你將情敵作為“假想敵”，是可以讓你更努力去改變自己，去勇敢追求自己幸福的。又比如，你將職場上的競爭對手作為“假想敵”，或許也能夠激發你更高的工作熱情，更頑強的工作態度。
但預設“假想敵”也有非常不好，很糟糕的一面：
人生樹敵太多，自然朋友少。
人是社會性動物，缺少了朋友、友情，會讓你的生活孤獨而無趣。再有，給自己預設“假想敵”，很可能將假的敵人當作了真的敵人，缺少了人與人之間應有的信任，如何走長遠？我自己最近一段時間，正在看一本美國學者陶涵的著作《蔣介石與現代中國》。這本書很有意思，可以說全面呈現了“複雜矛盾的蔣介石”，展現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人性與人情。本來在孫中山先生創立的國民黨的內部，蔣先生無論資歷和人脈，都不如汪精衛、胡漢民等深厚，卻最終戰勝了他們成為國民黨的領袖；在軍閥混戰當中，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和張學良等實力派軍閥相較量，蔣先生也不是實力最強大的那一支；但他仍然實現了一統江山的夙願，完成了統一中國的歷史責任。蔣先生最大的優點和長處就是他善於“化敵為友”。蔣先生一生的敵人不可謂不多，但他卻都能以最大的寬容、寬恕之心待之。當然，蔣最終敗給了毛澤東帶領的中國共產黨，恐怕最大的教訓還是他沒有把農民、普通百姓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進而失去了民心所致。
所以在是不是需要給自己的人生預設“假想敵”的問題上，我個人是持開放態度的。
可以有，這是人性的弱點；但必須慎之。那麼將問題再放大一步：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需不需要預設自己的“假想敵”？
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和民族都是有“假想敵”的，並且實際上存在著實實在在的敵人。在歐洲，德、法兩國便是歷史上的宿敵。光近代以來，雙方交戰傷亡人數都是難以計數的。即便二戰之後，世界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兩國之間的政治家和民間，也還是互存猜忌。直至上世紀90年代，歐盟建立才讓兩國之間徹底化干戈為玉帛。今天，英國已經退出了歐盟，所以歐盟下一步能否走下去、走長遠，還是得看德、法兩國的態度。
冷戰年代。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不僅是假想敵，也是真正的對立、競爭的“敵人”。那時，中國表面中立，但其實是站在美國這邊多一些的。特別是70年代末期，在鄧小平的主導下，中、美兩國建交，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中、美兩國可以說進入了關係蜜月期。中、美兩國聯手對抗蘇聯霸權，直到蘇聯解體。
那麼今天的美國似乎已經將GDP在全球位居第二的中國，作為“假想敵”了。這一點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兩任總統所代表的美國部分政客，以及美國的一些智庫，也包括部分美國民眾，事實上都將中國看作是潛在“敵人”了。
而在我們這邊，無論是在官員中間，還是在民間，都不缺乏反美、仇美的聲音。特別是現在包括中、美在內的世界各國還處在被全球疫情所籠罩的情況下，這樣的聲音不僅沒有減弱，實際上是在加強的。
個人認為，儘管部分美國政客正在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對待；我們也沒有必要將美國作為自己的“假想敵”，或者真正的敵人。理由無非兩點：
一是我們的綜合實力與美國存在著的極大的差距。就像一個弱小的小個子，非要與一個強大的高個子為敵，肯定是不明智的，也將是吃虧的。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建國初期，我們就敢和美國在朝鮮打了一場艱苦的戰爭？實際上，那場朝鮮戰爭（美國人稱為“韓戰”），並不只是中、美兩國打仗；而是中、蘇聯合與美國打仗，我們的背後是強大的蘇聯支持。
二是我們繼續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需要我們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先進國家搞好關係，互利合作。 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敵人，需要的是朋友，至少是合作伙伴。
我們當下必須防止，並大大降低中、美兩國墜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如果說我們中華民族也需要一個“假想敵”的話，那可以將“貧困”作為我們的“敵人”。消除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特別是與西方一流國家的差距，我們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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