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生产队的“大场”上是社员们重要的活动场所，一天到晚，那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大雨过后，要用“青灰”或麦壳撒在场地上，用“碌滚”压场，队里有十几个碌滚子，有时候用牛拉着，但多数的时候都是两人一组，人拉着碌滚在场上转圈，把场地碾压平，然后，把“草木灰”或麦壳扫走，场地晾晒干以后，就好晒粮食了。
长宽各二百米的大场，场东面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水塘，挖出来的泥就用石夯、四个人一组喊着号子，夯实在河边。水塘便于场上失火的时候好挑水救火，在场地晒的干裂时，也好往场地洒水，然后把场地碾压平整。场地的北边是六间宽大的瓦房，是生产队的仓库。庄上人家的房屋都是低矮窄小的土墙、毛草屋，这几间大瓦房的仓库显得特别雄伟、高大。仓库西面三间堆放粮食，东面三间堆放生产队的农具，一排排的农具分门别类整齐地排好，有大的细竹扫帚、木锨、摊抹、铁叉、笆斗、大斗、水桶、抬秤、磅秤，等等，就如兵营里摆放整齐的钢枪。
生产队里的官员有生产队队长、会计、记工员、技术员、仓库保管员、场头、牛头、菜园里的园头。“牛头”管喂牛和收青草草料，“场头”管指挥社员在场上干活，挣工分。跟牛屋的脏乱差相比，大场是十分干净的地方。“场头”就是生产队大场上的头领，场上最大的官就是“场头”了，连生产队队长到场上，也得听“场头”的吩咐与管理。
我今年五十六周岁了，从我记事起，马士贤就是生产队里的“场头”了，一直到包产到户，生产队结束。马士贤身高大约一米八的样子，瘦瘦的，身材略驼，瓜子脸、吹火口、眉毛总是皱着，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喜欢把双手放在背后，没见过他发过什么脾气，他批评生产队里那些干活时聊天、偷懒的人，最常用的话是：“你们都做-什-么-的？”话慢调斯语地说出来，却像打雷一样，那帮干活的叽叽喳喳的妇女们立马就不敢再吱声了。于是，“场头”马士贤就有了绰号叫“做什么”。
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们、还有嫂子都经常在生产队的大场上干活，为家里挣工分。没有手扶拖拉机和电灯的时候，地瓜、黄豆、小麦等旱作物较多，都是一担担地挑到大场上，太阳暴晒之后，黄豆和小麦用牛拉着“碌滚”，把豆粒和麦粒脱下来，往往需要挑灯夜战、连夜干活，否则，说不定就会忽然下瓢泼大雨，小麦就容易受潮生芽了，这样，一季的粮食就欠收了。这时，连“马灯”的光亮都不够，往往需要高压的汽油灯，它被打上气以后，发出神奇耀眼的光芒，亮如白昼。
听有的老辈人讲，“做什么”年轻时曾经做过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把弟弟家的一个爱哭不止的小孩摔死了。所以，小时候去到生产队场上找妈妈，总也不敢哭闹，甚至就远远地在大场的边上，望着大人们有说有笑地干活，一等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有时候“场头”离开一会儿，也会有人用豆秸烧黄豆，大人会捧一把熟黄豆、或给两个地瓜，叫赶紧拿回家，把我打发回家。大姐、二姐喜欢把麦芒去掉，用手把麦壳搓掉，用嘴一吹，就剩下略青的麦粒了，立即放进嘴里咀嚼，满口的甜浆，很好吃。
生产队收的粮食，除了做种粮，各家分一点口粮，大部分都交公粮、换钱了。年终分口粮时，家家户户都带了口袋，一家一堆粮食，都是用抬秤秤出来的，按人口、按工分分粮、分稻草或麦穰。有的人家人口多、干活的人却少，挣的工分也少，分到的粮食也少，也有超支的。幸好，我们家劳力多，挣的工分多，所以，分到的粮食也多。
后来有了电灯、柴油机和手扶拖拉机，可以用水泵打水灌溉农田，种的水田多了。又有氨水等化肥和农药，粮食产量就成倍地高了。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氨水刺鼻的气味和摇“六六粉”的声音，那声音就像要地震时拉响的警报声。
每年的五月里，天气炎热，是收麦子的紧要关头，天有不测风云。收的早了，小麦灌浆不足，麦粒干瘪，出不了多少面粉。收的晚了，很容易遇到阴雨绵绵，小麦就霉烂、生芽了。即使不下雨，麦粒壳因为干裂，麦粒也会脱落到麦田里。这时甚至早一天或晚一天都不行。生产队队长往往会参考“场头”和技术员的意见，决定哪天“开镰”。“场头”带人在收麦之前把大场压了又压，打扫的干干净净。麦子或担、或牛车、或手扶拖拉机运来，一帮子的男女劳力在“做什么”的指挥下，卸放到哪里？哪块地方好脱粒用？哪块地方好堆麦穰？大场就像战场，“场头”马士贤就像将军一样，管理的一丝不乱。
五月里是抢收抢种的忙季。到秋收的时候，水稻成车成车的往场上拉，几乎全生产队的人都出动了，一盏盏二百瓦的电灯泡照的大场上灯火通明，稻把卸放在外围，大场中央五六台“打稻”脱粒机在电动机带动下不停飞转，机器后面站着一排壮劳力，都是大姐、二姐这样二十六七岁的人，拿着稻把脱粒，稻把打完就扔到边上很大的推筐网兜里，满了就推走，后一个大网筐赶紧接上。打稻的人身后堆着一人高的稻把，稻穗朝外，后面有人把稻把码放整齐。稻把也是一筐筐推运过来的。这些推运稻把和码稻把的活都是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干的。“打稻机”的前面是四十多岁的妇女，带着斗篷和面罩，用大扫帚不时把稻粒上的绒草略走，还有人用木拖锨或“摊抹”把稻粒堆或拉、或推弄走，使稻粒不至于堆的太高。
一些中老年男人就在大场的四周堆草，草堆的基底起成大大的长方形，大概堆有两层楼高，几个有经验的人站着草垛顶上，下面很多人不停地扔稻草把，垛上的人把草把排放好，尤其顶上要苫好，既不能被大风刮跑，也不会漏雨把草垛湿烂，还是很讲技术的。其余的男老力都在月光下的广袤的田野里收拢稻把，一车一车往回拉。这样的流水线作业都是在生产队队长和“场头”的指挥下完成的。这种忙碌一般都是连天带夜的干，一直持续三五天。
粮食收上来，生产队的主要劳力都去地里耕地、种麦、洒化肥、锄草什么的。大场上干活的人都是中老年妇女等老弱的人，他们都挣三等工分，人们排着队，从仓库里一笆斗、一笆斗地将粮食扛出来（一笆斗小麦大约六七十斤），将粮食摊晒在干净、平整的场地上，一大场的粮食，人们休息、等两个小时用“摊抹”一点一点推着，翻晒一次。还会经常用木锨扬粮食，以去掉粮食里的泥颗粒或小石子，还有一些碎绒草，这个动作叫“扬场”。如果是晴天，就会在拢起的粮堆上打上石灰粉印戳，防止有人偷粮却没被发现，然后用塑料布盖好，边上压了砖头，防止被风吹了。这时，往往会安排两个看场的人。当然，一但乌云密布、暴风雨要来临，队长的哨声一响，全庄的青壮年劳动力都会立刻放下碗筷，跑到大场上抢粮，使粮食在大雨下来之前入库。
那时都是按劳力、按天给工分的，只有割草喂牛和捞水草沤绿肥是按斤记工分的。“场头”常年带着一帮四五十岁老弱的妇女在大场上干活、磨洋工，或在场上拔草，或拔麦苗、稻苗，嵌落在泥土上的麦粒或稻粒总会在雨水滋润下长出青瘦的小苗。实在找不到活干时，“做什么”就会叫人撒两笆斗黄豆什么的，再叫这帮人一粒一粒捡起来，说是挑泥、石子颗粒，这样大家也好挣一天的工分。
记得有一年夏天，“做什么”的两个女儿在稻地里插秧，姊妹俩争执起来，姐姐回家向她父亲“做什么”告状，结果被她父亲狠狠打了一顿。我看得目瞪口呆，都是要出嫁的姑娘了，过去，孩子在家长那里是没有什么情理好讲的。现在人都爱讲理，有多少人觉得自己占了理、结果却吃了大亏啊！也许这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吧。
夏天的蚊虫很多，大家都会到大场上纳凉。孩子们或在大场上追逐、疯跑；或熏着蒲绒，听大人们讲上下五千年的故事；或躺在凉席上，摇着蒲扇看天上的流云和星月，放飞着孩提的梦想。冬天，也会在大草堆里扯出房间大的洞，几个孩子在里面，你一句、我一句地傻讲。也会把稻草把点着后、举着火把，在夜晚的风地里拼命跑着玩。偶尔有在大场上放电影，孩子们早早就搬了或高或矮的板凳去占位子。总之，夜晚的大场上不属于场头“做什么”，属于普通老百姓，属于孩子们。
小时候都要拾麦穗和稻穗，交给学校，以充当或补充学校的办公费，那时叫“勤工俭学”。我十分敬畏和害怕场头“做什么”，以至于连去生产队的粮垛上偷一把稻穗或麦穗的念头都没有过。我们两家素不亲近，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暑假，“做什么”忽然来我家坐坐，我感到很奇怪。母亲说：“他的大儿子是俺们大队文化大革命前的独一无二的大学生，你是俺大队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大学生，所以就来看看，陪坐坐聊天。”
他的大儿子叫马凤宝，全大队就三个高中同学，我们庄占了两个，那两个没有考上大学的人，一个当了牡丹江的司令，一个当了乡镇党委书记。马凤宝是他们家的骄傲，他毕业分配在宁夏工作。我四年级的时候见过他，身高一米七八左右，方脸，很斯文，像那个年代的大知识分子或地委书记。他带了两根扣猪的钢丝绳，细钢丝绞成直径三公分的样子，那是农村最牢固的拴猪绳了。据传他是那里的工程师，五十岁的时候有机会提拔成当地的县长，可是他不愿意干。马凤宝几十年也没回过老家几次，对父母的养育和培养没有什么反哺报答，他在宁夏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上了大学只是家里的一个荣誉。大概是前几年，在他父亲去世四年以后就去世了，享年不到七十岁。
在我上高中时，场头“做什么”的夫人就瘫痪在床上，实际上我应该称呼他们为“姑奶、姑爹”。生产队已经包产到户，地分了，生产队的大场都变成了宅基地。姑爹“做什么”也渐渐老了，他伺候姑奶三十年，直到姑奶去世，又过了十来年，姑爹“做什么”的腰已经驼的抬不起头，有一天夜里忽然离世了，差一年就九十岁了。
他还有两个儿子，都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但是都没有考上大学。孙子辈有学做修理汽车等手艺的，分别在县城和市区买了楼房，日子过得很好。到“场头”“做什么”重孙辈的人，已经不知道有生产队和生产队的大场了，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个大老爹是正牌的大学生，更不知道有个做了几十年“场头”的老祖宗是多么的能干，做事有条不紊、成竹在胸，还很善良。那个时代的记忆不会存在于名人传记里，我想把他们的故事记下来，让后世的子子孙孙们知道祖辈们的努力，我也渐渐老了。
2020年4月9日庚子年三月十七，王善泉于西双湖畔。
閱讀更多 西雙湖邊草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