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 宏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上古文化与先秦两汉文学研究。曾发表《龙凤同源考》《〈甘誓〉中“五行”与“三正”新解》《幽都考》等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中国五帝时代》《周代殷商礼乐接受研究》等著作八部。
摘 要：先秦昆仑山在阴山地区，并非是今日新疆与西藏之间的昆仑山脉；传说中输送美玉的昆山玉路，不经河西走廊而必过雁门。从辽河上游牛河梁出发一路向西，经由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可达阴山、河套、贺兰山地区；中途向南进入中原锁钥雁门关，经汾河谷地可达中原。这条“丁”字形线路，能把我国上古时期最主要的几支玉文化联成一体，它才是昆山玉路的主干道。这条路曾起到沟通南北不同文化的作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单纯促进货物交换的意义。
关键词：先秦；昆仑山；北方草原；玉石之路
我国玉学专家杨伯达先生于1989年提出，早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曾经有一条“玉石之路”，将新疆和田玉运入中原，此路也称“昆山玉路”。近年来，“丝绸之路”已成学术热点，“玉石之路”也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或许有人认为，“昆山玉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两者区别仅是时代及输送的货物不同罢了。事实上，我国史前传说的昆仑山，并非今日新疆与西藏之间的昆仑山脉，因而先秦时“昆山玉路”的走向，也不是从关中平原一路向西，而是要经过北方草原地区。
一、玉器时代与玉石之路
据现有考古资料，距今约12000年的海城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绿色蛇纹石旧石器，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玉器”。春秋时，楚国相剑家风胡子曾对楚王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一般认为，风胡子对石兵、玉兵、铜兵、铁兵的时代划分大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西方学者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划分，通常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按张光直的说法，这种划分最初由丹麦国家博物馆保管员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orgensen Thomsen，1788～1865）所创用，是代表该馆收藏品的一个“新分类的三大时代”。可以说，玉兵或玉器时代是华夏文明史所特有的一个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铜石并用时代。
考古发掘表明，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玉文化遍布华夏东、南、西、北各地。杨伯达借用地质学上的“板块”一词，根据华夏史前玉文化的宏观性质及其微观特点，将史前玉文化分为“东夷玉文化板块、淮夷玉文化板块、古越玉文化板块等三大玉板块以及海岱玉文化东夷亚板块、陶寺玉文化华夏亚板块、石峁玉文化鬼国亚板块、齐家玉文化氐羌亚板块和石家河玉文化荆蛮亚板块等五个文化亚板块”。而中国比较著名的玉石产地，有辽宁岫岩、新疆和田、河南独山、陕西蓝田、内蒙阴山、安徽凤阳、吉林长白、西藏仁布、青海乐都、甘肃祁连山、四川汶川、贵州罗甸、广东信宜、湖南桃源、江西金溪、福建顺昌、浙江青田、江苏茅山与小梅岭、山东泰山、山西垣曲等。史前玉文化中心与玉料产地不尽一致，在客观上就要求先民从原料产地采集玉石，再运到异地去使用。当玉石采集具备规模、玉石运输形成规律后，玉石之路也就形成了。
那么，史前玉石之路走向怎样？又有哪些分布规律呢？对此，闻广指出：“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按理还不可能有长途贩运……就近取材，这也应是新石器时代玉器原料来源的基本特征。”而杨伯达则认为史前有若干条玉石之路，如“珣玕琪玉路、瑶琨玉路、鬼国玉路以及球琳玉路等等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的 玉石之路及其跨区域的玉石之路网络”。择其要者言之，杨伯达认为史前几条主要玉路情况如下：
一是珣玕琪玉路，也称“夷玉之路”，主要指玉料产地辽宁岫岩细玉沟与辽西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之间的玉路，始于距今8200年，而在距今6000—5500年达到高峰。
二是瑶琨玉路，也称“越玉之路”，主要指玉料产地江苏茅山、小梅岭与太湖流域良渚文化之间的玉路，距今约5300—4500年。
三是鬼国玉路，指东萨彦岭及外兴安岭维季姆河或西邻玉矿点与陕北石峁文化之间的玉路，直线距离约1000—2500公里，距今约4000年。
四是球琳玉路，指甘肃、青海等地玉料产地与齐家文化之间的玉路，另外齐家玉器也不排除来自新疆和田等地之玉，直线距离可能达到3000公里，距今约4000年。
应当说，上述四条玉路基本上属于研究者根据“就近原则”推测的结果，至于是否可靠尚需直接证据来证实。其中，“球琳玉路”还涉及到中国玉学史上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新疆和田玉初入中原的时间与路径。很多先秦古籍都记载了“昆山之玉”，如《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管子》《吕氏春秋》《谏逐客书》《九章》等。但西方学者大多以为，以和田玉为代表的昆仑软玉是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才进入中国内地的。
1976年，未遭破坏的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5件，考古工作者先后请北京市玉器厂、安阳市玉雕厂和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对大约三百件标本的玉料进行了鉴定。考古报告中说：“有青玉、白玉（内有极少量籽玉）、青白玉、墨玉、黄玉、糖玉等，其中大部分属青玉，白玉、青白玉很少，黄玉、墨玉、糖玉更少，这几种玉料基本上都是新疆玉。另有三件器嘴形饰（11、12、13）质地近似岫岩玉；一件玉戈（14）有人认为是独山玉。上述玉料，按照现代科学分类均属软玉。软玉是透闪石Ca2Mg5[Si4O11]2(OH)2和阳起石Ca2(Mg,Fe)5[Si4O11]2(OH)2的隐晶质，致密块状集合体，有光泽，略透明。”此报告发行量大，影响也很大，一般都被当作新疆和田玉输入中原的“铁证”。事实上，这份考古报告与当年鉴定机构发表的鉴定报告在细节上并不一致。《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中仅明确了妇好墓所出玉器“多为软玉，即所谓闪石玉，主要由硅酸盐类矿物中的透闪石组成，矿物化学式近于Ca2Mg5Si8O22(OH)2，而与阳起石Ca2(Mg,Fe)5Si8O22(OH)2相差甚大”，至于其产地，鉴定报告中并没有提及。众所周知，新疆和田玉的主要成份是透闪石，所以人们见到透闪石玉时，往往会径直称其为“新疆玉”或“和田玉”。事实上，原产于新疆的“和田玉”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产地概念了，凡透闪石成份占98%以上的石头都可以称为“和田玉”。除新疆和田外，青海、辽宁、贵州以及俄罗斯、韩国等地都产透闪石玉料，所以依据其化学成份不足以判断妇好墓玉器的玉料来源地。据此，妇好墓考古报告根据鉴定报告中关于此墓玉器的化学成份为透闪石，便直接称其为“新疆玉”，其实是有失严谨的。
综上所述，在史前玉器时代，从邻近的玉石产地到各原始玉文化中心区域可能存在着多条玉石之路。但是，仅凭田野考古或是分析玉器的化学成份皆不足以确定这些玉石之路的走向与存在时间。
二、古史传说里的昆仑原型在阴山
“昆山之玉”是先秦文献里多次提到的历史名玉，然而要考实昆山玉路的走向与形成时间，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假如先秦文献里的“昆仑”正是现在位于新疆、西藏之间的昆仑山，那么昆山玉路的起点与终点就比较好确定，可惜这种假设很难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因为，有人认为上古“昆仑”是现在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但也有人分别推断它是巴颜喀喇山、冈底斯山、祁连山、岷山、贺兰山、秦岭、泰山、王屋山、浮丘山；有人考定它的位置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或青海湟水源头地区，但也有人猜测它在西亚的两河流域，或是印度境内；甚至有人认为它只是一座人工建筑物。显而易见，如果不能确定上古昆仑山的位置，就不可能确定昆山玉路的走向与存在时间。
《禹贡》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理书，其中写道：“黑水、西河惟雍州……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昆仑、析支、渠搜三地并列，都以毛织品和兽皮为衣服，彼此应当相距不远。而据《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有渠搜县，其地在今内蒙古包头附近。
此外，《山海经》有关昆仑山的记载很多，足以用来判断昆仑山原型的地望。
首先，昆仑山在雁门之西。《海内西经》载：“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而《北山经》载：“少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将这两条记载合起来看，昆仑山东有开明兽，开明东有窫窳之尸，窫窳在少咸之山上，少咸东有雁门（山）。逆言之，则昆仑在雁门之西。以今天的地名来看，雁门山在山西北部的代县，此地正西方向是黄河南岸的陕西榆林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这一地区地貌以沙地、丘陵为主，与“方八百里高万仞”（《海内西经》语）的昆仑相差悬殊。而与鄂尔多斯隔河相望的阴山，却符合昆仑的特征。远古时没有精密仪器，判断方向稍有误差很正常。
其次，昆仑在恒山之西。《西山经》云：“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今恒山同纬度正西是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如前所述，其地貌不如隔河相望的阴山更接近昆仑山的特征。今阴山山脉西段为狼山，中段为乌拉山，东段为大青山和大马群山，在狼山与乌拉山之间今有乌梁素海，而考古表明距今5500年前，这里有面积更大的“古大湖”，其特征恰与《西山经》里所讲的昆仑山西之“大泽”完全吻合。
第三，昆仑在钟山之西。《淮南子·地形训》云：“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而《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这两条记载表明，钟山在雁门之北。《海内西经》载：“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今雁门东北为大马群山，西北为阴山大青山，据此可知《山海经》里的“钟山”在今大马群山一带，而“昆仑”在阴山山脉的大青山一带。
综上，昆仑在雁门、恒山、钟山之西，再结合《禹贡》记载及河套地区黄河两岸的地貌，故推断上古昆仑在阴山地区。
在阴山同纬度，当然会有其他山也符合雁门、恒山、钟山之西的条件。我们之所以选择阴山而不选其他山，是因为还有四条河可以辅助确定昆仑的方位。这四条河分别是河水、赤水、洋水、黑水。《西山经》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赤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丑涂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
河水，特指黄河。以今天的地理知识来看，黄河并非发源于阴山。但是，生活在阴山脚下的先民不掌握黄河全流域的情况，当他们看到发源于阴山的大小溪流皆注入黄河，便说“河出昆仑”也是很自然的事。另外，《西山经》说河水出昆仑以后“南流东注于无达”，这“南流”“东注”与“向东南流”意思明显不同。在黄河主河道的全部走势中，仅有从阴山南麓到华山一段是自北向南流的，过华山之后再转而向东入海，这一点恰与河出昆仑“南流东注于无达”的描述完全吻合。
赤水，当指今河北赤城县境内的红河。《大荒北经》载：“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魃]。”据上文可知，钟山在雁门之北，而今雁门之北为阴山山脉的东段大马群山，其山南麓为河北赤城县，因境内山石色赤而得名，河水也因流经铁矿而变成红色，水文特征鲜明。《庄子·天地》载：“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这表明，从赤水之北到昆仑之丘很近，同样与雁门关北的山水、地貌吻合。
洋水，当指今张家口地区的洋河。洋河古称延水或延河，发源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的东洋河，汇合南洋河、西洋河后称洋河。《水经注》曰：“下洛城东北三十里有延河东流，北有鸣鸡山……《魏土地记》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洋河、延河、延水，与《西山经》的“洋水”音近可通，其地又接近黄帝战蚩尤的古战场——阪泉和涿鹿，而黄帝正是昆仑神话的主神之一。所以，发源于昆仑的洋水，当是今张家口地区的洋河。
黑水，当指呼和浩特地区的大黑河。阴山上的腐殖层被河水冲刷而下，致使此河浑浊而色黑，故被称为大黑河。据《归绥县志》，大黑河即“《水经注》之荒干水（一作芒干）”。而《水经注》载：“芒干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这表明，历史上大黑河曾经先向西南注于沙陵湖，然后再入黄河。其特征与《西山经》所谓“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是吻合的。杅，本指盛汤浆的器皿，这里当指沙陵湖。此湖在大青山南面，恰好印证了《海内西经》所说的昆仑“南渊深三百仞”的特征。众所周知，阴山山体形态南北不对称，北侧因连蒙古高原而山势平缓；南临黄河、河套平原的古大湖以及大黑河所注入的沙陵湖，陡峭山势下临平阔水面，必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古人才会特别强调昆仑“南渊深三百仞”的特征。
除三山（雁门山、恒山、钟山）、四水（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可以作为地理参照外，今包头境内的“昆都仑河”恐怕也是线索。很多人以为，“昆都仑”是蒙语的音译；但依笔者愚见，它更有可能是古音“昆仑”的残余。因为阴山地区是草原族群与农耕族群的交错地带，而文化交融应是双向而不可能是单向的。
《史记·五帝本纪》里对“涿鹿之战”的发生地记载得很清楚，而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只有一个涿鹿在上谷郡，即今之河北张家口地区。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表明今张家口地区才是黄帝的统治中心。从涿鹿到阴山地区的昆仑很近，故以昆仑为“帝之下都”完全有可能。假如当时的昆仑在今新疆地区，那黄帝来往于昆仑与涿鹿之间，就实在是太辛苦了。总之，先秦神话传说里的“昆仑”位于离中原不远的阴山地区，只因后世那里常常被北方草原民族控制，其具体位置才渐渐迷失于中原人的历史记忆里。
三、穆天子传说及昆山玉路的价值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赴昆仑，没有从关中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而是向东进入河南，再往北经山西汾河谷地，出雁门关到达内蒙阴山地区，然后就登临昆仑以观黄帝之宫。事实很清楚，周穆王所走的昆山玉路，与汉武帝以后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从关中到河西走廊之间交通不便吗？汉武帝以后，古人同样没有大型修路设备，但与西域沟通却直接由关中进入陇右，从河西走廊一路向西。
很多人或以为，阴山只是周穆王赴昆仑的中途，但仔细分析《穆天子传》，可知昆仑山正在此地。在阳纡山（即今之大青山）一带，河宗氏举行仪式欢迎穆王：“河宗又号之：‘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宝，诏女昆仑□舍四平泉七十，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赐女晦。’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很明显，河宗以天帝的口吻赐语周穆王——允许他观舂山之宝、登昆仑之阿。从阴山附近的包头到新疆和田，直线距离将近2700公里，实际要走的路程肯定会更远，中间还需要翻山越岭，跨过戈壁、大漠。在将近三千年前的西周时代，走完这条路该有多少艰辛啊！但从《穆天子传》的描述来看，周穆王接下来几乎没怎么赶路，癸丑举行完上述仪式，己未便观天子之宝器，戊午遂宿于昆仑之阿。
从考古及原始宗教的角度来看，阴山岩画也是昆仑在此地的重要证据之一。《穆天子传》载：“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兽，食虎豹，如麋而载骨盘□如麇，小头大鼻。爰有赤豹、白虎、熊罴、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鸟、青雕，执犬羊，食豕鹿。曰天子五日观于舂山之上，乃为铭迹于县圃之上，以诏后世。”这段话无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此地鸟兽众多；二是天子曾铭迹于山上。阴山岩画中各种动物的形象，正是对上古时这里鸟兽众多的反映，而岩画本身不正是古人“铭迹”的遗存吗？先民刻画这些形象的时候，当然是寄托了原始宗教信仰的，这一点恰与昆仑作为“帝之下都”（神山）的属性相吻合。反对者当然可以说，上古岩画不只是阴山才有。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岩画也仅仅是多重证据之一。
周穆王此行并非偶然，可以说仅是中原与北方草原之间多次交流中的一次罢了。他在群玉之山“载玉万只”，表明此行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玉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把穆王所走过这条路称为“昆山玉路”。至少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依稀记得这条玉路。《管子》云：“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很多人或以为禺氏乃西北戎名，其实这是不对的，“禺氏”当指“禺强”。《海外北经》载：“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袁珂案：“《大荒北经》云：‘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与此经文略异。又《大荒东经》云：‘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䝞。黄帝生禺䝞，禺䝞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䝞处东海，是为海神。’”据此，“禺强”显然是北方草原上的部落首领，且是黄帝子孙。据《读史方舆纪要》，“尧舜之都”乃山西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此地以北，正是雁门关外的内蒙草原，而阴山地区可谓是北方草原中的膏腴之地，当然会在北海之神“禺强”或其族人的控制之下。阴山山脉也是产玉石的，只是自从汉武帝以后便没有“和田玉”名气大罢了。然而直到战国时期，人们依旧认为来自北方的玉才是最好的。赵惠文王十六年（公元前283年），苏厉分析燕、秦两国对赵国的东西夹击之势，曾经说：“（秦）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古句注山，即雁门一带；常山，即古恒山，在河北曲阳西北。雁门山与恒山是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的门户，千古兵家必征之地。苏厉谓失去了这两个门户，也就无法再得到昆山之玉了。意思很明显，昆山之玉来自北方草原。
综上，至少从周穆王时代到战国后期，雁门关都是“昆山玉路”的必经之地。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情况发生了改变。《汉书》载：“汉使穷河源，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汉武帝所依据的古图书当然是《山海经》之类，但他恐怕并没有深入去考察有关昆仑的各种记载，仅凭一句“河出昆仑”便将西域这座山命名为“昆仑”。此后，由今新疆和田运送玉料到内地的路也可以叫昆山玉路，只是这条路走的是甘肃玉门关，而不再是山西雁门关了。
正确区分这两条不同时期的昆山玉路，不仅事关上古中原玉器玉料从哪里来的问题，还涉及到早期华夏文明是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草原之间的交通枢纽。北出雁门，向东北可以到涿鹿、承德、赤峰乃至东北；向西北可以直达阴山大青山脚下、河套地区乃至西北、中亚。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雁门的“丁”字形三叉古道，还将若干支史前文化连接起来。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作过一首七言诗对这种现象加以概括。他说：“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华山玫瑰”指黄河中游华山地区的仰韶文化，“燕山龙”指燕山以北的红山文化，“大青山下斝与瓮”主要指阴山河套地区的朱开沟文化，“汾河湾旁磬和鼓”指山西临汾陶寺文化。苏秉琦的意思是，这几支文化构成了华夏上古文化的骨干。事实上，还有几支重要的史前玉文化也在这条“丁”字形线路附近或其延长线上，如离贺兰山不远的齐家文化、与山西隔河相望的陕北石峁文化，甚至远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都与其有联系。
以冀、蒙、辽交界地区的红山文化为代表，东夷板块的玉文化、玦文化、龙文化起步最早。对此，杨伯达指出：“其首创的玉玦遍布各玉文化板块，连锁反映比较鲜明，堪称玦文化圈之翘首。其独创的边刃圜形器、连体圜形器及玉勾龙辐射长江北岸，表现出东夷玉文化之玉器的首要特征。东夷玉文化板块不仅是我国玉文化的源头、玉器的发源地，很可能还是东北亚玉文化大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从辽西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出发，经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入中原锁钥雁门关，到汾河谷地陶寺遗址，再渡河直达长江北岸的凌家滩遗址，这条“丁”字形线路，不仅将史前几个最重要的玉文化板块核心区域串联起来，还可与黄帝传说、尧舜传说以及大禹传说相印证。可见，经由雁门关的昆山玉路起到了沟通南北不同文化的作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出单纯促进相邻族群间货物交换的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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