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洋員在推動中國軍事、近代科學技術、實業等領域向前邁進的同時，也推動了西學的東漸。晚清中國，清廷的一些有識之士目睹了中國幾次被動挨打的現實，一反傳統虛驕的心理，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
在大清的許多官員看來，“師夷”就是為了“制夷”，要“制夷”又不得不“師夷”。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中國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歷程。向西方學習，師法西方，並不意味著所有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了自己的落伍。在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裡，古代中國輝煌的文明成就，“天朝上國”令“四夷”臣服的帝國威望，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並沒有因為洋槍洋炮的打擊而喪失。人們一時還難以從尊己卑人的自大心理中擺脫出來。
江南製造局翻譯處
優越感的慣性使大多數人仍然沉浸在天朝的虛妄之中。就連李鴻章這樣的洋務大佬也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對西方情況比較瞭解的鄭觀應也說，西方“禮樂教化，遠遜中華”。被容閎稱為“清代第一流人物”的曾國藩則說，“外國之所長，度不過技巧製造、船堅炮利而已。以夷狄之不知禮義，安有政治之足言？即有政治，亦不過犯上作亂、逐君弒君、蔑綱常、逆倫理而已，又安足法”[1]。
面對盛行的虛驕之氣，帶有“文化侵略”印記的西學，以傳教士、西方外交官、洋員等為代表的群體，他們在中國，或以傳教或以開啟民智或文化擴張的種種目的，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大幕。
西學東漸，晚清洋員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金楷理、赫德、李提摩太、傅蘭雅、林樂知、丁韙良等等都是值得提及的人物。就拿美籍洋員金楷理來說，他最初只是以傳教的身份來到中國的，卻鬼使神差的進入大清官場，成為向中國傳播西學的一位智者。
徐建寅像
金楷理1839年1月出生於德國薩克森州一個小鎮，年輕時隨家人移居美國，後考入美國羅切斯特大學，這是美國浸禮會資助的一所大學。他大學畢業後，應召於1866年來華，開始傳教工作。但是金楷理來到中國後傳教工作開展得很不順利，因為當時江南百姓時有排斥洋教事件的發生。
1867年，金楷理所在的佈道站被寧波百姓拆除，正當他為自己的前途擔憂之際，卻得到了江南製造局的邀請。鑑於他中西貫通的語言能力，他被聘為江南製造局的教習之職，即後來的廣方言館。並參與譯書館的譯書工作。此間，他譯書 23種。1875年，金楷理又調離江南製造局到福州船政局再任教習，並被清廷授予四品官銜。
金楷理到江南製造局任教習之時，製造局翻譯館正在籌建，當然，這也是適應洋務發展的需要。主導成立江南製造局的曾國藩等洋務大僚明白，推行洋務運動，要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重要的是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作為洋務運動的開創人物，奕訢在創辦同文館時說，“思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皮毛，仍無裨於實用”。[2]
洋務派既然認識到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認識到了學一些皮毛，無補於實用，除開辦同文館外，翻譯西書也成為重中之重。當時，曾國藩主導的江南製造局、李鴻章創辦的槍炮廠等相繼成立，如何培養掌握近代科技的人才，更迫切的成為現實問題，江南製造局在聘請洋教習幫助培養人才外，設立翻譯館介紹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也在醞釀之中。
本文根據《晚清官場洋大人》改寫
1867年，曾國藩會同李鴻章將江南製造局由虹口遷至高昌廟，擴大了投資，完善了建制，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軍工企業。企業的發展比以往更需要人才和技術，跟隨曾國藩多年的徐壽、華蘅芳向曾國藩建議，在江南製造局設立翻譯館。同為江蘇無錫人的徐壽與華蘅芳在曾國藩安慶設局時，就參與其事，他們通曉西學，成為曾國藩得心應手的人物，也開始著手翻譯了一些近代西方的科學著作。此後，江南製造局發展壯大，徐壽便提出，“將西國要書譯出，不獨自增識見，並可刊印傳播，以便國人盡知，必於國家大有裨益。”[3]
徐壽的建議，曾國藩大為贊同，立即通過各種渠道聘請了當時在華的傅蘭雅、偉烈亞力、金楷理、林樂知等外國傳教士與學者幫助籌建翻譯館，與中國學者徐壽、華蘅芳等人一起翻譯西書。
參考文獻：
[1]劉福祥：《智者的迷惘》，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9頁。
[2]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一輯上冊，第13頁。
[3] 傅蘭雅：《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見張靜廬輯注：《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群聯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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