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OPEC+”機制中兩大巨頭沙特和俄羅斯在石油減產事宜中沒能談攏。為了不丟失市場份額，雙方競相增產，放任油價下跌，開啟了一場近乎自殘的“肉搏”。外界也曾揣測：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挫敗美國頁岩油氣市場被認為可能是價格戰的真正目標。
一個多月後，沙俄美三大巨頭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一致認為減產是正確選擇，但此時卻殺出個“程咬金”，墨西哥拒絕承擔每日40萬桶的減產份額。眼看協議就要泡湯，特朗普政府罕見彰顯“大哥”風範，願意幫助墨西哥分擔其中的25萬桶，但對美國自身將減產多少，卻語焉不詳。
一紙減產協議最終能否達成？而作為石油進口國的我們，如何看待油價漲跌，如何參與減產商議？
《顧問》訪談嘉賓：
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院長 中國中東學會副會長 李紹先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員、環境與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龔斌磊
顧問：照現在各方表態，減產協議能否達成？國際油價在接下來的時間裡會呈現出何種變化？
李紹先：減產是必然趨勢，協議肯定會達成。“OPEC+”計劃日減產1130萬桶，其中，沙特從目前1200萬桶減產330萬桶，俄羅斯從目前1040萬桶減產200萬桶，其它成員國共同完成500萬桶減產額。美國雖然不在強制減產之列，特朗普對於減產目標也含糊其詞，但是，我預計，美國的減少額恐怕不只200萬桶，而世界原油日產量實際將減少1500萬桶。
但是，受疫情影響，權威機構預測，今年世界經濟將負增長2%以上。目前，世界原油日供應超出需求3000萬桶。減產1500萬桶雖然有用，顯然還遠遠不夠，況且能否真正落實尚存疑問。假設疫情緩解，各國認真履約，到年底國際油價恢復到每桶40美元已經是最高水平。
顧問：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OPEC+”減產協議還被提交到G20的框架中去協商，而G20之中既有石油出口國，也有石油進口國。為何訴諸G20？石油進口國如何參與議價？
李紹先：一方面，沙特作為G20輪值主席國，趁便召集成員國共同協商減產事宜，能夠突顯沙特在國際上的號召力。另一方面，油價問題並不限於沙特、俄羅斯、美國等產油國，實際上它關乎整個世界經濟。拿中國來說，中國這麼多年都是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但是，在油價起伏漲落中，中國從來都是被動接受的角色。作為能源出口國的衣食父母，我們卻沒有話語權，這種情況在賣方主導的市場條件下也許還說得過去，但是，賣方市場現在越來越向買方市場轉變，買方在戰略合作中的迴旋餘地應當明顯增大。
龔斌磊：油價從來都不應只看供給側。首先要看石油供給（是否有新的技術、新的油田、中東是否有戰爭風險等等），然後看需求（主要關注較大的經濟體），第三看庫存變化情況，最後看利率以及其它突發事件的影響，由此判斷油價的走勢。國際能源署的月度報告也是按供給、需求、庫存、價格這四大塊來分佈章節。因此，除了供給側，需求也非常重要。作為重要的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我們的經濟運行狀態對世界油價有很大的影響。但是比較被動的是，主要石油出口商可以主動增產或減產，而消費國不能選擇經濟增長快一些或是慢一些，無法主動影響油價。
顧問：油價是否越低越於我有利，石油進口國和消費國如何理性看待這背後的利害關係？
李紹先：以中國為例，油價過度下行對中國利弊參半。中國是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一年進口5億噸，國際油價每下降1美元，中國進口石油的支出可以節省3.5億美元，按照現在的跌勢，一年就可節省500億美元，油價低位對我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也不盡然。國際油價大跌對能源行業（包括天然氣、煤炭等）來說會造成全行業虧損，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生產管理成本線是50美元，中海油的成本線略低，但也不低於35美元，我們需要把握油價漲跌於我利弊的平衡點。
龔斌磊：我們最怕的不是高油價或者低油價，而是油價巨幅波動，這會打亂企業的戰略決策。例如，高油價期間，企業購買了新的設備以節約能源消耗，油價驟降意味著企業決策失敗，設備就會成為負擔。其次，油價過低會對我國某些產業造成衝擊。我國是新能源主要研發和使用國家，新能源的快速健康發展需要高油價的支持，油價暴跌會令許多新能源企業夭折。第三，油價降低會促使很多產業調整生產方式和資產結構，更多選擇使用石油，對其形成依賴，一旦減產（油價上升），這些企業的成本大幅上升，國際競爭力就會大為降低。因此，世界主要生產國和消費國共同協商是好事，有利於適度調整產量，更準確地尋找最優價格區間，從而減少國際油價震盪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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