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OPEC+”机制中两大巨头沙特和俄罗斯在石油减产事宜中没能谈拢。为了不丢失市场份额，双方竞相增产，放任油价下跌，开启了一场近乎自残的“肉搏”。外界也曾揣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挫败美国页岩油气市场被认为可能是价格战的真正目标。
一个多月后，沙俄美三大巨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一致认为减产是正确选择，但此时却杀出个“程咬金”，墨西哥拒绝承担每日40万桶的减产份额。眼看协议就要泡汤，特朗普政府罕见彰显“大哥”风范，愿意帮助墨西哥分担其中的25万桶，但对美国自身将减产多少，却语焉不详。
一纸减产协议最终能否达成？而作为石油进口国的我们，如何看待油价涨跌，如何参与减产商议？
《顾问》访谈嘉宾：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李绍先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环境与能源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龚斌磊
顾问：照现在各方表态，减产协议能否达成？国际油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会呈现出何种变化？
李绍先：减产是必然趋势，协议肯定会达成。“OPEC+”计划日减产1130万桶，其中，沙特从目前1200万桶减产330万桶，俄罗斯从目前1040万桶减产200万桶，其它成员国共同完成500万桶减产额。美国虽然不在强制减产之列，特朗普对于减产目标也含糊其词，但是，我预计，美国的减少额恐怕不只200万桶，而世界原油日产量实际将减少1500万桶。
但是，受疫情影响，权威机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负增长2%以上。目前，世界原油日供应超出需求3000万桶。减产1500万桶虽然有用，显然还远远不够，况且能否真正落实尚存疑问。假设疫情缓解，各国认真履约，到年底国际油价恢复到每桶40美元已经是最高水平。
顾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OPEC+”减产协议还被提交到G20的框架中去协商，而G20之中既有石油出口国，也有石油进口国。为何诉诸G20？石油进口国如何参与议价？
李绍先：一方面，沙特作为G20轮值主席国，趁便召集成员国共同协商减产事宜，能够突显沙特在国际上的号召力。另一方面，油价问题并不限于沙特、俄罗斯、美国等产油国，实际上它关乎整个世界经济。拿中国来说，中国这么多年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是，在油价起伏涨落中，中国从来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作为能源出口国的衣食父母，我们却没有话语权，这种情况在卖方主导的市场条件下也许还说得过去，但是，卖方市场现在越来越向买方市场转变，买方在战略合作中的回旋余地应当明显增大。
龚斌磊：油价从来都不应只看供给侧。首先要看石油供给（是否有新的技术、新的油田、中东是否有战争风险等等），然后看需求（主要关注较大的经济体），第三看库存变化情况，最后看利率以及其它突发事件的影响，由此判断油价的走势。国际能源署的月度报告也是按供给、需求、库存、价格这四大块来分布章节。因此，除了供给侧，需求也非常重要。作为重要的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我们的经济运行状态对世界油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比较被动的是，主要石油出口商可以主动增产或减产，而消费国不能选择经济增长快一些或是慢一些，无法主动影响油价。
顾问：油价是否越低越于我有利，石油进口国和消费国如何理性看待这背后的利害关系？
李绍先：以中国为例，油价过度下行对中国利弊参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石油进口国，一年进口5亿吨，国际油价每下降1美元，中国进口石油的支出可以节省3.5亿美元，按照现在的跌势，一年就可节省500亿美元，油价低位对我们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不尽然。国际油价大跌对能源行业（包括天然气、煤炭等）来说会造成全行业亏损，中石油和中石化的生产管理成本线是50美元，中海油的成本线略低，但也不低于35美元，我们需要把握油价涨跌于我利弊的平衡点。
龚斌磊：我们最怕的不是高油价或者低油价，而是油价巨幅波动，这会打乱企业的战略决策。例如，高油价期间，企业购买了新的设备以节约能源消耗，油价骤降意味着企业决策失败，设备就会成为负担。其次，油价过低会对我国某些产业造成冲击。我国是新能源主要研发和使用国家，新能源的快速健康发展需要高油价的支持，油价暴跌会令许多新能源企业夭折。第三，油价降低会促使很多产业调整生产方式和资产结构，更多选择使用石油，对其形成依赖，一旦减产（油价上升），这些企业的成本大幅上升，国际竞争力就会大为降低。因此，世界主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共同协商是好事，有利于适度调整产量，更准确地寻找最优价格区间，从而减少国际油价震荡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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