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或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叶黑格尔哲学解体以来,拒斥形而上学、哲学终结、后哲学文化、后形而上学思想等取消哲学的话语,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话语。尽管这些响亮的哲学号召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传统哲学的面貌,却没有真正消解了哲学、遗忘了哲学,甚至反而强化了人们对传统哲学的兴趣和记忆。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包括宣告哲学终结的海德格尔在内的诸多现代哲学家仍然在黑格尔身边留连、打转①,现代哲学对传统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反叛,很难超越黑格尔哲学的辩证综合,因而可能只是在宏伟的辩证法的某一环节上打转、回旋。传统哲学为什么没有被遗忘和消灭?这实际就是在追问传统哲学的当代意义和价值。
一.认识自己和自我同一性
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起源于纯粹的理论兴趣,不为任何功利目的、实用目的的单纯的惊讶、好奇推动纯粹学术的研究,由此形成了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性精神。但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无目的的理论兴趣恰是有一个严肃、深沉的目的,苏格拉底的名言“认识你自己”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即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过上清醒、明白、有意义的生活,知识首先是关于自己的知识,就是美德。否则,我们即便是一切言行都中规中矩,模范地遵守法律和伦理规范,对我们自己的理性生活却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规范的根据和理由,不知道自己遵守规范的根据和理由,不知道这些伦理行为的目的和意义。在苏格拉底的视野中,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毫无所知,我们却愚蠢地自以为有知,所以,自知无知是真正的智慧起点,而且只有认识自己才能使自己真正存在,即真正理性地生活。苏格拉底被称为“存在哲学家”,他执著地理性追问,天才地预见了20世纪哲学家们的存在关切。认识自己的思维取向规定了西方哲学的理论视域和思维方向。
认识自己不能为自己带来实用的、功利的好处和价值,如苏格拉底那样,在与别人特别是权贵者的论辩中揭露他的不自知和无知,只能招来杀身之祸。但认识自己的呼唤并不是苏格拉底的个人偏好,它潜在于每个人的精神深处,一旦有了闲暇或痛楚,它就像魔鬼一样缠住人的灵魂。我是谁?我能知道什么?我能做什么?这些难以祛除的形而上学的幽灵总是要到场显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人的自我认识史。对世界的认识,对认识的认识,总是关涉到人的自我认识。高清海先生说,“人是哲学的奥秘”,人怎样认识自身,就怎样认识世界①。哲学作为通常所说的世界观的理论,是人内在于世界的世界观,是基于人的自我认识的世界观。西方哲学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理论成果,是它贡献于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在现代性中迷失、丧失自我的当代人类,不能指望更高级的外星文明教我们怎样找回失落的自我,即便如海德格尔所说,“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人类也必须利用哲学史的资源做创造性的思考,以准备条件期待“上帝”的到来。
西方哲学在人的自我认识的思想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徘徊和歧路,经历了许多思想的冒险。哲学地认识自己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自我理解,它要寻求的是自我存在的终极基础、人生的终极意义和自我认识的绝对确定性等形而上的东西。哲学无法在经验直观中满足自己的认识要求,而它思辨寻求的东西也无法得到经验直观的证明。在认识自己的哲学悖论中,如果说西方哲学并没有为人类提供普遍有效的自我认识,那么,它至少积极地探索了认识自己的诸多思想道路,训练了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它标示出许多思想路标,探测到了一些思想的绝路或死胡同。比如,按照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看法,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的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这其中的委曲在于,自柏拉图以来哲学的重要任务是为有限的人的存在提供无限的、绝对的存在基础。人通过超越感性的理性能力能够回忆或反思到先验的理性结构和机能,并用范畴的形式把它揭示和确定下来,这在认识论的原理上是难以否证的逻辑真理。但认识论上先天范畴的实在性诱惑哲学家给予它以存在论上的实在性,否则,它总是虚灵不实的东西,所以,精神的物质化、实体化就难以避免。认识的先天根据实体化为先天的理念存在或上帝存在,不仅为先验认识论提供了存在论基础,也为人的有限存在提供了绝对的基础,满足了人的生存意义的寻求。但人的本质对象化为绝对的上帝,出现了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悖论,上帝存在的公设和信仰本来是为了给有限的人类生命以终极意义的支撑,但上帝作为神圣形象却否定了有限的世俗生活的意义。所以,整个近代哲学又不得不开始一个漫长的上帝自然化、上帝人本化的进程,消解上帝的神圣形象。
在上帝人本化的哲学进程中,德国古典哲学获得了丰富的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成果。康德以人为自然立法、人的自由意志的实践理性公设是上帝存在的基础,建立了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主体形而上学。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的意识能动性、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的研究,达到了深邃、细密、精致的研究高度,它可能像中国的唐诗、宋词一样,成为后来者难以企及的文明的高峰,对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具有永恒的启示意义。认识自己和自我理解,也是认识和思维,只有把握认识、思维的规律和原理,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康德以先验自我的统一性统摄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以人的自由和自律确立人的本体地位,以人是目的宣告了人的绝对价值。更重要的不是这些伟大的哲学洞见,而是关于这些先验原则的论证和证明。在艰巨繁难的论证中,康德以思想建筑师的严谨和劳动展示了思维能动作用的基本构造,具体地刻画出人的伟大和尊严。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不仅是要论证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先验基础,而且说明了人的经验世界是人类思维能动性的产物。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就是人性规律,意识原理就是人性原理,认识自己就是要反思和认识人类认识的规律和思维的规律。黑格尔批评康德对思维规律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理解的局限性,力求从思想内容自己运动的逻辑中揭示思想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力求把关于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和关于存在规律的形而上学统一起来,从而把思维能动作用的规律和原理的研究导向了历史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方向,直接为马克思的人性理解铺平了道路。
如一些现代哲学家主张的那样,两千年的西方哲学是柏拉图主义的不同形式,在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这个核心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与柏拉图主义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理性、精神的自我意义和不同程度的理性、精神的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人类自我意识的本质要素。随着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变化,生活世界中的人的自我理解发生了巨大变化,个体的感性欲望的满足成了人们的首要关切;宗教的虔诚,哲学的思辨,诗意的生活,美德的价值,这些随着神圣形象的消解而逐渐失去美丽光环的东西,只是作为精神的奢侈品偶尔被人们想起。能够开发欲望、生产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工具是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它取代了传统哲学的普遍理性成为人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基本规定,技术人、经济人和具有身体欲望的人是新的人类自我意识。按照进化论的文明史观,上述人类自我理解的变化可看做是理性的进步,从抽象的、普遍的、无限的理性自我意识,到具体的、现实的、以个体为主体的理性自我意识,使理性成为存在,理性还归于每一个体本身。但历史的辩证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自身,个体理性、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必然成为非理性,它难以成为安置人的灵魂的精神家园,它必然造成人的自我意识的分裂和碎片化,使自我同一性破碎和丧失。
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谈到了后发展国家在移植现代性制度时出现的本体安全的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危机;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在《自反性现代化》中也谈到专家知识的不确定性和现代性的自反性、高风险性等①;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从语言的延异、知识考古学和语言游戏的不可通约等,消除了主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海德格尔则明确地断言制造原子弹等的技术理性是理性的疯狂②。个体理性、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等之所以不能成为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同一性的稳固的基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否定了两千年来西方哲学的根本洞见,即理性是人类理性,理性不是个体的工具而是目的。西方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的生活理想。古希腊哲学家也知道人要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这只是与动物相去不远的生活,人的更高需要是运用理性、实现理性,过上一种合乎理性目的的生活,这是人所特有的接近于神的生活。在拒绝和批判西方哲学的精神本体化的统治和压抑时,舍弃了超越的理性生活理想,把理性变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就是认同一种高等动物的生活,这也就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进化论的理性理解。这种动物性的自我意识也必然陷入动物生活的逻辑,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也使人的自我同一性在不同的生存竞争场域中破碎、分解,人离开了人类理性的根基,就如同海德格尔所说人被连根拔起。
二.他者和普世伦理
哲学为什么没有被遗忘?不仅因为现代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需要传统哲学智慧的启示,也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人处于伦理的危机之中。在康德逝世二百年后,当代政治哲学家、道德哲学家一再求助康德,康德的实践理性、历史理性研究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的“永久和平”、“世界公民”的政治想象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人们真的要再一次“回到康德”吗?其实,按照黑格尔所说,人类认识的“圆圈”,认识史特别是哲学史总是不断地返回到它的思想起点。如前所述,个体理性、技术理性的自我意识无法确立真实的自我同一性,从而它也就不能以真实的人与人的关系建立人类共同生活的伦理基础。寻求普世伦理的需要必须求助传统哲学。
西方传统哲学普遍理性的人类自我认识关注的是没有个体差异的纯粹思想。苏格拉底的对话的辩证法显然意识到现实个人意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对话的目的则是要达到无差异的普遍理性。黑格尔在巴门尼德的纯思中看到辩证法的起源,感觉到思想回到思想家园的亲切感,而他本人的逻辑学的辩证法,则描述了经过诸多精神现象或意识形态之后的纯粹思想的必然运动。从人类的、普遍的、纯粹的思想视野去看理性、思想和精神,思想是以思想为对象的惟一主体、实体,是没有他者、没有对待的绝对的思想、无限,因而是自由的思想。现实的具体的个人思想和意识的差异,已经被精神的发展扬弃于纯粹思想之中。在思想的王国里,人类成为无差别、无个性因而也没有矛盾冲突的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一意义上说,传统哲学是以超越的理想化解现实的利益冲突和伦理矛盾,以德性亦即理性的提升作为道德的目的,普遍适用于整个世界的道德法则只能是理性的法则与德性的升华和教化。
在现代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的道德原理缺少个体性、现实性的原则,不能成为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受到现代哲学最激烈反抗的黑格尔哲学是极端的理性主义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视野中,现实的感性的具体个人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也不过是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完成了历史理性任务的英雄人物像是没有了果实的空壳。个人的死亡反倒有些意义,因为这唤起了人们的普遍的伦理意识。从纯粹思想、普遍理性的关怀,伦理、国家这些似乎抽象的存在更具有理性的实在性。黑格尔把国家视为理性化身的国家主义哲学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不同方面的批判,阿多诺、利奥塔都指认黑格尔的“同一性”是死亡哲学,国家对个体的高级理性地位散发着法西斯主义的气息。在我们看来,黑格尔可能过于偏爱历史目的论的体系的完整性,以至于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区分也中介化了,市民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重要性,亦即后来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被轻易地转化为理性国家的逻辑环节,从而必然受到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的颠倒,受到新老自由主义的激烈批判。
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实质是理性、精神作为实体和主体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主体的本体论。它虽然揭示了精神发展过程的矛盾和冲突,如主人和奴隶意识冲突等,但其全体自由、人类自由的历史目的论却不可能真实面对个人自由、阶级解放这些实质伦理学的问题。马克思力求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整个人类解放统一起来,通过最后一个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解放,使整个人类获得解放的“解放叙事”,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美好的理想,是明智的资产者也能接受的具有最高普适度的普世伦理。个人主体自由与人类主体自由的完美统一,也必然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所谓现代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等问题只能在此基础上得到解决。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摧毁和解构却不相信马克思的“解放叙事”,认为它与启蒙叙事、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叙事等一同作为宏大叙事,承诺了虚幻的、想象的、意识形态幻象的人类主体,所谓继上帝死去的“人之死”意味着大写的人类主体的死亡。德里达、福柯等似乎还坚执着个人自由主体的原则,而利奥塔和齐泽克等则把个人主体也消解在多样的结构和语言游戏之中①。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将面对的是一个无人的无限伸展的符号系统,这是如何可能的呢?
古典哲学的一个根本洞见是人是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知其所知,觉其所觉。康德所说的先验自我是意识固有的机能。人在所知、所觉中难免有误知、误觉,特别是在文化、意识形态乃至公开暴力的诱导、威逼、欺骗等作用下,难免有虚假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意识,所谓我是假我。但即使是最彻底的无我论者,也必须以某种自我统一性坚执自己的无我论主张,仍是有我且是一个较为执著的自我。有自我才有他人或他者,才有人与人的伦理关系和伦理问题。列维纳斯敏锐地指出,后期海德格尔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寻求,即使理性之光进入、主体澄明的存在论前提,即是他者、他人的面孔,从而存在论即是他者伦理学②。他人的面孔是走出自我、走向无限和上帝的存在论起点,这是新的现象学的超越论的道路吗?不管怎样,全球化中的文明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等无情的现实,把最低限度的普世伦理或罗尔斯所说的全球“重叠共识”,作为最紧迫的哲学任务推上了世界哲学的前沿。
在一个后形而上学思想的时代,寻求和建构全球“重叠共识”或社会同一性的努力,总是要避开形而上学、独断论的思想陷阱,总是担心沾染上形而上学的霉菌。罗尔斯一方面求助于康德,一方面又要和康德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通过康德可以建立起正义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排除康德的自由本体设定可以接近西方民主社会的理性人的政治经验。哈贝马斯也力求在形而上学与后形而上学思想的区分中,建构自己的对话伦理学。从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在理想的语言交往条件下,新的社会同一性或团结的一致性是可以预期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哈贝马斯的透明的、完善的交往主体仍是形而上学的主体,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下的选择正义原则的理性人也难逃类似指责。这似乎意味着任何普世伦理的寻求总是形而上学的;而如果普世伦理真的是时代的紧急需求,那么,我们就不需要逃避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我们要自觉地利用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不必屈服于反形而上学的时髦。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中,也许缺少人类主体的他者,但肯定不缺少个人主体的他者或他人,自我意识同时即是他者意识。在康德和黑格尔的世界公民和世界精神的理解中,包含着一切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基本原则,即人的精神同质性的先验形而上学设定。出现在伦理关系中的他人,不管事实上处于何种精神发展水平和具有怎样的奇异与怪诞,用后现代主义的说法有怎样的裂缝和不可弥合的创伤,我们都必须把他视作与自己一样的自由本体,否则就没有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套用康德实践理性的论证方式可做出最简单的证明:普世伦理的可能性在于承认人的先验同一性;人的先验同一性是普世伦理的逻辑前提。道理是如此简单,交往、对话与和谐共处的前提是承认他者是可以理喻的,可以达到与我们一样的理解和共识。事实上,文化的多元和世界观的差异亦即经验形而上学差异,必须在先验形而上学同一性中得到理解和沟通,否则,无需对话和交往,只需亮出自己的拳头。
三.存在和精神的家园
传统哲学自我认识和伦理基础的寻求,源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在人的自我意识诞生之际就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区分,原本无知无识的统一的自然,出现了哲学家们所说的原初性的断裂和创伤,意识必须为自我寻找一个精神的家园或精神的父亲,给予自己的生活以根据和安全感。赖辛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洞察到形而上学的这种心理根源,人类要有一个强大的精神父亲作为安全的依靠,人的伦理生活需要有科学认识一样的可靠性基础,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过度的概括和虚假的确定性。赖辛巴哈以此为由拒斥形而上学,说它是以知识的形式表达的诗,是假冒的科学知识。我们完全可以同意经验逻辑主义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区分,但不能因为承认哲学不是科学就轻易地扔掉了哲学。即使我们明了了形而上学的心理根源,我们却不能改变人类这个物种而使其灭绝形而上学的心理需要。后期海德格尔毫不掩饰形上之思的诗的本质,“凝神之思就是诗”,思和诗的任务仍是要给人类一个家。
形而上学如果愿意也可叫形而上诗,这源于意识的内在需要,即意识要为自身找到可靠的基础,给自己找到安全稳固的精神家园。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似乎是找到了超越意识哲学的新的安居之所。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是形塑个体意识的真正主体,语言较之意识更具有客观性、实存性和本体论的优先地位。这种新的“语言神话”不能说毫无意义,但它却可能抹杀了传统哲学关于意识和语言早已深思过的诸多成就,模糊了传统哲学的真正理论疑难。黑格尔就曾津津乐道于德语的思辨性质,感受着用德语思辨和写作的乐趣。马克思关于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意识必定受到物质性语言纠缠的看法也广为人知。意识不能没有语言,但没有意识充实、活化的语言也是不能想象的。哈贝马斯所谓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的论断是可疑的,至少我们很难说胡塞尔的现象学不是意识哲学而是语言哲学。最为重要的是语言能否成为精神的家园?能否为现代人提供安全的精神居所?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意识优先性的合理性在于,意识和精神直接为自己奠基,因为困惑、流浪急于安家的是意识和精神,不是语言。
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认识自己的知识寻求开始,到黑格尔为知识和认识找到绝对理念的家园为止,经历了漫长的思想道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历史目的论证明自己是全部以往哲学的真理,一切认识和知识终于自觉到是思想对自己的思想,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意识。两千年的哲学如远方的游子回了家。黑格尔哲学似乎也回答了苏格拉底的疑难,怎样的生活才是清醒、明白的理性生活?自觉意识到自己的概念扎根于、升华到绝对理念的生活就是善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念似乎是难以超越的,为人的意识所表象和显现的世界,难道不是以意识或思想的基本原理和范畴为根据的吗?表达思想范畴自己运动必然性的逻辑学不就是关于存在本质的形而上学吗?一切认识的最高根据不就是使认识可能的具体普遍性的思想范畴吗?一切思想、认识、意识最终都可以在逻各斯那里找到根和家。黑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是此后一切哲学批判的焦点,也是后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哲学不愿把一个逻辑的枯骨作为自己的家,它开始新的流浪和思想冒险。生命意志、权力意志、逻辑和经验、语言和存在、非同一性和不确定性,等等,都成为反叛黑格尔的主题词。这些反叛的共同之处告诉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不能仅是认识和逻辑的归宿,它必须有家的亲切感、归宿感和存在感。家不是僵硬的逻辑认同,而是一种柔和、温暖的感觉。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和思,列维纳斯所说的他人的面孔,马克思的自由王国,都更有温馨的家的气息。
按照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超越悲观主义的看法,庇护的诸神隐退了,世界进入午夜,人被连根拔起,被抛入技术座架的催逼之中,无家可归的人类只能凝神思想,期待上帝救渡我们。在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中,我们可以寻绎到一条救渡的线索。他认为,现代技术不是人的工具,技术成为自身生产、也催逼人去生产的座架,人失去了与技术的充分关系、自由关系,他期望而又怀疑能否从古老的俄国思想、中国思想中,找到人与技术的充分关系①。现代社会的巨型复杂组织是适应技术座架而产生的技术系统,而现代技术体系以及其中的巨型工程体系,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个体的认知和控制能力。个人对技术确实已经失去了充分的了解和控制关系,由此也就谈不上自由关系。古老的东方思想中有什么智慧能启示我们重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现代技术的异化形态如何能转化为家中的用具?海德格尔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语。庄子掊斗折衡的主张没有现实性,他的庖丁解牛的自由境界在现代技术体系中也难以实现,儒家的修身、至诚、内圣之学能够参与技术的化育而合内外为一道吗?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中有一个未被深思的问题,即道德实践优先于生产实践。这可能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实践尚未显示出改变历史的巨大力量,也不仅仅是因为剥削阶级思想家的阶级偏见,而还因为只有道德实践才是自由的实践。在康德看来,我们所说的物质生产实践服从于因果必然性的支配,因而只能属于理论理性考察的现象界,而不属于实践理性的自由本体界。只是经过黑格尔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才确立了物质生产实践所具有的人的自由本质对象化的意义,但生产实践、技术实践的自由本质和劳动异化、技术异化相伴而生,从而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自由,而且生产实践的自由、技术实践的自由,才成为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理想的重要内容。但是,传统哲学的道德实践的优先性仍有意义,即只有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达到了纯粹思想和普遍理性的统一性,才能有真正的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只有彻底的人道主义,才有彻底的自然主义。果真如此,西方传统哲学的自我意识和伦理意识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纯粹思想、普遍理性的逻各斯,虽然不足以成为温暖的精神家园,不足以使现代人获得与技术的自由关系而在技术世界安居,但它仍然是回家的路标,甚或可能是家居的骨架。作为形而上的诗与思,不是主观任意的偶然情感的抒发和随想,它作为“凝神之思”,思入到精神家园的一切存在论前提,筑居的大地,遮蔽的、庇护的道说,以至于使理性、在者得以到场的无②。这种海德格尔向存在归属的思的呼唤,在伽达默尔看来,使他向黑格尔的历史理性或思想的客观性靠拢③。一种诗化的逻辑、内在体验的形而上学,是东方思想能够解救人类的思想道路吗?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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