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瑞
任何一种事物都逃不过产生、兴旺和衰亡的宿命，先秦时期曾经是主流国家体制的“分封制”也是如此。至于刘彻和主父偃，则是因势成事，顺应了潮流而已。
一、“分封制”曾经的积极作用
（一）分封制的产生。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这说的是治国理念，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许多迈不过去的东西，比如“距离”——分封制的产生就和“距离”有直接关系。夏朝称“诸侯万邦”，其实就是若干个零星小部落，而且是分散管理，严格说不算国家。商朝则是一个异姓部落联盟，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也不大，所谓“邦畿千里”。周朝时直接控制领域大了起来，才开始分封同姓诸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央政府管不过来了——那个时候不仅没有汽车、火车、飞机以及电话、网络，而且连驰道、驿站也不完善，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对边远地区实现有效管理。于是，周武王创造性地给一些同姓亲王（周公、召公）或近臣、功臣（姜子牙）划出一块领地实施管理。这种制度在一开始是相当有效的，首先他们和国王是一家人，给自己家干活更有责任心。其次，在一定面积的封地上他们可以做到政令通达全覆盖，从而避免管理死角。
（二）分封制的缺点。从产生的原因来看，分封制除了管理硬件制约和“肥水不流外人田”外，其实带有一定潜在的、很无奈的因素。时间一长，那些“潜在”的东西就逐渐暴露了出来——随着时间推移和种族繁衍，基本上三代以后，那些被分封的宗室后人和中央政府的亲情观念就已经很淡了，相应的，他们对国家的责任感和认同感同样也会降低，甚至某些势力和实力很大的封国还会生出异心。这一问题从周平王东迁时开始暴露出来，不过整个春秋战国（先秦）还算温和，像郑庄公欺负周桓王，还射了他肩膀一箭；晋文公给周王室解决了点小困难，就要求和周王一样的下葬礼仪。拿封国内部来说（国王封诸侯，诸侯封大夫），鲁国“三桓”架空公室，晋国被三卿瓜分，齐国则索性以田代姜——这个时候，分封的诸侯国已经逐渐从国家藩篱变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最不稳定因素。到了西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则把这种危害推向了极致——分封制，已经基本走到了尽头。
二、孝景帝的强力打压和削藩
（一）西汉初年封国的实际情况。西汉初年各封国的权力大的惊人，除了不能任命二千石的高官外，财政、税收、军队全部自己说了算——几乎就是“缩微版”的汉帝国——这就太容易出事了。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弊端，从高祖刘邦就已经开始“削藩”，不过他那时主要是削的异姓藩王（韩信、英布、臧荼、卢绾等），自家兄弟基本没动，这给自己的儿孙留下了隐患。以吴王刘濞为例，他的封国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大，辖三郡五十三城；第二是有钱，有铜矿，盛产海盐，不仅可以自己铸钱，“七国之乱”前，吴国的钱和盐甚至还在整个汉帝国内流通，而且吴国内部全民免税；第三是有权，所有官员都是自己任命，中央派来的国相只是摆设（像袁盎）；第四是有军队；第五是藐视中央，吴王刘濞可以二十多年不入朝。尤其是从他儿子刘贤被太子刘启（后来的景帝）误杀后，他更是招募“任侠奸人”，公然开始对抗中央。
（二）贾谊的“软着陆”。不仅是高祖和文帝，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也都看到了分封制的弊端和个别诸侯王的不轨，并提出了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贾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血缘关系不仅无法阻止诸侯王叛乱，反而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通过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他提出了两点具体措施：“定礼制”和“定地制”。“定礼制”好理解，就是用传统礼法来维护等级秩序，最后实现维护王权的目的。贾谊的理论精髓在于第二条“定地制”，即“割地定制”，“众建诸侯而少其力”——通过“分化”实现“弱化”。具体说来，就是拿诸侯国的地分封给诸侯王的后人，生一个就给他一块领地，这样几代人下去，原诸侯国就被分得鸡零狗碎，想闹事都没有力气了。事实证明这一理论是极其靠谱的，像刘邦大儿子刘肥的封地齐国就被一分为七：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和胶东，不仅领地小了，人心也不齐，吴王刘濞造反前来搞串联，费力不小，效果却很差。
（三）孝景帝和晁错的“硬着陆”。景帝元年，赵王刘遂获罪，刘启便顺水推舟削了他的河间郡。晁错明白景帝的意图，便明确提出了削藩。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上《削藩策》，言辞激烈地说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理论当然没问题，问题是没有过渡、没有筹备、过于突兀，不仅直接挑起诸王的反叛，就连景帝也准备不足——这一是造成了晁错的个人悲剧，二是造成了交战初期中央政府的忙乱。但是，急于削藩的刘启没有考虑那么多，立即就借故下诏削了楚王刘戊一个郡和胶西王刘昂六个县，而且还接着讨论要削夺吴王刘濞的两个郡（刘濞一共才三郡）。这就太急太明显了，而且打击面过大，一下子就激发了诸侯国的唇亡齿寒和同仇敌忾，仅仅十天后，“七国之乱”就爆发了。景帝很幸运，对应的就是刘濞等人的不幸——以侯国之力对抗中央，而且还是逆势而上（郡县制已经渐入人心），轰轰烈烈的“七国之乱”从汉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开始，到三月即被平息，不仅七个诸侯王死得一个不剩，而且除了楚国被勉强保存下来之外，其余六国都降为郡。
三、“温水煮青蛙”的“推恩令”
（一）“推恩令”颁布前的诸侯国情况。镇压“七国之乱”后，各诸侯国的境况与前相比可称得上是天壤之别。一是封地面积缩小。因为景帝趁热打铁，收夺了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二是充分落实原来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分封原诸侯王子孙为小诸侯王，各国原封地被进一步分割；三是取消诸侯国原来独立的政治权力，由中央政府改派官吏去管理，诸侯王不仅不能再任免封国官吏、征收赋税和过问封国政事，而且和朝廷官员一样靠领取俸禄过活；四是取消诸侯国军队建制。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各诸侯国就像被剥了壳的乌龟，只剩下任人宰割的份了。
（二）与贾谊削藩理论一脉相承的“推恩令”。如果说文、景二帝的风格是绵里藏针的话，那么武帝刘彻的风格就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从来都是他欺负别人，而绝不存在他被人欺负。所以，他一辈子外打匈奴，内欺诸侯。而且，在削藩问题上，文帝有贾谊、景帝有晁错，而武帝有主父偃。主父偃，一个大器晚成的政治投机者，进入到决策层后，他敏锐地发觉了汉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消减诸侯国权力的“推恩令”（在匈奴问题上他曾极其先瞻性地提出了“移民实边”开发朔方的建议并为刘彻所采纳）。他说，实行“推恩令”，首先是诸侯子弟得到意外封赏，肯定会对中央感激涕零。其次是诸侯势力可以进一步被削弱，连造反的隐患都消除了。可以说是一举数得，对中央有百利而无一害。办法不仅出的好，而且又出到了点子上，刘彻对此欣然接受，公元前127年春，武帝诏告天下，实施推恩令。
（三）“推恩令”为什么推行地顺风顺水。原因太简单了。首先，理论成熟、方法得当。严格来说，主父偃的“推恩令”毫无新意，他前有贾谊的“软办法”支撑（实际上是把贾谊的观点改了个名），后有晁错的“硬措施”铺垫，他只是前人种瓜、后人摘果。其次，“先兵后礼”、时机成熟。中国有句俗话，叫“先礼后兵”，在这里顺序被颠倒了过来——景帝已经把实力最大、气焰最嚣张的几个侯国给打服打残了，剩下的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别说分解封地，就是让他们割块肉给中央也得赶紧照办。但不管怎样，至此，封国危机在汉王朝被全面彻底的消除，各诸侯王再也没有掀起过任何风雨。
但是国无外患，必有内忧，解决了封国，外戚和宦官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祸乱并最终埋葬了大汉王朝，此是后话不提。
彼岸历史
在我国古代分封制和郡县制各有利弊，统治者难以权衡。从商朝开始，统治者开始分封诸侯。周王朝一统天下以后，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政权，但是都城镐京远在西北，不利于周王朝的统治。所以周王朝统治者建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分封制度，自己的兄弟，功臣还有前王朝的贵族分土地给他们建立诸侯国，他们巩卫周王室，保护周王室的安全，配合分封制建立了严格礼法等级。分封制因为血缘关系和礼法等级制度而更加牢固。
但是分封制有一个很大的弊端，诸侯国有很大的自主性，军队，制钱，民生很多事情基本属于各个诸侯国自己的事情，他们要做的，基本就是每年或者按时对周王室进行朝贡。这样很容易造成各诸侯国佣兵自重，如果说周王室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实力核对各个诸侯国的绝对实力镇压，那么这个制度必定是稳定的。可惜任何一个古代的王朝都没有永久的繁荣，各个诸侯国必然也有贤明的诸侯王带领着诸侯国实现反超，实力逐渐的超过周王室。第1代第2代他们和周王室的关系可能还依旧十分亲密，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后代们的关系和周王室的亲密程度也越来越低，血缘纽带也越来越低，关系肯定也越来越远。所以等到很多诸侯王的实力逐渐强大，而周王氏衰落的时候，乱世就开始了，也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
秦始皇扫六合，再一次统一海内的时候，海纳伦李斯的建议废除了分封制建立了郡县制。因为诸侯王到后期造成的天下大乱与秦始皇计划的子子孙孙后世无穷已，极为不符合，甚至有可能成为最大的绊脚石。但是分封制被废除以后，又没有了诸侯可以巩固为王室。所以秦末乱世的时候，只有的秦朝中枢独自与各地农民起义相对抗，最后在起义的洪流中覆灭。汉朝吸取了前几代的教训，实施郡国并行制，但是依然摆脱不了诸侯反叛的后果。汉景帝时期，因为过于急躁的采用了晁错的削藩制，爆发了“七王之乱”，幸好有周亚夫平定的七王，但是晁错也被拉在了七王的军队面前斩下了头颅。
但是汉武帝采用了主父偃的推恩令，却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问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汉武帝时期汉王室足够强大。第二个汉武帝的推恩令，实际上并不是要废除分封的诸侯。他想削弱诸侯的实力，但是并没有摆明的告诉诸侯，而是说诸侯的继承制不再进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的所有的儿子都可以享有封地的继承权，而且这个继承权不是单一的，诸侯要把自己的土地分给每一个儿子享用，每一个儿子都可以享有爵位。我们可以看得出，汉武帝这一做法其实是在变相的给自己拉拢了大量的帮手。那些原来没有机会获得封地的诸侯王的儿子们，忽然听到了自己也可以享有获得封地的权利的时候，必定是欣喜若狂的对汉武帝感激涕零。如果诸侯们硬要反对汉武帝，很可能的情况会祸起萧墙，被自己的亲儿子们举报。
这样的推恩令一旦实施，诸侯王把封地分给儿子们，儿子们把封地再分给儿子们，不要诸侯王的土地越来越小，实力也越来越弱。等到他们想要反抗汉武帝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实在是如蚍蜉撼树一般弱小。比如在汉武帝有一年，因为诸侯王朝贡的黄金成色不足为理由就削去了100多位诸侯王的爵位，但是100多位诸侯王其实以每个人的土地都很小，根本没有反抗汉武帝的机会。所以主父偃的推恩令，兵不血刃的帮助汉武帝解决了诸侯王和王室的这个难题。
红雨说历史
明知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是变相削藩，诸侯王们确实是无人反抗。原因其实很简单。
首先，在汉景帝时，由于采用晁错的建议削藩，已经提前引发了以吴楚等七国为代表的“七国之乱”，而也正是这次“七国之乱”，使得诸侯王中最强大的七国，被周亚夫所指挥的汉朝军队所镇压，不复当年的实力。当他们再次面对汉武帝强势推行的推恩令时，已然没有实力挑战，不想马上落得身死陨灭的下场的话，就只有安静的服从了。
其次，汉武帝的推恩令并不是马上就将这些诸侯王的领地收回，而是平均分封给诸侯王的子嗣，这样一来，必然会分化诸侯王内部。毕竟从前只有世子可以继承王位，可现在连庶出的王子都可以分一杯羹，简直就是完美的将诸侯国给分裂了，自然推恩令施行的阻力就小很多了。
当然说到底，还是汉武帝时期，汉朝的中央政府实力，已经完全凌驾在这些诸侯国之上。完全不必担心再次发生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才是推恩令这种变相削藩，能够推广并且无人反抗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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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言堂
简单来说，是诸侯王无力反抗。
自从汉朝建立，封国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汉朝皇帝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汉朝皇帝可谓绞尽脑汁，从消灭异姓诸侯王到平定同姓诸侯王，再到对分封制的制度修正，即推恩令的颁布，诸侯王问题才彻底解决，汉朝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权。
第一次“削藩”：汉高祖灭异姓
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共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和韩王信。这些异姓诸侯王手握重兵，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对中央集权是很大的威胁。
刘邦能够容忍这种威胁吗？虽然他不排斥分封制，也认为其拱卫作用很有效，可问题是这些异姓诸侯王会拱卫刘家的江山吗？他们好像连刘邦的话都不听啊，如果哪天刘邦驾崩了，仁弱的刘盈能够驾驭住这些人吗？
一连串的问题表达了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不信任，其实异姓诸侯王也不信任他，在这种互相猜忌的氛围下，造反成了史书上这几年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前202年，赵王张耳和长沙王吴芮去世，都是儿子继任为王。同年燕王臧荼造反，刘邦亲自讨平，封发小卢绾为燕王，充分显现出刘邦分封亲信拱卫中央的态度。
前201年，韩王信勾结匈奴造反，被刘邦击破，逃入匈奴。同年，有人告发楚王韩信企图谋反，刘邦伪游云梦，扣押韩信，贬其为淮阴侯，并拘禁在洛阳。
前200年，刘邦途经赵国时辱骂新任赵王张敖（张耳之子、刘邦女婿），激怒了赵国国相贯高，贯高打算谋杀刘邦。次年事情泄露后，张敖被免去王位，贬爵宣平侯。
前197年代相陈豨反叛，韩信因联合陈豨反叛罪名被处死；梁王彭越因征兵不力被刘邦责备，不久被告发谋反，吕后将彭越诱至长安，夷其三族。
前196年，燕王卢绾被告发造反，刘邦亲征，卢绾逃入匈奴。
到最后，只有最弱的长沙王保留了下来，因为汉朝没空经营南方，需要长沙国作为跟南越国的缓冲，加上长沙王很会做人，刘邦才没动他。
经过这一番清洗，刘邦对异姓诸侯王是彻底不信任了，连发小都能反，还有谁不能反？恐怕只有我们刘家人了吧，于是刘邦与群臣订立白马之盟（非刘不王），大封同姓诸侯王，实行郡国并行制。
第二次“削藩”：汉文帝分大国
尽管同姓诸侯王领地比之前的异姓诸侯王要小，可也有足够实力，能够对中央造成威胁，刘邦认为都是刘家人，都会听自己的，可他的儿子汉文帝就体会到了刘家人不听自己的是何感受。
汉文帝并不是刘邦的继承人，正宗继承人是汉惠帝，汉文帝原本被刘邦分封为代王，镇守代地。
汉惠帝仁弱，大权都在母亲吕后手中，而且吕后比汉惠帝活得还长，吕后去世的时候，汉惠帝都去世好几年了，在位的是他的儿子后少帝（前少帝被吕后废了）。
吕后死了，可吕氏集团还掌握大权，早已不满的功臣集团和宗室集团自然不会无动于衷，陈平、周勃等联手干掉了吕氏，并排除了咄咄逼人的齐王刘襄，迎立代王刘恒，即汉文帝。
文帝是藩王入继，在都城没有根基，很容易被功臣控制吧？偏偏文帝很快就掌握了中央大权，并跟自己的本家开始了地方权力的争夺。
在吕后执政时期，白马之盟沦为废纸，吕氏家族多人封王，而他们的封地，自然是从刘家人手中抢来的，文帝首先恢复了这部分封地，还做得更有“情谊”。
比如赵幽王刘友是刘邦第六子，被吕后逼迫自杀，其子刘遂和刘辟强都成了平民。文帝继位第一年就重建赵国，立刘遂继任赵王，次年又封刘辟强为河间王，封地就是从赵国分出来的河间郡。
乍一看，汉文帝这措施跟推恩令一样，都是把诸侯王的土地分给众多儿子，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文帝的措施没有形成制度，是他自己找准机会以情服人，站在道德制高点才没被人指责，既分化了赵国，也得了重视亲情的美名。
类似情况的还有齐国和淮南国。
齐国是文帝大哥刘肥的封国，足有七十个城，是当时最大的封地，但在吕后执政时期被夺走三个郡，文帝即位后当然是换回去了，齐国又变成最大的封国了。
第二任齐王刘襄短寿，文帝继位次年就病死了，王位由其独子刘则即位，可刘则在位14年无后去世，按无子国除的规矩齐国应该取消，收归汉朝中央，可这样一来，齐国王室的旁支子孙势必反对，文帝再一次讲亲情，把齐国一分为七，大哥刘肥在世的七位儿子全部分封为王，把侄子们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淮南国是文帝弟弟刘长的封地，刘长是吕后养子，封地自然不会差。刘长为人嚣张，文帝采取纵容捧杀策略，以造反之名废除其王爵，刘长自杀。刘长一死，文帝被卷进了舆论中心，甚至有民谣直接隐射他杀害弟弟。
在这种情况下，文帝顺着分割齐国的风，把淮南国分给了刘长的三个儿子，文帝名声回来了，淮南国也被削弱。
这种策略有很大的限制，因为文帝分的都是兄弟的国家，还是在兄弟死后分的，相当于以伯父（叔父）的身份主持遗产分割，但对于亲戚关系相对已经疏远的楚国、吴国而言，这种方法用不上，文帝只能先对亲人动刀子，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削弱诸侯。
第三次削藩：汉景帝平吴楚
文帝分国措施所需条件太多，周期太长，对于那些长寿诸侯王简直无效，比如吴王刘濞，作为刘邦的侄子，他一直在封地吴国当土皇帝，尤其是儿子被文帝太子（即日后的景帝）打死后，他连朝见皇帝都不去了，文帝也一直没有怪罪他。
脾气暴躁的汉景帝没有父亲的隐忍与长远目光，他直接采取了老师晁错的“削藩策”，强行从诸侯王中夺取土地，当然，借口是有的，这些诸侯王嚣张惯了，违反乱纪的事情一大堆，一抓就是一个借口。
景帝如此强硬的措施，激起了诸侯王们的愤慨，被削地的诸侯王们反了，吴楚七国之乱正式爆发。诸侯王们不敢直接针对皇帝，就拿晁错当靶子，提出“清君侧”的口号。
虽然经过文帝的积累和巩固，汉朝中央的权力大了很多，可吴楚等国加起来也有点吓人，景帝一时间没了主意，真就把老师杀了，发现没用后才坚持平叛。
景帝最终平定了“七国之乱”，这场内战其实已经给诸侯王敲响了警钟，因为胜利的举动丝毫没跟他们客气，该废除的诸侯国废除，该削地的诸侯国削地，谁敢不服就咔嚓！
在绝对的武力压制下，汉朝中央对个诸侯国的优势变大了，但汉朝仍然缺少一个比较上台面的理由来削掉诸侯，强行削藩太影响名声了啊。
第四次削藩：汉武帝推恩令
推恩令是主父偃提出的，其核心只有一个，把原本嫡长子继承诸侯全部封地的制度变为嫡长子继承王位，其他儿子继承侯爵，封地全都从原本封地分，这么一代代下去，封国越来越小，诸侯王就别想跟中央抗衡了。
为什么诸侯王不反抗？
一方面，诸侯王有来自于儿子们的压力，对于推恩令，嫡长子肯定是不满的，可其他儿子们乐意的很，原本他们什么都没有，现在能够封到土地了，别提多高兴了，诸侯王要是想反抗，估计得提防提防儿子们。
另一方面，诸侯王不敢，七国之乱的教训就摆在那里，血淋淋的，况且朝廷又不是要夺你的封地，只是封给你其他儿子而已，诸侯王造反的理由也不是那么足，如果不是存心造反的人，为何会担心自己的封国分给儿子们呢？
仅仅是分化封国还不够，中央得把那些土地收回来啊，怎么收呢？不是有条无子国除的规矩吗？可怎么保证诸侯王无子还早死呢？无非是在诸侯王未生育前找借口弄死他！这个任务，自然而然落到了主父偃头上。
作为武帝的大砍刀，主父偃先后砍死了燕王和齐王，要砍赵王的时候，被赵王先下手为强告发贪污，武帝顺水推舟，处死了主父偃，关怀宗室的皇帝形象就出来了。
主父偃死后，武帝仍然在琢磨怎么收掉诸侯王，最后搞出了《酌金律》，用来考察诸侯对皇室的忠诚度。
怎么考察？所谓酌是一种醇酒；金，是祭宗庙时诸侯所献的贡金，都是祭祀用的东西，皇室派人检验诸侯所献酌金质量，如果不合标准，那就是对皇帝不忠、对祖宗不敬，夺爵！
在这种操作性非常强的法律实施后，武帝一面推恩封国，一面酌金除国，诸侯国的土地一批一批地成为中央属地，再不成为中央威胁。
平沙趣说历史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确给那些诸侯王敲响了最后的丧钟，他们意识到，和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对抗，终究会带来杀身之祸，就算你如吴王刘濞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你以为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就草草收兵了吗？非也，在吸收了郡国制度带来的恶果教训之后，汉景帝还进行了一些削弱诸侯王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才是问题的重点。
一是大幅度减少诸侯王国的领地范围。经过“七国之乱”后，汉景帝规定诸侯王国的最大面积和范围不得超过一个郡，这样，诸侯王国的领地大大减少和降低了，诸侯王领地范围的减少，有利于进行控制。经过这一改革，汉王朝的诸侯王国领郡从汉高祖的42郡减少到26郡，中央政府的直辖郡由之前的15郡增加到44郡。
二是收回诸侯王国的官吏任免权。汉景帝不断剥夺诸侯国的权力，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
三是收回盐铁铜的所属权利。盐铁是诸侯王国的财政根本，而铜则是武器和货币的根本，收回了这几项所属权利，诸侯王国就等于失去了赖以做大的根本。
这三项改革是在“七国之乱”后退出的，但是诸侯王的势力并未有被彻底肃清，尾大不掉的现象依然存在。
继续肃清诸侯王权力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后来的汉武帝刘彻身上。
而推恩令的始作俑者是一个叫主父偃的书生，这个名操一时最终却被贪污拉下马的人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问题上立下了大功。
推恩令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变诸侯王嫡长子继承诸侯所有财产、封地和爵位的做法，改由诸侯王所有儿子进行分封。通过分封之后，诸侯王实际上就变小了，被分解了若干小诸侯，就再也不敢和中央政府作对了，中央权力自然变大。
为什么这样一项旨在削弱诸侯国力量的政策却得到诸侯王的拥护呢？
实在是主父偃和汉武帝利用了人都是有私心的这点心理学。按照以前诸侯王国继承制度，只有嫡长子才有权利继承诸侯王留下的财产、封地和爵位，其他儿子是分文无有的，可是嫡长子只有一个啊，所以其他的儿子们都心存不满。凭什么就只有嫡长子才有？这个问题可能在其他诸侯儿子们心里已经埋存了上百年了，只是慑于旧制而不敢言语罢了。
主父偃的推恩令恰恰就迎合了这些儿子们的私心，从一无所有也变成如嫡长子一样的权利地位，谁会不愿意呢？恐怕只有傻瓜。
通过推恩令，汉武帝兵不血刃的肃清了诸侯王国尾大不掉的威胁。
当然，汉武帝能够顺利推行推恩令，还与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的改革措施有关，汉景帝可谓为推恩令打下了基础。还与汉武帝将中央集权变得更为强大，中央政治制度更为健全，比如设中朝，刺史等制度有关。正是这些基础和制度的保障，才使得汉武帝能够最终拿下诸侯王国的威胁，保证了推恩令的有力执行。
青灯问史
推恩令其实是阳谋的经典案例。推恩成功分化了对手。将原来的诸侯国分给了诸侯王的嫡长子和诸侯王的其他儿子；它扩大了自己的队伍，削弱了对方。得到分封的其他儿子必然是支持这项政策，诸侯王可能是心里五味杂陈的，嫡子肯定是不乐意的。总体来讲，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手段解决了问题。
汉代的藩王是裂土的，封你当楚王，楚国就是你的了，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经济税收军队都是你的，相当于一个自治的小王国。封地越广，藩王的权力越大（当然是可用封地）。
所以推恩令主要针对封地，让藩王们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弟弟，表面上是增加了藩王的分封权，还能多几个孩子受益（推恩令之前只有藩王的特定的继承人才能获得封地继承权）除了袭楚王爵位的继承人外（继承人的封地明显少了），大家都不会太过于抵触。
戴老师讲历史
没有办法反抗。
推恩令之前，诸侯王强势存在，哪怕七国之乱平定，诸侯王内部依旧铁板一块，拥有独立财政甚至盐铁铸钱权益，中央政权当然也就很难瓦解诸侯国。
推恩令虽然对诸侯国是毒药，却有效分解了诸侯王的内部势力。
以前，诸侯王嫡长子继承封国，享有最大权益并切分一些利益给同宗叔伯兄弟们，这些同宗只是白身，不过能依据远近亲疏分一点钱财，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依靠诸侯王的推荐到中央任职，比如汉武帝侄儿，中山靖王刘胜的儿子刘屈耄。逢迎叔叔汉武帝和贰师将军李广利，最终拜相。
推恩令一出，所有诸侯王的儿子都能得到侯国封地，一个侯国那最少也是一个县，可诸侯王能够有几个县呢？
比如中山靖王刘胜，正牌儿子就是120个之多，显然他不可能有120个县去分，所以中山王国顷刻衰落。
诸侯王能反抗吗？
当然不敢。
别说中央政权派遣军队平叛，继承人之外的儿子都会立即出卖自己，一个狗屁都不是的白身王子，怎么可能比得上侯国封地。
此外，推恩令造成诸侯王国内部分裂，以前可以抱得诸侯王及王太子大腿的毕竟只是少数人，如今已经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到侯国去发展，诸王子母族、老师、同学这些人当然会拥护推恩令。
四川達州
小小小百科全书观点
同样是削藩，直接的削藩和间接的削藩其中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明朝朱允炆就因为强制削藩导致皇帝宝座屁股都没坐热就丢了。而汉武帝呢？同样实行的削藩之举。但受到的抵抗力度就会小很多。这就充分的说明了汉武帝懂得什么叫“曲线救国”。 实际上削藩策和推恩令实际上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削弱地方王公贵族的势力。不同的是表面上看起来削藩策要比推恩令更加的有利。因为削藩策起到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推恩令属于慢工出细活。但实际上推恩令才是真正的绝户之计！ 
同样是汉朝时期文帝景帝和汉武帝都实行了削藩之举。但不客气的说汉武帝的手段可比文帝景帝都手段要毒的多了。景帝的削藩令导致天下诸侯人人自危最后爆发了“七国之乱”。在七国之乱最厉害的时候景帝不得以杀了晁错以平息各地藩王的怒火。但最后也没有什么用。各地藩王依旧要逃一个公道。要不是后来景帝侥幸获胜很可能自己也得被赶下台。这就说明了削藩策太过于急躁了。它就是一刀切的把中央和地方对立了起来。也难怪地方会爆发动乱。削藩策虽然可以暂时彻底的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危险性太高而且对国家造成了损害也颇高。 
而汉武帝时期的削藩之举“推恩令”实际上时类似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在削弱地方势力。汉武帝时期大臣主父偃上书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这么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削藩，而推恩令削藩最为合适。所谓推恩令就是要求诸侯王把自己的领地分封给他们的子弟。这样诸侯过多势力就会越来越弱最终汉武帝就可以轻易的吞并掉他们。
而且推恩令的好处还不至于此。首先汉武帝实行的推恩令对诸侯王来说没什么好处。但是对他们的子孙后代可是很有好处的。原本每个诸侯王只有他们的继承人才可以获得土地和钱财，但推恩令一出这就表示诸侯王的每个子孙都可以分一部分领土与钱财。这样的话汉武帝的推恩令就会收获极大的支持。正所谓“堡垒都是从内部被攻破的”诸侯王自身一旦出现内乱那么即使发生动乱也不足以造成太大的威胁。而且并不是诸侯王们不反抗。而是诸侯王们的子孙不反抗并且还很支持。 
其次，实行推恩令之后，诸侯王的领地就会被他们的子孙瓜分。而他们的子孙又会生很多孩子。一代一代分下来的话很快原本庞大的领土就会消失不见了。推恩令虽然见效程度要比削藩策慢一些。但是胜在稳妥，不会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藩王削过一次之后又会有新的藩王诞生。所以隐患一直存在。而推恩令实行的话，地方权利永远得不到集中也就自然威胁不到中央了。所以我才说相比起削藩策来说，推恩令才是真正的绝户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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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是无法反抗的，他的内容大概是一个王侯有五个孩子，原来能继承土地的就只有嫡长子，但推恩令是五个孩子都可以继承。也就是说他把矛盾转移到了王侯家族内部而不是帝王和贵族的矛盾。
你是王侯孩子，你应该有继承权，你不想争取吗？这也就导致了王国越分越多，而且你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你要进行内斗。这样一来就没有人可以抗拒推恩令了。
而且在推恩令之前，就曾经的七王之乱就使诸侯不敢抵抗中央权威。
这个时候唯有听从，而且，汉武帝智谋不弱，幼年执政仍然将大臣掌握手中，其中的中朝制度就使皇帝权力高度集中，这样的情况下是无人能够反叛的。
历轻风
核心原因还是解决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弊端，原先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亲的封爵和荣华富贵，而庶出的缺生下来注定一无所有，这就导致了在继承上的不公平，且可能因这种承袭的继承导致诸侯死后，庶出遭到嫡出的迫害。这些都是诸侯们不愿看到的。而推恩令恰好以此为突破点，巧妙地利用了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弊端，利用了诸侯们子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矛盾心理。此举一出，打破了嫡长子继承的常规，庶出之子和嫡长子一样具有继承权，诸侯们可以做到统筹兼顾，一个不少地把资源分给每个孩子。这就好比一块大饼，大小没变，只是原来是一个人吃，现在变成很多人一起吃，每个人分的饼少了，爵位相应也降低了，实力自然也被削弱了，真正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