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日曾經多次交手，雙方都有輸有贏。
實際上，作為東亞最大的兩個國家，中日之間在歷史上大的戰爭共發生過五次，即白江口之戰（公元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元日戰爭（1274年至和1281年）、萬曆朝鮮戰爭（1592年4月—1593年7月（第一次），1597年2月—1598年12月（第二次））、甲午戰爭（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和抗日戰爭（1931年9月18日-1945年8月15日）。
其中萬曆朝鮮戰爭中，明軍大敗豐臣秀吉集結的日本大軍，奠定了之後300年的東亞和平局勢。豐臣秀吉在朝鮮吃癟後覆滅，也導致了後來幕府政治的興起，日本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
被明朝暴揍以後，日本被打得待在小島上不敢出來，大明朝從此也不再怎麼搭理日本這個撮爾小國，一度中斷了對日勘合貿易和朝貢活動，不管幕府將軍怎麼寫肉麻的示好文書，也只是冷漠無視。
但是日本這個國家歷來是被誰打服了就學習誰，所以在萬曆朝鮮戰爭之後，反而開始積極學習中華文化。這時期中國儒學思想對日傳播最為廣泛和深遠，直接影響了後世日本的政治和經濟形態，
甚至明治維新和步入現代社會，都從儒學東漸中發軔。而經濟貿易方面，日本更是對中華物產垂涎不已，在幕府封建統治的大背景下，也積極鼓勵中國走私商船對日展開貿易。
世人多瞭解盛唐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其實明清時期，中華文化對於日本的發展和亞洲歷史的影響，比起盛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貿易優待，德川幕府對中國走私船熱烈歡迎
其實有明一代，對日本的貿易一直是持削減的狀態。在嘉靖時期，就已經做出了種種限制。這是由於明朝的“朝貢”體制，對於日本來說是有利可圖的，於是各個地方割據勢力也就是大名階層，都紛紛為了能夠獲得和明朝做生意的機會而大打出手，甚至出現了“爭貢之役”這種極端的事件。
日本之所以單方面地要求與明朝貿易，是因為當時大明的生產力在全世界都處於領先水平，明朝與誰做生意，誰就能享受到最先進、豐富的物質財富。尤其是當時日本的手工業並不發達，很多生活的必需品都仰賴從中國進口，包括糖果、藥材甚至銅鍋。而這其中最受日本追捧的是“絲貨”。因為日本本國的生絲質量無法和中國產媲美，追求外表華麗的日本貴族只認中國貨，所以即使日本本國是一個產絲國，但是對中國生產的絲依賴嚴重，甚至到了“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的程度。
豐臣秀吉時代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江戶幕府德川家康極其重視對明貿易，託人致書福建總督陳子貞，並改善與朝鮮關係。但不管幕府當局寫多少肉麻的“求愛信”，明朝政府始終沒有開放對日貿易。
作為單相思而不得的日本政權，德川幕府只能接受暗度陳倉的“退而求其次”，官方的商業不通，就將獲取中國貨物的途徑寄託在走私商船身上，給予中國商船非常大的貿易自主權。甚至在1639年日本對外實行徹底的閉關鎖國政策之後，中國商人仍然可以在日本隨意探訪自己的親朋好友，選擇喜歡的住所投宿。有些大名為了招徠中國商人，還提供食宿，可以說是熱烈歡迎了。
二、儒學東漸，中華文明在東瀛遍地開花
在經濟上，日本渴求中國產品，在思想上，日本渴求中國學問。
明清時期，恰是儒學思想在日本傳播最為廣泛和深刻的一段時間，不僅是上古典籍被全面細緻地翻譯和引薦到日本，不同時期的不同學派也在日本紛紛佔據了根據地，獲得了一眾擁躉。以天龍寺為據點的寺院成為儒學東漸的主要陣地，包括宋明理學、王陽明“心學”、晚明“實學”等儒學流派，都獲得了廣泛傳播。
與漢唐時期，日本派遣遣唐使赴中國學習先進文化不同，明清時期的儒學在日本的傳播，主要依靠的是中原思想家赴日講學。其中，為避明清交替時的兵禍，並且反對清朝統治，是這些學者遠赴重洋的主要原因。其中，以明末思想家朱舜水最為著名。明亡後，朱舜水在1659年寓居日本長崎，在日本講學20餘年，深受日本水戶藩主、宰相德川光國的禮遇，被奉為日本“國師”。他提倡“實學”，即提倡經世致用的學問，對後世日本的思想發展影響很大。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東渡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還包括隱元、心越興壽、木庵情陷、獨立性易、即非如一等人，他們到日本後多數入司為僧，但是對儒學乃至佛學禪宗思想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甚至在江戶湯島建立孔廟，向大名和官員講解四書五經。
而把明代公安派文學傳入日本的著名學者陳元贇，除了在文學上與日本學者一起開啟了日本文學史上著名的“芝山學派”，還將中國少林武術傳入了日本，並和日本國有拳術柔和，形成了如今的奧運會項目“柔道”， 陳元贇也因此被日本奉為“柔道鼻祖”。
日本學術界在一眾中國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的影響下，形成了對儒學研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可以說中國儒者為日本培養了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全面地繼承了明代中國的文學、經濟學、兵學、法律、經濟等文化成果，甚至幫助日本建立了學校制度而在此之前，日本的文化知識只在貴族和僧侶等少部分群體中傳播，普通百姓是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的。
三、改良後的儒學，幫助日本進入現代社會
雖然儒學的各個學派在日本都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但是其中最為主流的仍然是朱子學為代表的理學，因為這個學派最受德川幕府的歡迎，符合他們的統治需求。理學講究人生而有別，要按照君臣尊卑各盡其份，又尤其重視忠孝，實在是很切中幕府將軍們的口味。
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學者藤原惺窩和林羅山為代表的朱子學繼承者們，被幕府器重，成為官方正統的學說。
但是，由於日本工商業在中國明清同時代的發展繁榮，下層日本人對於陽明學派中重視“明德”和“良知”的內容更推崇，這符合他們想憑藉經濟上的優勢，獲得政治權益的理想，這種潛在的思想潮流，雖然長期“在野”，卻為社會提供了一種反叛和質疑的精神，為日後日本推翻幕府統治，大政奉還埋下了伏筆。
實際上，儒學進入日本的一刻起，就開始了儒學本土化的過程，不同的社會階層都根據自身的利益需要選擇對應的儒學思想，並配合日本社會加以豐富和完善，
特別是“實學”的傳播，讓日本人養成了重視思想的實用性，把儒學中經世致用的部分和發展科技的精神聯繫在一起。當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敲開日本大門的時候，日本儒學家片山蟠機就指出，在德行方面應該以儒家思想為標準，在應用方面應該以西洋為標準，將西學和儒學結合起來，這明顯地改變了傳統儒學重視倫理道德，而淡漠實際利益和經濟發展的傾向。日本學者對儒學的這些改良，推動了日本社會後來走向資本主義現代社會的步伐，為他們發展經濟、繁榮產業奠定了思想的基石。
但另一方面，儒學中“忠君愛國”，講究“孝悌廉恥”的部分，與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和天皇萬世一系的社會結構相結合，又衍生出了“武士道”精神，讓武士階層成為了幕府統治民眾的工具，所謂“恥圖百年之命，為君一朝赴死”的二桿子精神，也是從這裡得到了加強，進而形成了軍國主義思想。
可以說，正是明清易代，儒學東漸，才孕育了後來日本社會的發展和格局，一方面促進了日本勇敢地邁入了資本主義社會，融入了世界現代史，另一方面也培育了日本的軍國主義溫床，導致了日本對整個東亞地區的侵犯，對其他民族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真可以說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不過從中我們也得出了一個真理，國家實力才是一切的基礎，實力才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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