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像記錄“綏遠抗戰”絞殺日寇史詩，CCTV軍事頻道正在播出
時至今日，方大曾拍攝的837張照片悉數為國家博物館收藏，這位傳奇的戰地攝影記者終於從塵封的歷史中被重新發現，連同那段戰火紛飛的年代，一同進入現代人的視野。翻開這本書，震驚我們的或許會更多更多……
——餘華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遺囑，一份留給以後所有時代的遺囑。”
——陳丹青
“七八十年前，中國的勇士奔赴沙場，拼殺敵寇。他們不知道北平青年方大曾正在拍攝無數抗日軍民的英勇與犧牲。方大曾也不知道自己即將捐軀；不知道他留下的照片，悉數湮沒長達半個世紀；不知道臺灣攝影家阮義忠先生於20世紀90年代首度揭示了這批照片；不知道學者楊紅林先生於新世紀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研究並呈現了他的攝影生涯。昔年的抗敵者在照片中活著，一如不知所終的攝影遊俠方大曾，活在自己的照片中。回顧抗日戰爭的偉大史詩，我們不再會忘記方大曾的個人史詩——感謝阮義忠先生！感謝楊紅林先生！”
1936年12月5日清晨，經過在平綏鐵路上的一夜奔波，303次快速列車喘著粗氣緩緩駛入綏遠省集寧縣車站。在凜冽的寒風中，蒸汽機車噴出濃濃的白霧。列車停穩後，只見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輕人拎著大行李箱匆匆走下車廂。他叫方大曾，來自北平，身份為中外新聞學社的特派記者，他此行的任務是採訪正在進行中的綏遠抗戰。而此時，就在離集寧不遠的前線，中國官兵正在同日偽侵略軍展開殊死拼殺。
作為七七事變爆發前夕中日之間一次大規模的局部戰爭，綏遠抗戰堪稱1936年中國最具轟動性的事件。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相繼侵佔東北、熱河與冀東等地區後，日本侵略者又將目光瞄向了察哈爾、綏遠兩省，妄圖建立一個類似偽“滿洲國”的傀儡政權。1936年2月，在察哈爾得手後，日本便把侵略的矛頭指向了綏遠。從地理位置上看，地處內蒙古西部的綏遠省，北聯外蒙古，南靠晉、陝兩省，東臨察哈爾，西接寧夏、甘肅，具有極為重要的軍事意義。在對時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進行威逼利誘失敗後，日本關東軍決定發動武裝進攻以達到目的。5月，日本人操縱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勢力成立了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同時又糾集土匪頭子王英拼湊成立了所謂的“大漢義軍”，由日軍供給軍費和武器並配備顧問。11月中旬，日本關東軍制定了進攻綏遠的詳細計劃，準備對百靈廟、紅格爾圖、歸綏、集寧及包頭等戰略要地分別攻擊。戰前，狂妄自大的日本特務頭子田中隆吉曾吹噓說：“九一八事變時，東北軍一打就跑，我們沒費多大力量，就佔領了東北四省，建立了‘滿洲國’。而綏遠軍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嚇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綏遠。”日本人不會想到，此時的中國軍隊已不是九一八事變時任人宰割的羔羊了，為了尊嚴與國土，他們隨時準備奮起抵抗。
當時，一方面由於全國民眾的輿論壓力，另一方面也由於對日軍侵略行徑的容忍將至極限，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立場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瞭解到日本的軍事動向後，蔣介石緊急下令中央直屬部隊5個師進入山西，準備支持閻錫山的晉綏軍，抵抗入侵綏遠的日偽軍。與此同時，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偽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10月30日，閻錫山、傅作義面見蔣介石，共同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戰等問題。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的身份發佈關於綏遠作戰序列的命令，參戰部隊的主力則由傅作義的第35軍及趙承綬的騎兵軍組成。
11月15日，在日本軍事顧問的指使下，王英所部偽軍進抵興和縣紅格爾圖附近，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綏遠戰爭正式打響。當天午夜，傅作義、趙承綬到達集寧前線指揮。為迅速解決這支雜牌軍，以勝利鼓舞晉綏軍士氣，傅作義決定採取集中主力進攻的作戰方針，對其實行各個擊破。18日凌晨，晉綏軍發起全線攻擊，一舉擊潰王英所部偽軍，前後共斃偽軍1000餘人。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當晚，傅作義決定先發制人，立即發起百靈廟戰役。
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是烏蘭察布草原上著名的寺廟，距省城歸綏（今呼和浩特）約160公里，扼守交通要道，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當時已駐紮有偽軍3000多人。針對百靈廟的特殊地形，晉綏軍制定了隱蔽接敵、正面攻擊與迂迴包抄相結合、速戰速決、準備阻擊援敵等一系列戰術。11月24日凌晨，進攻百靈廟的戰鬥全面展開。經過反覆搏鬥，至上午9時30分，晉綏軍一舉收復百靈廟。此役斃傷偽軍近800人，俘虜300餘人，繳獲炮3門、重機槍5挺、步槍400餘支、電臺3架及大量物資。之後，從百靈廟敗退的偽軍到35公里之外的錫拉木倫廟，並再度糾集援軍準備反攻。自12月3日起，偽軍向百靈廟反攻，而晉綏軍則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奮起反擊，屢獲勝利。幾天後，偽軍石玉山部、金憲章部、安華亭部、王子修部、呂存義部相繼反正。9日上午，晉綏軍進佔錫拉木倫廟。19日，土崩瓦解的王英帶著殘兵逃回張北，“大漢義軍”徹底覆滅，轟動全國的綏遠抗戰至此以晉綏軍的全面勝利告終。
在當時中日雙方全面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形下，綏遠抗戰的勝利沉重打擊了日偽軍的囂張氣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國雖然先後進行過淞滬抗戰與長城抗戰，但每次戰後卻均以簽訂喪權辱國的和約告終。而此次綏遠抗戰，中國方面既收復了失地，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堪稱絕無僅有的局部勝利。更重要的是，綏遠抗戰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戰事進行期間，全國各地紛紛組織救國團體，援助物資和捐助款項源源不斷地發往綏遠抗戰前線，給前線將士以極大的鼓舞。也正是由於綏遠抗戰的爆發，在一定程度上誘發了12月12日張學良策動的西安事變。當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全國統一抗戰的局面基本形成，從而為隨後的全面抗戰奠定了基礎。
綏遠抗戰進行期間，全國輿論高度關注。不過由於通信手段的落後以及交通的不便，只有極少的新聞記者有機會親赴前線進行採訪，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範長江。1936年11月16日，正當綏遠抗戰即將打響之際，範長江以天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身份來到集寧前線考察採訪。時至今日，當我們閱讀這些戰地報道，仍能感受到當年戰事之緊迫以及中國官兵作戰條件之艱苦。在滬版《大公報》1936年11月12日刊登的新聞報道中，範長江曾這樣呼籲：“綏東此時已降雪結冰，朔風刺骨，前方士兵多缺乏皮衣褲等，後方民眾對此輩風雪中守衛國土之健兒，應加有效之援助。” 11月23日，津版《大公報》專門配發了範長江的長篇報道《綏東戰役中五個民族英雄》，表彰晉綏軍將領彭毓斌、董其武、張培勳、蘇開元、張著等人。然而在當時信息極度閉塞的情況下，除了這些零星的文字報道之外，廣大內地民眾渴望瞭解更多這場塞外戰事的詳情。就在這時，一位名叫方大曾的戰地記者來了，而他還有另外一個特殊的身份——職業攝影師。
綏遠抗戰爆發後，為了將前線的有關情形第一時間傳遞給國人，方大曾冒著嚴寒從北平出發，踏上了極其艱辛而兇險的採訪路途。他在12月14日寫於集寧的《綏東前線視察記》中這樣寫道：“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綏道上的火車在冽風中掙扎了一個整夜。經過張家口、大同等處，記者均從睡夢中驚醒，聽到車窗外面咆哮的大風，就覺到冷慄，而體會到戰壕中守衛國土的將士之身境。啊，冷！凍得死人的冷！”作為《世界知識》雜誌社的特約記者，方大曾此行的目的很明確：“為了把綏遠抗敵的情形，可給讀者一個實際的真確的認識。”隨後43天時間，在塞外的冰天雪地裡，他幾乎是孤身一人奔波於各個戰場之間，沿途用手中的相機留下了一個個震撼歷史的鏡頭。當時生活在內地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要完成這次戰地採訪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意志。時值隆冬，綏遠地區的氣候格外寒冷，有時甚至達到攝氏零下40多度！而由於交通不便，方大曾主要靠騎馬奔波於草原大漠上。
儘管條件如此艱苦，但方大曾仍憑藉超人的毅力圓滿完成了在綏遠前線的戰地採訪，其行程大致為：12月5日下午搭乘軍用運輸車經黃家村到達大六號；6日上午再次搭乘軍用運輸車由大六號到達賁紅；到達賁紅後徒步北行，黃昏時到達20公里外的高家地，在此停留了一晚上和一上午，對駐地官兵和團長進行了採訪；7日下午，由當地駐軍派出30人的騎兵隊伍護送至紅格爾圖，在這裡走訪了參與戰役的軍官、士兵和百姓；之後返回集寧，於12月14日完成報道《綏東前線視察記》。12月17日上午，與範長江、王華灼等記者一同隨騎兵七師師長門炳嶽乘汽車離開集寧，在隆盛莊、興和、紅茂營子等地採訪視察後於12月19日返回集寧，1937年1月5日在這裡完成通訊《興和之行》。1月6日，向王萬齡師長借了兩匹駿馬，在一名衛兵的隨從下，冒著可怕的嚴寒翻越大青山趕赴陶林縣採訪。返回北平後，於1月17日補記戰地通訊《從集寧到陶林》。
方大曾的妹妹後來回憶道：“綏遠抗戰的炮聲打響後，小方帶著他的武器——一支禿筆和一個照相機，到戰地採訪，所寫通訊一篇接一篇地在《世界知識》上發表。”多年以後，當我們檢視方大曾留下來的數百張照片，不禁為當年中國軍民面對侵略奮起抗爭的動人景象所震撼：身穿棉服的軍人在皚皚白雪中修築城防工事，士兵帶著防毒面具進行軍事演習，全副武裝的官兵積極操練隨時準備迎擊來犯之敵，負傷士兵果敢堅毅，後方百姓踴躍支前，愛國學生進行集會宣傳……
CCTV-7丨根據山西教育出版社同名作品改編《綏遠1936》3集電視片
7月23日下午4時播出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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