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鍵盤俠，是指當今網絡上一種不良生態下的網友群體，他們在網絡上佔據道德據高點抨擊社會，嘴炮打得很強，卻在現實中碌碌無為。
而在明朝晚期的朝廷上，也存在著這樣的“鍵盤俠”，不過，體現的形式是黨爭。黨爭這件事，在中國古代其實並不新鮮。唐有牛黨李黨之爭，宋有新派舊派之議，明初也有淮西浙東兩大集團，至於明末更是五花八門，除了眾所周知的閹黨、東林以外，還有齊、楚、浙等以地域為單位的結黨。從黨爭時長來說，宋朝的新舊之爭和延續幾乎貫穿有宋一朝，但就波及程度和影響程度而言，明末的黨爭絕對是冠絕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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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晚期的黨爭要從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說起。京察，就是明朝考核京官的一種制度。在明孝宗以後規定為六年一次。在這次京察中，針對的目標是當時的內閣首輔王錫爵。
在此前的萬曆十四年（1586年），還是閣臣王錫爵和後來搞事的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憲成有過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王錫爵說：“當今所最怪事，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顧憲成立即回話譏諷王錫爵說:“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
王錫爵和顧憲成各自代表各自立場，王錫爵認為：“廟堂所認可的，在外必然遭到反對。”而顧憲成持有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認為廟堂上並不認可他們中底層官僚的意見，早在這時，明朝的高層官僚和中底層之間官僚就隱隱對立。
而萬曆皇帝二十一年（1593年）的京察實際上就是一場中底層官吏對於高層官僚的攻擊事件。由吏部尚書孫鑨、吏部考功郎中趙南星還有顧憲成主導。在一番鬥爭後，以王錫爵為代表的閣臣團體大獲全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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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憲成、孫鑨等被票擬後收拾東西回家，高攀龍被貶去當了地方官。一年過後，王錫爵在幫萬曆皇帝打掉一大批要搞事的官吏後，他也提出致仕，國家似乎又回到了從前的軌跡。
不甘寂寞的顧憲成、趙南星、高攀龍在被罷官被貶以後聚到了一起，他們在無錫的東林書院開始了講學。他們聚起了一批在萬曆年間不得志的官吏，還拉攏了一些在朝官僚，和反對稅使的李三才對上了眼。由此，代表中底層官僚和縉紳利益的東林黨誕生。
在掌控輿論能力開始不斷下放之後，東林黨逐漸壯大，其他在朝官員也紛紛拉開了結黨的序幕。浙江籍的官員結為浙黨，湖廣來的結為楚黨，山東人士結為齊黨。結黨之風已經瀰漫整個萬曆朝堂。
從朝堂上來說，明朝黨爭幾乎從萬曆末年直到南明弘光朝，甚至於在崇禎二年以後，黨爭的餘波從朝堂擴向民間，諸如以士紳為核心力量的結社活動開始盛行於南方，對晚明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萬曆末年時的礦稅之爭和明末三大案定性問題，是晚明黨爭的一個縮影，也是晚明黨爭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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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萬曆中後期，由於不合時宜的財稅制度，加上三大徵的開支，國庫早已空空見底，財政入不敷出，改善財政問題無外乎四個字——開源節流。對於一個大帝國而言，節流很難，朱翊鈞想做的，除傳統稅收以外另開財路。
萬曆皇帝在當時想到的是開礦還有直接在地方收取商稅，開礦這件事，在有明一朝屢禁屢開。萬曆皇帝和後來的天啟皇帝在開闢財源都是一個想法，繞開戶部，收入內承運庫（皇帝的小金庫）調用。
萬曆皇帝瞄準的目標，是以蘇州為主的東南富庶地區，這些舉動無疑觸及到以文官集團代表的縉紳階級的利益，李三才等商人家庭出身或者縉紳家庭出身的官員紛紛上疏指責。
稅款的徵收受到許多掣肘不說，在國家四境之內，不斷有市民在地方政府的默認中發生暴亂。在打擊面太大的情況下，萬曆皇帝不過是戴著鐐銬跳舞罷了。
而明末三大案件的定性問題，將晚明黨爭推向了一個頂峰。明末三案分別為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在天啟年間，三大案的風波還未平息，天啟皇帝卻借三大案的定性問題對東林黨大力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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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啟皇帝朱由校登位之初，他是相信東林黨人的。但是後來他發現，東林黨人非常喜歡站在道德制高點打擊政敵，誇誇其談卻幹不出什麼實事，東林黨人袁應泰在遼東還把遼陽丟了，而此時文官們卻還在喋喋不休的爭吵，對其開始反感的朱由校下了一道旨：
“上諭：吏部都察院：朕覽科道官，屢疏紛囂，全無正論。遼左繼陷，皆因經撫不和，以致官民塗炭。朕深切驚憂，昨張鶴鳴慷慨自請視師，具見忠義為國。江秉謙妄言亂政，已從輕薄罰，今又結黨瀆奏，各逞已見。不恤國家之急，臣誼何在？爾部院便傳與大小各官，以後務要虛心，協力共圖宗社大計。將當行事，務著實整理，毋事空言。再有仍前亂言，溷淆是非的，決不姑息。”
皇帝的意思很明確，遼東已經失守了，你們還整天在這對噴，黨同伐異，連個方案都沒有，在你們心裡還有我這個皇帝和我們這個國家嗎？
小皇帝的憤怒顯然沒有引起文官們的注意，大小官員並沒有因此有半分收斂，天啟皇帝在兩個月後再下了諭旨斥責，其中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再有結黨排誣的，朕遵祖制憲章決不姑息。”儼然是皇帝對於各位朝廷“鍵盤俠”的最後通牒。
天啟皇帝在此時已然徹底厭煩了這群整天互相扣帽子的文人。到了天啟三年，魏忠賢提督東廠，顧秉謙、魏廣微等廢東林黨入閣，同時各個以區域結成的黨派紛紛趨附魏忠賢，晚明第一輪大清洗業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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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三年的整頓活動，到了天啟六年（1626年），東林黨人在朝勢力已經大不如前，皇帝朱由校為了徹底將其打垮，指派顧秉謙、馮銓等人編纂《三朝要典》。
編纂《三朝要典》的目的在於對晚明所謂“三大案”進行定性，從而掌握輿論導向，對東林黨人進行徹底打擊，在《三朝要典》的編纂中，三大案的主要責任被歸咎於東林黨或者傾向於東林黨的王之寀、孫慎行、楊漣等人。
東林黨在這次的清洗中元氣大傷，黃尊素、高攀龍等在東林黨中德高望重的人或是被處死或是自殺。
東林黨的倒臺的確為天啟年間一些政策實施提供了便利。在天啟三年後，朱由校恢復了一段時間的榷稅、強行追繳拖欠賦稅，甚至強迫宗室、大臣為國家捐錢等等，大力打擊特權階層。國家的財政運轉逐漸正常化。
事實上，在萬曆、天啟時期皇帝斂財並不是為了自身奢靡，而是為了國家的運轉，至於進入內承運庫，不過是對於戶部官員的不信任罷了 ，在《明熹宗實錄》中，多次出現官員請餉的情況，天啟皇帝也多有用私房錢發工資的記錄。
後來的崇禎皇帝也在納悶：“以前再修三大殿修生祠還有錢進來，為什麼現在工程完了生祠毀了，我倒是沒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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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三朝要典》事件影響深遠，餘波一直蔓延到崇禎年間欽定逆案以後17年，南明弘光朝的時候。以馬士英、阮大鋮為首的舊閹黨人士還在以重修《三朝要典》的名目打擊東林黨人。黨爭幾乎是伴隨明王朝直至終結。
在此之前的天啟五年（1625年），朱由校於為了打擊東林黨，人緣不好的熊廷弼也成了用於其間一枚棋子，閹黨的人以熊廷弼賄賂東林黨的罪名將其處死，天啟三年以後，皇帝對於東林黨的打擊力度之大、打擊面之廣可見一斑。
在崇禎皇帝朱由檢以外藩登基以後，以雷霆手段掃滅閹黨，大量天啟年間遇害的東林黨人被平反。即使如此，東林黨對於朝局的影響也已經大不如前，在僅僅執政一年後，己巳之變的發生讓東林內閣再次被斥退。
東林內閣被揮退時伴隨著溫體仁的崛起，經過了數次清洗以後，這個時候也是自萬曆以來皇帝最有權力的時候，部分朝臣如溫體仁、楊嗣昌等不結黨的人也遊離於任何黨派外直接依附於皇帝，並開始長期掌握權柄。
此時，大受打擊的東林黨開始將思想綱領傳播到民間，以求掌握輿論力量，進行陣地轉移。萬曆年間曾參與蘇州抗稅的士人張溥領導的復社開始壯大。復社雖然名為文學社，但實際上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隨著復社成員在科舉中的不斷成功，復社中人可以左右底層官僚和士子輿論且勢力駭人，所辦集會，動輒就是如桃葉渡大會一般政治批判意義重大的集會。
這時候無論是東林黨還是復社都走上了區別於傳統的另一條鬥爭路線，通過思想和輿論來獲取政治影響力。這一方面的鬥爭甚至於延續到了南明弘光朝覆滅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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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明時期，大部分文官成為了縉紳集團的代言人，他們維護的並不是底層農民的利益，而是自己出身所在階級的利益。在商品經濟不斷髮展的背景下，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需要耗費大量財力，科舉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掌握大量資源的縉紳或是商人所壟斷。這種對於自身階級的維護更是一種天然的維護。
自從明朝滅亡以後，人們一直在思考其滅亡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無法一言以蔽之，有黨爭導致的行政效率低下，有多年來的矛盾，有制度的積弊，也有朱由檢執掌權柄以後的性格因素……但究其明末黨爭成因，事實上是以想要施政的皇帝為首的高層集團和代表縉紳集團利益的文官集團的對抗。
在崇禎朝，皇帝的高層集團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朱由檢恢復了一部分權柄，在朝堂上生殺予奪。劉宗周曾經委婉的表示過：皇帝朱由檢因為外藩繼位，性格過於多疑，求功名又太過於心切，導致在人事任命上並不嚴謹也太看皇帝的脾氣。
他的性格因素導致了政策無法連貫性施行，加之縉紳利益集團的諸多代表已經遍及基層，下達的政策執行度也並不是很高。 這種情況下，即使皇帝朱由檢是有心求治，也終究是沒能改變多年的積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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