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经常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领导拍板了一个错误的决策，下属必须马上去执行。如果是你（聪明的读者朋友），会如何处理？
如果不懂策略和技巧，直来直去的硬拗，一定让自己受伤；如果按部就班执行，公司出现重大损失，最后这锅还得由自己来背。处理这般棘手的问题，一百多年前，李鸿章给我们做了完美的示范。
说到李鸿章，多数人骂他是“卖国贼”“汉奸”，少数人尊称他为晚清重臣，洋务派首领。说他好也罢，骂他卖国贼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鸿章撑起了晚清三十年的历史。
李鸿章力撑危局三十年，靠的就是他对时局敏锐的分析，冷静的判断，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洞察力。其实这种能力在他未发迹时，就已经展露无遗。
1860年，英法联军打入北京，火烧圆明圆，咸丰皇帝仓惶逃往热河，逃亡途中，咸丰听从了大臣胜保的建议，飞召外地兵勇北上勤王，其中点名曾国藩嫡系部队，战斗力非常强悍的鲍超霆字营三千人马。
现在来看，这是一纸十分荒诞的命令，英法联军近在咫尺，要调兵也得在京城附近调，调千里之外的湘军，恐怕这边部队还没开拨，那边皇帝老儿就已经被抓起来了。
在那个年代，皇帝下的圣旨就是神圣的，就算圣旨放的是一个闷屁，做臣子也得循着那个味闻过去。圣旨到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幕僚们可就炸锅了，多数人吵吵着要马上整装部队出发，他们觉得不折不扣执行皇帝的命令是天经地义的，尤其大老粗鲍超更是激动得不行，仿佛谁阻挡他北上就是在阻挡他飞黄腾达。
少数人不支持北上勤王，他们能冷静地观察到从江南战场调兵，缓不济急，会变成一场徒劳无功的长途行军；眼下江南战事正酣，突然抽走一支攻坚的生力军，恐全线松动，之前的血战成果归于泡影。但他们也拿不出有利的理由，谁都担不起抗旨和藐视朝廷这样的罪名。
唯独李鸿章，当时只是曾国藩的一个小秘书，就干起草奏折，写写书信之类的活，但是他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身份，他是曾国藩唯一默认的学生，是曾国藩有意栽培的事业接班人，无论大事小事，曾国藩就喜欢听一听这位学生的意见。
李鸿章给出的意见就四点：一、鲍超不能北上勤王，江南战事吃紧，牵一发而动全身。二、北上去了也没有用，时间上来不及，如果洋人要灭亡大清，也就一个星期的事，这不过胜保使坏，想把鲍超的霆字营调过去归他节制。三、洋人兵临城下，志不在灭国，而在于劫财，不过想趁机捞点油水。四、洋人内部也是矛盾重重，瞻前顾后，形成不了多大的合力。
他断定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只要与洋人各自谈判，满足他们一些利益的要求，不出半月，和局一定能达成。
现在的问题是：决意不去了，那么怎么回复这道勤王的圣旨？李鸿章的对策就一个字——拖，即三十六计所谓缓兵之计，更文雅点叫按兵请旨。
为什么要按兵请旨？旨意不是很明确了吗？北上勤王；不，李鸿章非得在圣旨中找到请旨的理由。说鲍超资历太浅，威望不够，部队沿途难以筹饷，指挥和机动能力不足；要北上勤王，统帅必须从曾国藩和胡林翼两人中挑选。
奏折通篇围绕为什么不能派鲍超作为勤王的统帅，而必须是曾国藩或胡林翼，以及选择曾国藩或胡林翼后，作如何的统筹安排。这篇奏折就来自李鸿章手笔，彻头彻尾的阳奉阴违，却写出了义正词严，有理有节，不容置疑的感觉。
按照过去的通讯手段，就算最高级的八里里加急，信使往来至少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时间，北京那边什么事都搞定了，这就是李鸿章玩的最狡猾一招——以拖待变
果然，如李鸿章所分析的那样，不到半月，恭亲王不负所望与英法联军达成了和平协议，英法等国捞足了油水，就自行退兵了。而圣旨的批复也是一句话：事情已经搞定，你们不用来了。
一件看起来荒诞，执行起来很复杂，又很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被李鸿章轻而易举地消解于无形之中，这就是传说中的四两拨千斤。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抓住事情本源对症下药，这是李鸿章身处摇摇欲坠的晚清政坛，却能左右逢源，屹立不倒的本事。
我们或许也能从李鸿章按兵请旨的故事受到启发，同样的职场问题出现，我们也可借鉴其思维，漂亮地阳奉阴违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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