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柏堅 黃啟臣
1951年3月，“第一屆華南出口商品展覽會”在廣州市舉行。在此前舉行的全國貿易會議華南預備會議上決定：為配合包括廣州在內的華南地區開展外貿，介紹進出口商品，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支援國家的經濟建設，由華南區財委和外貿局等35個公私機構和團體，組織廣州、海口、潮汕、粵中等多個地區和湖南、廣西公私經營單位，合作舉辦這次展覽會。
首次舉辦的華南出口商品展覽會，彙集了全國各地農副業、工業和手工業、畜產品及礦產品等2000多種，絕大多數直接由廣州口岸出口。其中最著名的有象牙製品，包括山水、人物、牙球、印章、筷子等品種，因獨具東方特色，製作精巧，成為外國人收藏觀賞或饋贈親友的珍品。可見新中國建國初期，廣州的出口商品以農副土特產為主，手工藝和輕工產品其次，主要進口產品是工農業用器材和農藥等。
政商並肩 擊破封鎖
從1950年至1952年底的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廣州主要依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等國家政策方針，以及1950年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會議通過的《對外貿易暫行條例》規定，開展對外貿易。具體做法有：
一是選擇、登記廣州轄區內的508戶私營進出口商，批准它們經營進出口業務;二是規定在“先進後出，進出平衡”的原則下，把易貨貿易作為主要外貿形式，包括直接易貨及記賬、聯鎖、對開信用證等。對進出口貨物按准許、統購、禁止三類劃分;三是實行許可證制度，所有進出口貨物均須經過審價後，再憑按次頒發的許可證放行;四是實行外匯管制辦法，即出口貨物必須按規定期限向國家銀行結匯，外匯由國家統籌使用。
因此，在允許私營進口商自備外匯進口貨物的情況下，實行進口批匯措施，即必須按規定期限申請批准訂貨用匯。此外，引導私營進出口商組成“私立聯營社和聯營小組”。到1952年底，廣州市的商業聯營社有49個，聯營小組有52個，私營進出口商比重較大。這樣有利於它們逐步統一經營進出口業務，為打破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發揮更大作用。同時，廣州外貿局和中國銀行在位於城區珠江江畔長堤的金城銀行，開設了廣州易貨交易所，上述各種易貨方式和外匯轉讓業務，均可憑中國銀行簽發的進口和出口憑證進入該所，通過指定的交易員進行交易。
這家易貨交易所和“華南出口商品展覽會”，可以看作是創辦於1957年4月25日的“廣交會”(全稱“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雛形和先聲。
因為實行了上述進出口政策措施，廣州外貿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取得主動權，打破了外部封鎖。據統計，廣州私營進出口商從1950年的508家，增加到1951年的647戶，資本額也從1903萬元(相當於當時全市商業資本的一半)，增加到2477萬元。1950年至1952年，批准進出口總額合計77752萬美元，其中進口56988萬美元，佔73%以上，出口20764萬美元，佔近27%，廣州口岸出口額佔廣東全省總出口額近58%。這時，國營進出口經營比重逐年增長：1950年佔近25%，1951年佔近72%，1952年佔69%。
在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由於廣州私營進出口商力量較薄弱，要與港澳商戶保持相互投資、借貸關係。因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封鎖、禁運，廣州與遠洋國家和地區貿易的比重很少，主要跟港澳地區來往，其次為東南亞國家。
公私合營 轉向蘇東
1952年至1958年，是對私營進出口商的改造時期。廣州按照國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展了這一改造。首先是把資本主義的進出口企業轉變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其次是再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進出口企業，也就是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
由於私營進出口商受到限制，經營比重下降，國營比重上升。據統計，1953年第四季度與第一季度相比，廣州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的貿易總額，私營比重從原來的超過72%，下降到26%左右，國營比重則相應上升。
1956年後，隨著行業公私合營進入高潮，國營進出口企業將所歸口的私營進出口商，按行業組織成立公私合營的專業進出口公司，全部業務變為國營，盈虧由國營公司負責。據1956年統計，廣州有2031戶私營進出口商併入公私合營外貿單位，編入人員1432人，勞方1022人，資方410人，核定資產淨值約341萬元。私營進出口商的收益方式，從1953年起由“四馬分肥”(盈餘分別按國家所得稅、企業公積金、資方股息紅利、職工集體福利合理分配)，變為從1956年起實行定息(即按資方資本定額付年息)，基本完成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改造。
至此，廣州的外貿完全轉向國營。在1957年至1958年期間，主要是加強公私合營進出口企業的改組和變革，採取合署辦公的形式，當時比較典型的企業有“華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據統計，1957年廣州年出口額近6600萬美元，比1953年增長近3%，佔廣東全省出口額55%。出口商品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農副土特產品出口比重有所下降，輕紡等工業品的出口比重逐年增加，縫紉機、針棉織品、新聞紙等“雜品類”增長數倍，縫紉機已成為出口超千萬美元的產品。五金、礦產、化工醫藥、機械、儀器等產品從新中國初期無出口或少量出口，發展為較大量出口。
1957年前後出口蘇聯、東歐、朝鮮、越南、蒙古等國家的比重，從1952年的近7%增長到超過46%，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港澳，其次為東南亞、中東和日、英、法、意、西德等的出口，從1952年的93%下降到45%。
作者曾分別擔任暨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合編《廣州外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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