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瓦莱州州政府在其圣彼埃尔·德·克拉日镇为著名国际作家韩素音胸像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胸像由罗马尼亚著名雕塑家科尔奈里斯·利戈曼于10年前创作，现由瓦莱州州政府出资铸造，并于2008年8月29日正式竖立。
圣彼埃尔·德·克拉日是个以盛产葡萄和葡萄酒闻名的村镇，14年前，我曾应邀访问过这个规模虽不大名气却不小的文化村。它住户不足200，居民仅600多人，却有其独特的令人敬重的品味和追求，街巷里书香飘逸，开办有“野罂粟”、“艺园”、“淘书人”等20余家书店。它是欧洲有名的22个图书村之一，是瑞士唯一的图书村。该村每年举办一次为期三天的图书节，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举办一次书市，其独具的特色是：全是旧书，没有新书，四面八方来宾到此可以寻访初版、绝版、孤本书籍。在这样一个恬静幽美、充溢着文化氛围的村落为韩素音立像，再恰当不过，事情本身就充满了诗意。
这次韩素音雕像揭幕仪式，由瑞士瓦莱州教育和文化部长克洛德·罗科致词，他赞誉“韩素音是了解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主要入门”，“（给韩素音）以特殊荣誉，正是强调书籍是构成与他人深度会合的机缘”。年逾九旬的韩素音由女儿周惠英和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会长玛丽·琼 · 露叶等众多亲朋好友陪同出席。
消息是9月初好友沈大力教授从欧洲回来告诉我的。说来也巧，就在那天早晨，我将韩素音的《凋谢的花朵》的译稿电邮给出版社。
悠悠往事浮现在我心头。
对韩素音这位国际知名作家，我早有所闻，且心仪已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我当时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部工作。友协会长王炳南宴请远道来访的韩素音女士，出席作陪的有廖承志、熊向晖、丁雪松等韩素音的老朋友。我当时还年轻，作为翻译叨陪末座，颇觉幸运。席间谈话内容，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席间欢快融洽的气氛依然清晰如昨。廖公是老革命高官中出名的性情中人，当时已是大腹便便，夫人经普椿在一旁对他纵情油腻食物严加监管。但他经不住你一语我一句的“激将”，乘夫人一不留神就偷吃了一块黄油。吃后他吐吐舌头，作个鬼脸，算作向一脸无奈的夫人作了个交待。韩素音在旁一语不发，只是笑嘻嘻地看着老友们顽童般率性动作和起哄、逗玩。
1981年底，我从国外使馆工作回来后，调中国作协工作，便和韩素音女士有了正式工作上的交往，并成了好友。
1994年10月，轻易不出门的万里同志，以中华文学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身份，向发染银霜的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女士颁发了由会长巴金签署的“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获奖证书。我国文学、艺术、出版、新闻、外交等各界著名人士300余人到会祝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和吴阶平，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黄华。还有一些在任或退居二线的大使、部长、副部长级的干部，纷纷到会，大概不下一个排。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的秘书（大使衔）、印度驻华大使、尼泊尔驻华大使、比利时驻华大使等也到会祝贺。
在为数众多的贺信、贺电中，有一封贺信格外引人注意，那是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陛下的贺信。贺信写得十分亲切，称韩素音女士是莫尼克皇后的“姐妹”，认为她的“作品不但跻身于当代世界伟大作品之列，而且将永远为后人所赞赏”。
西哈努克国王陛下高度评价韩素音作为杰出作家的作用，认为她“所描写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她的人民、她的党、她的领导人、她的革命、她的斗争以及她在国内国外如此辉煌的作用，对于忠实可靠、英勇无畏地记述中国在世界人民、世界各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历史范围内的作用，作出了无法估量的、无可比拟的贡献。”
西哈努克国王从世界和人类历史进程这样一个角度来评价韩素音的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一位政治家本色。 那时，韩素音已出版36部著作，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多数用英语写成出版，有些用法语写成出版，被译成世界各国17种文字。她的自传体小说《残树》、《凋谢的花朵》、《寂夏》、《吾宅双门》及《再生凤凰》等五部，既独立成篇又前后连贯，无须互相参考也不影响阅读。作者从自己的祖父写起，写父亲，写家庭，写自己，时间跨度几乎一个世纪，从一个侧面艺术地折射出艰难曲折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进程。韩素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撰写了直接讴歌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两本书：《赤潮》和《风满楼》。作者在《赤潮》中文版的序言中写道：
“中国革命是一个重大而辉煌的事件，它不但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没有这场革命，中国就不可能取得当前的成就，也不可能成功，就不可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影响。”
“毛泽东将永远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不但恢复了中国人的独立，而且恢复了他们的尊严、国家自豪感及文化。”
《1898-1998周恩来与他的世纪》（外文版名为《长子》），是韩素音耗费六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已用中、英、法文在中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出版。周恩来是对韩素音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伟人。作者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说，“那是1956年，我与周恩来谈了两个小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对于周恩来的逝世，她悲痛欲绝，甚至超过了自己生身父亲谢世时的悲伤。她以其生动凝重的笔触，使这位伟人不平凡的一生，展示在纸上。她希望中国的年轻一代，能从该书中了解到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深重苦难，了解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英勇献身，才使苦难的民族羸得了独立解放。该书中文版已发行了70000余册，这在严肃文学作品销量在低谷徘徊的那时，不啻是空谷足音。此书还荣获第七届全国“金钥匙”一等奖， 是由全国广大读者按照自己意愿投票评选的。周恩来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曾寓居在巴黎第十三区戈德弗瓦一家小旅馆，该处的门墙上有一块镌刻着周恩来浮雕像的纪念牌，供人瞻仰。这一纪念牌，是韩素音倡议并多方促成的。此外，她还著有《拉萨——开放的城市》、《中国画——百花齐放》、《中国在2001年》等关于中国的书。
除了著书出版以外，韩素音还在北美、西欧、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大学和公众集会上，发表过两千余次关于中国问题的演讲。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政治和社会改革、宗教、民族、计划生育、青年和妇女等问题，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及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等等，涉及范围极其广泛。许多听众认为，她的演讲立论客观公正，内容充实，具体生动，令人信服。笔者曾有幸现场聆听她的三次这类演讲。1989年9月，韩素音在日内瓦大学礼堂发表演讲，我也应邀介绍中国儿童文学。事先商定，她用法语演讲（日内瓦在瑞士属法语区），我用英语演讲，因为我的法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仅能说几句寒暄的套话。可是为了使听众更好了解中国，她临场一改初衷，竟主动替我当起翻译来。由于她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翻译得十分出色，竟使我的演讲不断为掌声所打断。堂堂一个国际知名的大作家，为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文艺工作者作翻译，使我有些受宠若惊，没齿难忘。
1993年10月中旬，我应请邀观摩圣太田图书节。圣太田图书节是法国的一种国内图书节，只请法国作家参加。此次唯一例外的是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图书节上所陈列的成千上万种图书中，唯有她的书是从英文翻译过去的。巴黎历史最久的斯多葛出版社，带去了韩素音的十五种图书，其中有《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吾宅两门》、《无鸟的夏天》、《直至黎明》等。图书节秘书处为韩素音安排了一次学术讲座，题目是《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但韩素音感到自己讲自己的作品，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便临时改讲“中国”。慕名而来听讲的人很多，不但150个席位座无虚席，而且还有十余人站着听讲。
1993年10月下旬，韩素音来到电影发明人吕米埃弟兄的故乡法国西奥塔市，出席西奥塔市国际儿童电影节的颁奖仪式。该电影节由瑞士儿童园地基金会主办，韩素音是该基金会名誉主席，我是该基金会评委。该市扶轮国际分社和狮子俱乐部，性质相同，均是国际性服务组织，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此次破天荒地携手合作，联合在该市最豪华的海滨饭店，举办晚宴，为行装甫卸的韩素音接风洗尘。宴席之前，韩素音就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西文化之差异发表了演讲。为使听众便于理解，她还随身带着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墙上，一边演讲，一边在地图上指指点点。讲完之后，宴会正式开始。宴会一边进行，一边不时有人站起来提问题，韩素音一一予以回答。宴会散席时已接近午夜十二点了，但人们仍纷纷涌向设在宴会大厅门口的书摊上争购韩素音的著作，并请韩素音一一签名。那天，韩素音从瑞士洛桑的寓所赶到法国西奥塔，已是下午5时许了。在旅馆安顿好后，稍事休息，便举行记者招待会，然后是演讲、宴会、签名。这位年届八旬的老人，为了介绍中国，不辞辛劳，长途奔波，其情其景，至今回忆起来仍令人心动。
为了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韩素音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著书立说、发表演讲。究其原因，固然因为中国是她父祖辈生活的地方，她的感情寄托所在；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是重大而辉煌的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她说“中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了中国历史，我感到中国人民很了不起，中国革命很了不起！共产党解放了中国，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展。”新旧对比，使韩素音对今日中国有更深切的理解，备加珍惜，这是一般外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无法具有的优势。她生在中国，幼年和童年是在军阀混战年代里度过的。她耳闻目睹了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她不止一次地向我谈起，洪水袭来，灾民们爬上陷于一片汪洋之中的树梢，孤立无援，眼巴巴地等死。这一极为悲凉、凄惨的景象，依然鲜明如昨。路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孩童，伸手向行人乞讨，那乞讨时的可怜巴巴的眼睛，她至今记忆犹新。抗战爆发，拳拳爱国之心，驱使她毅然中断自己钟爱的医学学业，放弃不菲的遗产，从比利时回来，为祖国母亲尽一份孝心。她在抗日战争中度过了青春岁月，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大地的践踏蹂躏。
韩素音的作品和演说，在世界许多国家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和知音。她的作品和演说所以有那么大的魅力，除了中国是个举世瞩目的重大题材外，还因为她本人具有丰厚的多元文化内涵。韩素音的父亲是第一批派去比利时读铁路工程和采矿工程的留学生，与一位比利时女子相爱结婚，韩素音是中西爱情的结晶品。她1916年在河南信阳诞生，在中国上小学、中学，直到燕京大学，受到的是地道的中国文化熏陶。她非常喜欢李清照的词，50年代初，还翻译过李清照的词。她对中国文化的造诣，从此可见一斑。1935年秋，她获得奖学金赴比利时留学。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她用三年时间读完了医学预科，因而又接触了法语文化。1942年，因其丈夫唐保黄出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武官，她也随同前往。她入伦敦大学完成了医学学业，成了一名合格的医生，并在伦敦行医多年，因而又接触了英美文化。后来她在马来西亚开业行医达十二年之久，还在南洋大学任教，讲授亚洲文学，所以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有相当了解。她写的关于马来西亚的长篇小说《餐风饮露》至今仍被认为是关于马来西亚的最佳小说。长篇小说《青山青》是以尼泊尔为背景的。应泰国公主的要求，她以泰国为背景撰写了小说《女巫》。她与西哈努克国王相识了四十年，去过柬埔寨20次。以柬埔寨为背景，她创作了长篇小说《八面玲珑》。1956年，她与印度工程师陆文星结婚，多次到印度访问和休假。以后她又在巴黎居住了一段时间，现在卜居瑞士洛桑。波澜起伏、跌宕多姿的人生际遇，再加上她敏于思、勤于学，使她熟悉许多国家的文化。难怪，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荣誉退休院长、医学博士鲁迪·施密特教授在致韩素音的贺信中说，“世界上的伟大文化中，你对中国文化，英美文化、法国文化，以及印度文化，造诣颇深，而且运用自如，这是我最钦佩的地方。这使你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非同一般的内涵，因而对全世界人民富有感染力，并丰富他们的知识。”这便是韩素音的文化魅力所在，也印证了系统论中关于“各部相加大于和”的科学论断。
英国已故著名哲学家罗素曾说：“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呆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 就拿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言，在翻译《凋谢的花朵》的过程中，对书中提到的有些中国的事情也是破天荒地第一次知道。《凋谢的花朵》是5卷本韩素音自传中的第二本。此书写她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这十年间（1928-38年）在北京、上海、北戴河等地的读书和生活经历，以及后来负笈欧洲时在布鲁塞尔、伦敦等地的学习和生活时的见闻。
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她深深体会到 “这个世界紧紧依附于盛气凌人的白人世界，”她自己就曾被人咒骂为“黄色小杂种。”她进协和医学院审计室当打字员时，月薪仅仅是35元，而一个英国人一进来就是350元。档案室的职员中国人叶先生，会打字又会当会计，工作了10年，月薪依然是35元。欧亚混血儿和中国人受到的歧视，作者有着痛心的回忆和入木三分的刻画。旧中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这是笼统的概括。韩素英告诉我们，旧中国甘肃的苛捐杂税多达44项，什么水壶税、军骡税、床铺税、柴火税、麦麸税、水丰税、铜锅税、猪税、麻鞋税等等，千奇百怪，不一而足。厚德福是当年北京生意最红火的餐馆，其原因之一是，军阀吴佩孚的弟弟不要吴佩孚的照顾、提携，宁可自食其力当跑堂。餐馆的顾客“食翁之意不在菜”，而是想多看一眼这位跑堂。书中还提到北京当年有一种水果叫榅桲。榅桲究竟是什么水果，我遍查手头的辞典，难得其要，便讯问一些博学多识的老北京，也是语焉不详。后来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才知榅桲“质似山楂”，而“香美过之”，陕西洛渭之间多有种植。昔日北京菜馆里还有榅桲白菜心这道菜，现在这道菜改用山楂了。
在论述中国社会状况时，作者除了对中国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经济凋敝 、民不聊生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外，有两处是不为一般常人所知或注意的。比利时驻沪领事赫斯让作者下基层了解民情时说，“你会看到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比欧洲人对中国人还要坏。” 晚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西方国家对外实施侵略、掠夺，但对自己国民是有“仁义”的，而我们就不把自己人当人。所以，“我自横刀向天笑”，为救国变法宁愿血洒菜市口也不出国逃生的谭嗣同，认为皇上把子民看得不如“弄具”，“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方哉”！由此他呼吁中国人民站起来实现政治现代化。男儿当自强！中国要被人重视，首先要自强。韩素音还借用在协和医学院工作的人类学家泰亚尔·德夏尔丹1931年所说的话说，“中国人即使没有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能力，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意识还是有的。”这一事实，并不是人所皆知的。哈佛大学教授、著名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先生说，现代化理论的代表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现代化是美国首先提出的，殊不知中国在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把西化和现代化联系起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申报》就对现代化问题举行过精彩的讨论，而美国直到50年代后期才提出现代化的观点。
韩素音写作手法上匠心独具。在书中描述了蒋介石问鼎权力的过程、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日本惨无人道的侵略、一二、九运动、德国法西斯的兴起以及西欧人民群众反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集会和演讲活动。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描述，容易失之于干巴巴的交待而索然无味，而作者在叙说个人的经历中表现出对历史和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秉笔直书，无所避忌，举重若轻，真实可信。譬如，韩素音父亲及其好友们当初是憎恨共产主义的，但他们对朱德、毛泽东有好感，因为朱德是四川人，是同乡，毛泽东是湖南人，湖南和四川是近邻；而他们认为蒋介石不能打败朱德、毛泽东，是因为四川、湖南人都喜欢吃辣椒。又如，作者青涩初恋的情人竟然是一位德国纳粹党徒。再如，作者闺中密友的丈夫是个德国人，以经商作掩护贩卖毒品，而毒品来自日本人在华北各地开办的毒品加工厂。
韩素音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奉献了不少鲜活的细节，和不为常人所道的观点，使得干枯的历史有了温度和情感色彩，无疑为历史增加了深度和厚度。
作者冠以书名《凋谢的花朵》，灌注了作者无比心酸痛楚的感情。花朵是美的代表，这就是中国，而“中国才是我的骨肉，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但花凋谢了，它成了“一个乞丐的世界，一个垂死的大陆，一片腐朽的天地”，对此书中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描述。这种浓烈的情感，不但存在一些宏大的叙事中，即使在一些细小的风景描述中，也处处可见。
去年，上海世纪文景文化公司出版了其成名作、爱情小说《瑰宝》中译本。该书1955年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改变成电影《生死恋》，获得两项奥斯卡奖，从而使作者饮誉国际文坛。中译本不但销量不菲，且多有大家评论文章见报，故文景公司颇受鼓舞，邀约包括笔者在内的译者翻译其自传。现瑞士又树起了她的塑像。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我想塑像的基座上镌刻着韩素音表达自己终身志向的警句：“吾欲在书中引入普世的人性”。这是解开两者之间联系的钥匙。人文主义，俗话说是“把人当人”。人的宝贵和尊严，是人文主义的核心。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韩素音的作品中的某些论断今天看来并不一定都妥当恰切，但小疵难掩大醇，其字里行间所显示的普世的人性，是她作品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原因。如笔者刚译完的《凋谢的花朵》一书中，她对深受水旱灾害之苦的中国农民凄惨生活的描述，对残疾军人孤立无援惨状的刻画，对犹太人遭遇的同情，对日寇惨无人道行径的鞭笞，令读者刻骨铭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她在白人圈子里过着近乎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时刻没有忘记外面还有啼饥号寒的人群。他对各色人等的人性，光明的阴暗的，多有精妙老道的刻画。
1997年之前，她每年来中国一、两次，了解中国方方面面的进展，同亲朋好友交换意见，以充实自己；同时也关心、支持中国的进步、发展。自1997年后，因健康原因，不能远行，再也没有来中国。
1984年，时任上海《文学报》社长的老作家杜宣，打长途电话给我，说三年前韩素音在复旦大学作过一次演讲，涉及文学与科学以及信息革命的关系，要我去采访她一下。那时，国门刚刚打开，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太少。所以韩素音从海外来访，许多单位都请她作报告，谈一些国外的见闻。当时，著名记者赵浩生先生的文章和韩素音的内部报告，给闭塞的国人带来春风般的新鲜气息，对打开大家的视野是有口皆碑的。杜宣同志所说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我早有所闻，听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同志，指示有关方面要重视韩素音的这一观点。那次我对她的采访中，她强调，中国作家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更多地了解科学的发展，懂得一点科学知识。”
“什么是文学的作用？文学的的作用是创造美。什么是美？美离不开丰富的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怎样来丰富生活呢？给人以知识，生活的知识，各方面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就不能把科学放在一边，置之不理。科学正在改变我们时代的生活，你还说科学我们不管，这是没有道理的。过去科学是少数人的事，现在科学大普及，科学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不能离开它。要搞四个现代化，还有信息革命，你是积极主动参与呢，还是消极被动？你要是消极被动，那就是奴隶，就等着其他人把你推到东推到西。这也与政治有关系。奴隶的精神状态就产生一个奴隶国家。我们就不是主人翁了。因此，作家采取好象科学与我无关的态度是荒唐的。”
她的论述，对作家而言，颇有“功夫在诗外”的意味；而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又是有针对性的有感而发，因为我们传统文化历来重伦理、轻科技，且经过十年“文革”的污染，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尚未完全退去。时隔20余年，这一席话对实施科教兴国的今天依然不无启迪
那时她每次来京，我们都要见面。由她发起和全额资助的“彩虹翻译奖”，由我协助冯亦代先生主持评选、颁发工作，所以我都要陪冯先生去与她沟通和交换意见；另外，她也愿同我们交换一些对时局的看法，每每发现她时有新见和卓识。记得在苏联刚解体时，她断言：“老金，苏联解体，不是简单的几个加盟共和国分裂出去，而是会有更小的分化。”她当时用的词是英文“tribalizalion”,我苦思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译词，权且用“更小的分化”聊备一说。近20年的历史中，前几年的车臣问题，最近的南奥塞梯问题频频引起全球关注，证明了她的先见之明。除了“彩虹翻译奖”外，她还设立了韩素音中国西方科学交流基金会，韩素音青年翻译奖，韩素音、陆文星中印友谊奖等。
一如许多大作家一样，韩素音的真名周光瑚鲜为人知。她之所以要取这个笔名，许多人怕也不甚了然。名标其志。“韩”为“汉”的谐音。她取这个笔名，表示要尽自己微薄之力在世界上喊出“中国之音”。数十年来，她不改初衷，身体力行，无愧于这一笔名。
中国是她根之所系，可谓“孤舟一系故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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