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又称卫鞅、公孙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后裔，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通过“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强国。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向尸佼学习杂家学说，后侍奉魏国国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于是皆不采纳。
公叔痤死后,商鞅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说秦孝公,孝公听后直打瞌睡并通过景监指责商鞅是个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会见秦孝公,用王道之术游说,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过景监责备商鞅.商鞅第三次会见秦孝公时用霸道之术游说,获得孝公的肯定但没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时已领会孝公心中的意图.最后商鞅见孝公时畅谈富国强兵之策,孝公听时十分入迷,膝盖不知不觉向商鞅挪动,二人畅谈数日毫无倦意.景监不得其解,向商鞅询问缘由.商鞅说秦孝公意图在当今争霸天下,所以对耗时太长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学说不感兴趣.
第一次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行第一次变法，左庶长后来也成为了秦国二十等爵中的一个爵号。变法的核心就是“法治”和“耕战”。
一、 改革户籍制度
商鞅改革户籍制度，强制要求成年男子分家，推行小家庭制。史载：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史记·商君列传》）
明确家中如果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而不分家的，就要使他们的赋税加倍。其目的是要制造更多为国家承担兵役和徭役的户口单位。这条同样与儒家提倡大家族礼法的宗法制相违背，到曹魏的时候，朝廷便废除了这种“异子之科”，规定如果父亲不允许的话，儿子便不能分家单过。
二、 连坐和告奸
商鞅在秦国实行连坐和告奸制度。史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史记·商君列传》）
这种连坐和告奸制度在汉代受到了儒生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制度伤害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感，把邻居、什伍之间的互助友好关系变成了监督、检举和揭发等，显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三、 发展生产
商鞅奖励耕织、重农抑商。史载：
“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史记·商君列传》）
复就是免除徭役（不包括赋税）的意思，即奖励农业劳动模范，以农为本。经商者及因懒惰致贫者，都要将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进官府做奴隶，以此来驱使人民都只从事耕织本业，并杜绝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
四、 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
商鞅通过奖励军功和禁止私斗来锻造一支战无不胜的强悍秦军。史载：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史记·商君列传》）
对于血缘上是宗室的子弟，如果没有军功，其名字也不能写进皇亲国戚的花名册中，相当于取消其宗室身份。目的在于建立功绩制社会。一切的社会待遇和生活享受，包括占有土地和房屋大小、衣着等级、役使奴仆的多寡等，都只根据所处爵位来确定。社会上的富商和大地主再怎么有浅，也不能越过爵位制度享受高等级的待遇。
秦法禁止私斗。在早期社会，血亲复仇是一种常态。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是鼓励血亲复仇的，手刃仇敌被认为是一种孝道。商鞅则认为处罚犯罪是公权力，不能以私权妨害公权，复仇的权利属于国家公权范围，禁止民间百姓私斗。
变法的意义
商鞅首先通过户籍制、什伍制及告奸连坐等法律，把人民纳入官僚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秦国国君得以把他的权力覆盖到每一个秦国国民，这与周天子分封制下泛泛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语。其次通过鼓励分家、免除徭役和对经商及懒惰者“收孥”的政策，鼓励生产。最后实行军功爵制，建立二十等爵，平民可由军功获得爵位。破除了西周建国以来凭血缘宗法关系继承爵位的体制。杜正胜先生说：“封建制度的君子小人分野取消了，万民同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凭籍个人在战场上的表现缔造自己的身份地位……军爵塑造新社会。”
《韩非子·定法》记载，“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商君书·境内》也记载，“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兵官之吏。”
韩非子所说的首应该就是《商君书》里的甲首即甲士之首。关于甲士有多种解释，此处应该是泛指小头目、小军官，因为这样可以防止爵位太滥和杀良冒功。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爵位，那么他上战场砍下一个甲士之首，回来便可以爵升一级，由此获得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田宅等和相应的社会待遇。当然这是针对低级爵位而言的，一甲首升一级，对于高等爵位则没有这么简单，会有各种各样较为复杂的要求。因此，秦国尚“首功”，东方列国称之为虎狼之秦。
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349年，在第一次变法取得初步成效后，秦孝公迁都咸阳，升商鞅为大良造，开始全面深入推进变法措施。
第二次变法主要措施有：
1、由栎阳迁都于咸阳。中国古代有许多的迁都事件，如盘庚迁殷、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等，迁都可以削弱旧势力，使新兴势力得以崛起，还可以使举国之民从怠惰中清醒过来，奋发图强，追求新的进步。
2、革除戎狄风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史记·商君列传》）也就是说，当时秦国还有很多戎狄的不良风俗，如父子兄弟和他们的家室都睡在一间房子里，像东北的大通铺一样，十分不雅。商鞅把这些风俗都禁止了，在文化风俗上向中原靠拢。
3、废除百步为亩之制，以240步为亩，以百亩授一夫。“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史记·商君列传》）周制“六尺为步，百步为亩”，这种亩的面积比较小，不能适应战国已经普遍使用铁器牛耕的生产力。商鞅便以240步为一亩（与赵国相同，三晋的大亩改革较早），实行大亩制度，于是便把以前的田界即阡陌封疆都拆除，重新划立边界。
4、建41县，通过县及乡里的什伍制度控制编户齐民。
5、按人口征收户赋（也称口赋）。
6、统一度量衡，使行政标准化。“平斗桶、权衡、丈尺。” （《史记·商君列传》）
此外，据《韩非子》记载，商鞅还曾“燔诗书，而明法令”，这应该也是属实的。《商君书·靳令》中以礼乐、诗书、修善孝弟（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为“六蝨（虱）”，认为它们是六件危害国家的事。由此可见，商鞅在位的时候确实有可能实行过文化专制的政策。
变法的成效
任何一项变革在开始推行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阻力，商鞅变法也不例外，包括利益受损的老贵族和不适应新环境的老百姓，上上下下都来过度告状，说的都是新法的坏话。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但等新法实行十年之后，老百姓就都适应了新法，并因为新法而生活富足，道不拾遗。老百姓都勇于为国家作战，而不再私自斗殴。商鞅变法策在秦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理效果。
商鞅结局
变法触动了贵族阶级的利益，引来他们的反对和阻碍。秦孝公在世时，贵族阶层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弹劾商鞅。秦惠文王继位后，商鞅的境况每日愈下，成为众矢之的。成语作法自毙中的典故来源于商鞅变法的故事，因为商鞅变法深入人心，他在逃亡途中，路上遇到了重重阻碍。
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富民强，大大地提高了综合国力，受到了秦孝公支持。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商鞅，秦孝公有了危机感，他意识到商鞅的号召力很大，开始担心商鞅变法会威胁统治者的权力。
秦惠文王即位后，第一件事就将商鞅车裂而死。因为嬴驷在当太子期间，屡次触犯法条，商鞅认为太子触犯法令更要以身作则接受惩罚，碍于太子年幼，便用重刑惩罚了嬴驷的老师。这一做法让嬴驷怀恨在心，在他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以谋反之罪抓捕商鞅将他处决。另一方面就是他看见商鞅变法得到秦国上下的拥护，这让秦惠文王有了警惕心。秦惠文王以此为借口下令抓捕商鞅，商鞅得知后，逃到了边关。夜已经很深了，商鞅打算找一家客栈住宿，商鞅从家中匆匆逃出，没有带相关凭证，客栈的主人不敢收留他，并且声称，如果不遵守，就会实行商君的连坐惩罚。商鞅听后，感慨万分。
商鞅逃到了魏国，但是魏国没有接纳他，商鞅不得已逃回他的封地，组织手下的士兵攻击郑国。秦惠文王知道后，下令讨伐商鞅，商鞅兵败后将他在黾池杀死，商鞅的尸体被带回秦国。秦惠文王下令将商鞅尸体进行车裂。
商鞅死后，但是商鞅变法深入人心，在秦国依然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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