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鲍毓明性侵幼女事件被曝光，细节被媒体“南风窗”披露后，引得全网哗然。情节这么恶劣的案件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韩国电影《素媛》。
众所周知电影《素媛》改编至真实事件，影片的真实版本发生在2008年韩国安山市，强奸犯叫赵斗顺。电影中小女孩素媛在上学路上，遇到一个变态大叔，犯人利用小女孩的善良，骗取了信任，然后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强奸。虽然最后素媛被抢救过来了，但她受到的伤害难以逆转。
而现实跟电影的差距就是，真实事件中小女孩受到的伤害更加让人不忍直视。（具体案件请自行搜索）
很难想象，影视作品向来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缩影，而在素媛案上，电影中呈现出来的那种让人感到窒息的绝望，还不如现实中的万分之一。
1.狡猾的犯人
不管是在电影中，还是现实中，犯罪分子赵斗顺在司法机关里，都在插科打诨，肆无忌惮的钻着法律的漏洞，毫无惧意，毫无悔意。
韩国新闻媒体披露，在2008年第一次庭审后，赵斗顺就频繁地提交请愿书，前后多达7次，一共递交了300多页。
在请愿书里，他完全否认自己的罪行：“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不知廉耻、会遭天谴的事情。”不知道真相的人，光看这些信誓旦旦的请愿书，也许真会觉得赵斗顺是被冤枉的。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在鲍毓明案中，“智慧过人”的鲍某是上市企业的高管，在旁人眼里，他就是个光鲜亮丽的职场winer，且不谈被性侵女孩母亲的愚昧和迟钝，披着各种高光加持过的“画皮”，鲍毓明本身就像个事业有成的正常人。
“南风窗”媒体在报道中，有句陈述：他是个很擅长和孩子打交道的人，四十多岁未婚。
这样一个男人想要和李星星母女重组家庭，仿佛是无可挑剔的美事一桩。
只是，鲍毓明是个不折不扣的斯文败类。
熟识法律的他在李星星满14岁以后，向这个无辜的小女孩伸出了他罪恶的魔爪。
在李星星第一次向警方披露他的罪行未成之后，他居然还厚颜无耻的写下了一封名为“给我现在的女儿，未来的妻子”的信。他在大众讨伐下诡辩：“我的人品有目共睹，对她百般疼爱，她却恩将仇报。”
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一个深谙法律，懂得如何规避风险的知识分子，和一个靠“百度”才能堪堪维护自己权益的未成年少女。
孰是孰非，一眼了然。
在这两个令所有人痛心的性侵案中，受害人都是还未步入社会的稚嫩少女。她们本就承受了难以言说的伤害，还要被迫站出来和不肯认罪的犯人周旋，多么残忍。
2.司法机关对犯人的讨伐
著名法律讲师罗翔说过一句话：“刑法不仅是保护受害人，它的存在其实也是为了保护犯人的人权。”
司法机关，永远是以法至上的。大众对这样的恶性事件向来是诛暴讨逆的，但是法制社会，一个罪犯受到制裁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
“素媛”案中，有过17次前科的赵斗顺在刚被捕时，最常反复申辩的一句话就是：“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要抓我？我没有实施暴力，真的很荒唐。”并发毒誓说，如果是他做的，他就立刻自杀。
但是在确凿的证据前他又改口表示自己当时喝醉了，什么都不记得。因为在韩国法律中，醉酒所造成辨别能力的丧失，和精神疾病相同。
最终法院采信了赵斗顺的说辞，认为他在犯案时处于酒醉状态，将最高刑期15年减少至12年，并且为了保护人权不予公开赵斗顺的真实样貌。
为此韩国民众集体请愿，尽管如此，司法机关也只是将赵斗顺肖像披露，他，仍将于2020年准时出狱，即使他接受了心理诊断后被定论为再犯可能性很大。
鲍毓明也是如此，在道德上大家都强烈谴责他的行为，但是在法律上如何将狡猾的他盖棺定罪、严惩还有待商榷。
在此案件中，刑法还不是唯一的局限性，地方某些公安机关的办事效率也被曝光在大众视野里，成为焦点。“踢皮球式”的问责和敷衍了事的态度让大众很是失望，这究竟是机构里的沉疴痼疾太甚，还是被资本的力量掩盖住了正义？
在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时，司法部门永远是受害者唯一坚强且有力的依靠，不怕正义迟到场，就怕正义落了灰。
正义的天平应该由司法机关来把控，而不是靠着媒体的曝光和群众的讨伐，才把对恶人的审判提上日程。
3.媒体和舆论的作用
在很多类似案件中，媒体和舆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好有坏。
比如台湾白晓燕案件中，媒体的聚光灯就逼死了一个无辜的女孩。
《素媛》中记者们也涌入医院，不顾小女孩仍未走出的心里创伤，想要采访事情经过，爸爸抱着素媛躲避，那个时刻素媛受到了二次伤害。
她不知道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
影片中的心理医生是个双腿残疾的阿姨，她的女儿也曾遭遇性侵，最终自杀。她问素媛想去学校吗？素媛说想去，但不能去学校，她觉得发生了这件事丢人。
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会觉得丢人？她是受害者，但经过媒体大肆润色过的报道，不清楚事情严重性的人们都说是她的错。
互联网上有个很出名的强盗逻辑“女人被强暴，是因为穿得太暴露，是因为晚上还出门”，这就是典型的“受害者有罪论”。
在鲍毓明案中最经常被提及的就是那个把自己女儿交给“养父”的母亲，在有些新闻评论下对这个母亲的讨伐甚至多过了对鲍毓明的咒骂。
李星星的母亲肯定是错了，这个无法指摘，但是在未直视过人性最复杂性的一面，谁又能想到鲍毓明这么不堪呢？所有对李星星母亲的讨伐其实也只是“马后炮”，真正当以罪论处的是鲍毓明啊！
好在，帮助李星星的人也很多，那些有过相同经历的人纷纷献出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李星星出谋划策：“姐姐们不需要你回报什么，这是姐姐们欠你的，因为我们不够勇敢。”
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现象，所有人都应该明白，丢人的是罪犯，丢人的是“假装善意”的民众。
4.悲痛的父母
素媛一家在悲痛中互相支撑。身受重伤的素媛，对成年男性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父亲为了不惊吓到女儿，每天扮成卡通人物来探望素媛。最终有一天，素媛叫他摘下面具，卡通头套里，是汗流浃背并流泪满面的父亲。
这一幕感动了多少人。即便如此，对荧幕上受害人的痛心，也换不来世间坏人的清零。
而且，坏人脸上永远没有坏人两个字。往往越熟悉的人，越强烈的信任感越让家长们没有戒心。
就像李星星的母亲，她只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想让女儿跟着“养父”的得到好的教育的母亲，她只是过于愚昧，太傻了。
在女儿受到伤害后，她默默的一直跟着女儿，用这种笨方法阻止女儿轻生，到处要一个公正，悔不当初。
这说明了父母对孩子安全意识培养和性教育的迫切性，毕竟坏人永远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
结语：韩国“N号房”事件、“红黄蓝”事件也说明了，这个社会在看不见的角落对未成年的恶意。但是社会的进步永远需要法制，需要道德，需要正义。
让我们一起等一个正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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