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序

笔者按：本文系作者和宋颖博士合编的《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序言，即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正式出版。

福建永春外碧村

福建永春外碧村的乡土记忆 馆

序语：如一味雨，梅子熟也

陈进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传统中国，“士”（知识人，intellectuals）的精神代表着社会良心，是“志之所在,气亦随之；气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随之”。倘若离开了“仁以为己任”和“明道救世”之德风，知识“人”也就容易被“德草”为知识“分子”了。是故余英时先生告诫说，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共在”的乡村中国，既是文明意义上的“原乡”，也是神性意义上的“他乡”，自然是中国知识人所当体认的生生之道。

古云，所过者化，所存者神。“士的精神”不是亮剑，而是载言。在此意义上，知识人都是载言的史家。而史家载笔，微而显，老而晦，婉而章，书而不污，就是最大的本分了。这本以乡村为矢的随笔集——《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以下简称《梅》），载笔载言的便是一批中国知识人“在乡”和“入乡”的所知与所行，其中既有“学究气”，也有“书生气”，更接近“泥土气”；其中的印记，既有走马观花，也有澄怀观道；既有无根的忧郁，也有浪漫的救赎。《梅》的缘起本是无心插柳，却也言下成蹊。

当然，《梅》的体例似学术非学术，感性与理性糅合，难免引发质疑。其中既有知识人关于原乡和他乡的抒情记忆，也有知识人的田野路数和研究笔记，更有知识人的乡村营造实践。因此，暂且容我先交待几句知识人的所思所想吧。

一

大约是猴年10月中旬，贡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宋颖女史，因看了上海“正午故事”刊发的《盖一座妈祖庙》，略知我在福建永春一个叫外碧的荒野山村，联合在地的乡贤做了一点文化营造的实践，便决意前往认真观摩，并冠之为“学术反哺的新民俗主义”云云。坦率地说，我对于这样的外来名词，开始是抱持着些许的怀疑态度的，以为难免于夹生着潜在的文化压迫感，有遗存物纪念的嫌疑。毕竟，于生我养我的遥远故乡，吾等行有余力，去做点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宜，不仅仅是出于熟悉的陌生人的文化自觉，更是夹杂着来自陌生的熟悉人的文化压力。只是古今知识人总有“立言”的志气，总希望自己的所观所行，有益于反思当下乡村共同体的命运，故顺手记录下参与心得罢了。其实，我是在乡间蛮荒惯的，基本上是抱持着“道法自然”的心态，来看待所谓的田野学问。

然而，出身民俗学的宋颖君不以为然。她一直将中国民俗学开山顾颉刚先生引为膜拜的偶像，以为知识人的中和位育之道，一定是联结着民间和草根。因此，顾先生所谓“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探讨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依旧是这个“中国梦”时代知识人的不二使命。“闺阁”中的知识人历历有人，我开始惊诧于“小女子”的家国情怀，又知晓央视《记住乡愁》的美文皆出自她的手笔，便生起了九分的敬畏心来。

宋女史娴姝静气，谈言商务印书馆邀约“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以作为流行的《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的姊妹篇。人不能同时跳进一条河，哲人赵汀阳君涂在鱼书上的“脱裤子、吊树杈、晒太阳”的漫画，让我开心一笑之余，肇始就有些迟疑。天真的知识人“走进”田野，有时和智者眼中的“一丝不挂”的境况也差不多。于是乎我兴意阑珊，言及不若让各学门的知识人，漫谈一下作为经历、感知、想象乃至实践的“乡村中国”，也符合顾先生之“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的悠游气象。水做的女子之心性，历来是明诚通达，当下便以“鹤鸣九皋，声闻云外”来期许新编。姑且按下止止。

或许从小便是“天覆地载”，我对于知识精英的家国浪漫情结，总是温吞慢热的，甚至有些骨子里的拒斥。忽然想起了 的一则公案——大寂闻（法常）住山，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遮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我根性虽钝，一知半解，却莫名的喜欢，冥想那五月的四明山梅子落地时的声色，如何的归尘归土。于是乎，最初便以《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顺着心中的百家名号，为天女散花，帮忙约请起来了。那是南国梅雨欲来的感觉，不知是潮湿还是温暖的气息。

灯下漫思，愚之游历仿若一叶扁舟，大多是由命运之神自由地牵引。学问于我，更仿佛是前世的宿缘业力，因此结缘的知识人江湖，也是一堆五岳三山的堂号。一月有余，慵慵懒懒地惊觉，海约之文美是美哉，扑面而来的却是有关历史、人类、民俗、法律、哲学、文学、宗教、建筑、艺术、经济、国学……等等学门，而致吾知于乡村的种种先进，更是横跨海峡两岸、乃至华人汇聚的“南洋”，显见顾先生念念不忘的日常生活史观，已成新时代的新响。

惟宋女史筑巢引凤，善缘广聚，早有一批年轻的民俗学人，纷纷写好草根的中国故事，计百有来篇矣。吾向来以“竹影扫阶尘不动，月轮穿沼水无痕”自鸣其间，此时各家美文尽展，一割一舍，方知非心非佛，梅子未熟也。轮至混编成旅，所约者每是大家，不敢兴罪；惟有热情新人，虽然文字生动，却每每因篇幅而苦作“河蟹”无畏状。时久方觉不妥，有失公允。如《法华经.药草喻品》曰：“佛平等说如一味雨，随众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禀各异。”此外，鉴于商务印书馆对于组稿原则的坚持，希望按学门去编排文章。如此顾此失彼，负笈别渡，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事来心应，事去心止。唯宋女史坤德雍容，通晓“礼以义起”，终成共识。举凡吾所约之知识人，由吾综合为《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宋君则按约整编《鹤鸣九皋：民俗学人的村落故事》。于是乎天心月圆，《鹤》之被割爱者又复活入篇，以应旧诺焉。民俗学人秉承顾先生之“民众观”，与时俱进，或以民俗传承或以日常生活为方法为态度，诸如口头（史诗）传统、村落民俗志、语境民俗学、实践民俗学等等新视野，皆甚可观。吾静观《鹤》文，前贤大德皆洞若观火，引人入思。后秀新学则清新可人，可谈风月，显见日常生活的生理与生趣。史家顾先生孜孜以求的民众的生活、生意，陶炼有人焉。

知耻而勇，吾亦收敛落英纷纷的心意，谨将跨海峡、跨学门之知识人的乡村中国印记，小心地编入《梅子熟了：百位学人的乡村中国》，分为“原乡记忆”“他乡感觉”“地方叙事”“乡建新语”等四折，分别记录知识人追忆自家院落的旧时情怀、落草他乡的文化直观、察机地方的方便法门、“文明下乡”的浪漫抱负。九九归一，终成百篇。古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吾观同人之斯文，甚是斯文，或沉静微密，或宽裕弘博。乡村的种种事象、印象，历历在目，更不敢刀斧，以敬文心。是故乡村中国，雪鸿泥爪，往者来者，皆可入观。至于契近实相与否，或曰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自是圆融焉。

二

如是我闻，乡者良人之居，宾客之所也。中国知识人大多是乡村飞出的“良人”，身上纯粹没有一丝“土气”，毕竟是少之又少的。哪怕是变成了“文明”的城里人，知识人的底色也依然沉淀着乡村“脸面社会”的惯习，包括“贤人秩序”和“文明吸盘”的天真想象。用新儒家翘楚陈明的白话，这是一种“生命思乡的冲动”和“心照的幻影”，常常让知识人陷入难堪的窘境。扪心自问，知识人无论花开花落何处，自己宁愿是幻想着不可靠的“落叶归根”，而终究将“落地生根”留给了无根无愁的子孙。因此，所谓“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是故乡”云云，也常常是口舌上的安慰。蓦然回首，已然“无处立纲常”了。

透过“原乡记忆”的系列文字，我们略略可知，中国知识人之逃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文明基因几稀，即使是文字与功名一时的得意，也难免泛起“浮桴于海”的永恒兴叹。知识人的日常生活节奏，除了诗书，还有星空，还有远方。而星空既旷远又朦胧，远方既陌生又熟悉，乡村也因此化育为一曲思古的长调了。提早做一回山栖涧饮的精神奠祭，何尝不是平复优等生心态的良方呢。乡村，虽非诗意的栖居处，光宗耀祖也仅是虚位以待，却是归程中魂牵梦萦的隐山之地、隐心之所。

乡村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长幼，其文化的正统自然是脱离不了儒体、道用、释相的“存神过化”。哪怕是没落的乡村之“微光所透露出的隐匿性传统”，大者自欲立乎“三不朽”，亦必溯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云云。是故，乡村中国“伴田土”的文明传统，终究是民族的生命之树得以茂长的根系所在。而当代以儒者自许的知识人，无疑是感历甚深的一群。他们对于构成“斯文脸面”的乡村的素人、贤人、绅士，不仅有热忱的期许，更多的是失落的追忆。如哲人林安梧一语观微，“父亲是农夫，农夫是伴田土的，他伴田土伴了一辈子。在伴田土中，长育了他的哲思，显现了他的诗兴，化为人伦，归返自然，教养着我们”；任重祖贤鼎三公，既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乡村读书人，更是深受“博施济众思想影响的德才兼备者”；韩星记忆中的乡贤牛兆濂，则是一位有冰雪之操，淡泊名利的“活神仙”；唐文明、陈璧生二君，既倦倦于乡村“以神道设教”的古风，又对乡村因贫愚化或现代化而滋生的“斯文扫地”，充满失望；至于姚中秋（秋风）虽然对北方原乡的文明体崩溃痛心疾首，却从南方他乡中找到士风遗存的思古喜感。

因此，当代新儒家的集体乡愁，依旧是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励）时代的“花果飘零”“披麻带孝”式的文明眷念。直面这样的忧患情结和守夜意识，我心虽同戚戚焉，却只能仰天长啸：当代中国的“士气”，倘若脱离了“土气”，便也只能是无根的忧郁了。然而，哲人安梧之才洋洋清绮，他将父权视为“生命中一道难以处置的刻痕”，以为“父权累积了数千年的业力，这里有着霸权、有着深情、有着大道”，终究让人对于儒家“大风起兮云飞扬”的雄性基因的编组，有了更多元化的想象。

与儒家精英留住“精神家园”相若，长江以北的知识人关于原乡之一成一败、人是物非，隐隐然有切肤的痛彻。夷狄与革命的符号，历来是中原逐鹿的一贯背景。泾渭分明的气候，无论是政治抑或自然的，都容易滋生“劫灾猛焰”的兴赋。这种古直而悲凉的气息，终究是侵入骨髓的，哪怕是识字或不识字的女子，不时也要撺掇一下，以疏经络之痛。曾经在猴年初春因一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而成“网红”的黄灯，她的笔调依旧是铿锵而少细韵。她把儿时外婆家的记忆，视作一坛的老白干，偶尔打开蒙尘的陶盖，去醮点浸入骨髓的芬芳。然而，她的断言却有着大别山的凄绝之美：“褪去童年的美颜效果，我必须承认，乡村的断裂是一种不容回避的真实。”悲情的乡村已然从“精神载体”异化为“问题载体”了，仿佛是一位患了绝症的母亲，不忍默视她的眼神。

来自雪域高原的知识人，她们的原乡情感同样是浓烈而单纯的，具有青稞酒般的醇厚。但她们并没有北方知识人的那种直率的悲伤，而是浸润着感恩和宁静的气息。这大抵来自于伊等家庭的信仰的陶炼化育。所以，德吉卓玛梦中的梵呗声声依旧，诚实的阿妈乃是度母慈悲的化身；阿旺嘉措眼中的父亲，在历经了“还俗”的种种苦难之后，却在家庭中重新找回苯教僧人的信仰与传承；央珍笔下的拉萨，“空气里飘散着浓浓的阳光的味道和藏香味”。在藏族知识人眼中，故乡还是那个故乡，无论走到哪里，纯净的土地总是刻写着智慧、慈悲、愿力、践行。此心光明，夫复何愁！

《中庸》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江南（长江以南）梅雨中长成的知识人，别有一般滋味的淡然。八山一水一分田，原乡的未来，已然无可抗拒地潮变。历朝历代，天高皇帝远，与其幽怨，倒不若承受、甚至享受。乡修远其辽辽兮，路漫漫其无时。这是梅雨的滋润，无声而坚韧。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天心无外，人心无内。知识人的地域性文字，总是静静地伏藏着地域性的原声。

因此，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使者白国庆的湖湘梦溪记忆，晨钟声、木屐声、划浆声、打更声、丧鼓声、道琴声，声声入耳，皆化作了活态化的文化遗产；中新社前领羊人郭招金的忧思，并非雾蒙蒙的悲切。他依然坚信，常回家看看，就是最朴素的传承。那些“封建迷信”——祭祖、祭神，仍旧是强化农耕文明的最美记忆；同是新闻达人的陈斌华，是资深的台湾通，他的答案同样富有儒家素人的风范：“还好村里仍有宗祠、神庙、祖先的坟墓与牌位，所以走得再远，根还在，原乡还在。”至于作家徐学赤子心依旧，与余光中前贤知音相和，又将生命中的乡愁，直接化作反哺的草根行动。福佬客的身影，刻写着忠孝与侠义，静观中细握平衡，自然可以“循环往复的习得”。这是闽南文化的现代感，不愠不火；而吴重庆和笔者眼中的闽东南故乡的变迁，物是人非，但乡音乡情未改，古老的方块汉字早已积淀成一种坚定的集体信仰，是传承“斯文”的关键符号；而刘焕玲追忆的是台南眷村的漫漫时光和庙宇的分饼添喜。国裂山河在，家园或离散或聚合，婚姻还是要结的，孩子还是当生的，敬天法祖崇神，有福就有份，日子总是平常的过。

即便远在南洋的游子，“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们关于原乡的种种思愫，依旧是长长久久的眷恋。他们和这片土地上的文心、文脉从来是相通相感的。是故，马国教授最大的羞愧之一，是无力救助那对饿死的至亲，更念兹在兹原乡之学校、祖祠、宫庙等文化空间的修建（蔡维衍）。马国女史千里“觅家书（侨批）”（姚丽芳），志在追记南洋华人“族魂”——林连玉的“士魂”——“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林连玉《吕毓昌妹夫有诗见寄步韵一首》）林连玉的祖厝依旧荒草萋萋，然而他的骨头却是硬的，他及身后的追随者的骨髓里仍然流淌着原乡真儒的“士气”。而林连玉的呐喊，飞越过茫茫的南海——“我们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的教育机关，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堡垒。”来自乡村中国的知识人，同声相和否？

三

其实，乡村里来的知识人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只躲在城市的叽里旮旯中忆苦思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乃“自诚明”与“自明诚”之道。“走近”和“走进”乡村，一直是一批“眼睛向下”的知识人的关怀所在。乡村不仅是自然的地理概念、技术概念，也是文明的基石性概念。“记录那即将消失殆尽的技艺与表达，不是朝向过去的乡愁，而是指向自身的‘认识你自己’，更是指向未来的新的‘我们’”（何蓉）。知识人的“走进”意味着互为“主体间性”，而不再是“想象与迷思”。因此，知识人于乡村既有同情的理解，更有心性的体会；既获得了为学的实用资粮，更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度。

对于那些经历“上山下乡”而后“学优成士”者而言，反复经历“革命”的乡村更非单纯的他乡、异乡，而是身体修行和生命记忆的一部分；乡村既是接受再教育的文明学校，也是观察“变在”中国的表演剧场。知识人从“被动的走近”到“自觉的走进”（何其敏），并亲自体历了乡村与城市一般的人性多诡、命运乖张，那么厚重的乡土记忆就不会一味的惆怅或浪漫，反而可能触动心扉中“如一味雨”般的平等观，晓知中国乡村的问题并非一句“乡愁”就化解得开的，依旧脱离不开这个时代大变局的“蝴蝶效应”。知识人“走进”乡村，倘若只是一味地滋生做优等生的“圣洁癖”，而告别了理性之思和冷静之行，何尝不是“横行”乡里的“罪人”？何光沪从“回锅”乡村中所体认的如何做“清洁”的人的冷思，高师宁从乡村蜗居的女性中所感历的日常生命之痛感，王建新从“乡村改造”中所铭记的血色告诫，都凸现了知识人对于大写的“人”的悲悯情怀。其实“自在”的“乡村”没有问题，“自为”的“人”才是问题。人天生清洁、天生高贵，关键是如何不忘初心。

从事人文或社会研究的知识人，带着诚明之心走近乡村，欲明白乡村中国的情理、事理，自然是要“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是故关涉乡村人之德性与灵性养成、关涉生死存有的终极拷问的种种事象，自然是知识人之文化采风的第一对象。所以，经常有人戏称，知识人走进乡村，吃饱了撑着，除了“进村找庙、进庙看碑”，不知该干什么营生。其实，无论是雪域藏人的伏藏史诗、拜庙竖幡、转赛宗神山，还是西南白人的绕三灵、哈尼人的祭龙；无论是北大荒的满人萨满祭祖，还是海滨邹鲁的道（狮）公法术；无论是东隅宝岛的王爷巫医，还是华南南越的娘妈诞、摆七夕和赛大猪，都集体地呈现了乡村中国之“春风吹又生”（刘晓春）的文明韧性和“热闹中的神圣意味”（贺璋瑢），知晓全球化（现代化）所伴生的一（无）神教的“文明”批判，未必不是另类的“封建”“迷信”。那些心灵和精气结合的诗性智慧，发端于生命，归依于生命。而种种的隐喻、象征和神秘主义，一直诗意地栖居于这片酿造“玉液琼浆”的土地上（诺布旺丹）。这其实是知识人来自生命之思的清醒。唯有如是说，我们才能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中国人讲“天地之大德曰生”，有生才有活，这才是生活之日常。“生生之谓易”，有简易、有不易、有变易，这才是生活之日新。“走进”乡村中国，知识人最敏感的也是乡村之“不变”与“变”，这是延续与断裂的辩证法，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共在样态和生长方式。然而，哪些“存神过化”，成为了乡村生活的倒影；哪些“见异思迁”，成为了乡村生活的常相？其实，乡村中国与城市中国只是人的居所，饮食男女本无两样，文明既“下海”也“上山”，人性既纯粹也任性，生活既简易也复杂，时光既美好也丑陋，皆有其内在运行的点点轨迹。我们无须以救世主和优等生的心态，反复去做高高在上的“改造”，以免一地鸡毛，自讨无趣。诚明本属吾家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虽然是大慈大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何尝不是本心的遮蔽？是故，知识人走进乡村，所谓忧患之余也要有大警觉。西天取经的猴子尚且知晓“天地本无全，万事儿应不全之理”，有平常心，就有中道；有同理心，就有悠游。毕竟那些建构出来的“乡愁”，与传承实践这套生活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只是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失落感的“致幻剂”（刘晓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乡村中国的天国在人间，“过上好日子”（范丽珠），吃好睡好，生好死好，嫁好娶好，既是朴素之“常”事，更是天大的“本”事。所以，在藏学博士罗旦的下乡笔记中，种好土豆就是藏民的日常大事。无论是游学的小丫头、还是居家的“坏小子”，都是为了“过好日子”。其实，“居”与“游”，安土重迁和侨居拓荒，都是安顿生命的常态。无论是透过西北荒漠静静生长的白杨，感历那“身处他乡是故乡”的苍凉果猛（李姝睿），还是透过祠堂斑驳陆离的石龙旗，品味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郭志超），岁月依旧无情，生命依旧坚韧。在知识人娓娓道来的笔椽中，那些普通而日常的文化符号，自在地倾诉着乡村中国“居之不易”的生理。而乡村中国的“变”，若水之善下，无非是日常之变，社会之变，政治之变，无非是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在艺术家雷子人的写真里，渼陂村落的变在，无非是岁月安好，静默如初；在民俗学家周星的印记里，家畜变宠物，无非是非农化的文明之变；在民族学者朱靖江的疑问中，大寨的华尔兹，无非是消费主义的政治音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知识人关于乡村中国的种种文化感知，从一个侧面呈现了知识人迷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立场，但是否足以审美移情，仗剑走天涯，指点江山，则别当别论。孰知自视“眼睛向下”，上山下乡同样容易栽了跟头。尽管“关注乡村，就是关注中国”，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态度“走近”和“走进”乡村中国，才能更契近她的实态相呢？不同学门尽管问题意识不同，然而理性的田野方法是一致的，钟情于乡村的情感也是一致的。

在“田野叙事”中，我们知晓了知识人进入乡村田野的种种路数，感受了知识人在乡村观察的种种不易。我们也一同领略了知识人匪夷所思的田野故事，以及知识人眼中的乡村人生百态。我们甚至从中知道了知识人“以小见大”的洞见，哪怕是一本乡村的通书、经书、甚至一片阴森恐怖的家族墓地、一段痛苦的战争记忆，都可能成为关注的对象，并形成不同于常识的见识。而乡村人尊重“读书人”，何尝不是因为知识人可能“有见识”呢？但范可先生笔下的“点主官”的选择过程，清楚地展示了熟悉人与陌生人的分野。读者通过阅读知识人之细腻的田野文本，除了有亲临课堂接受再教育的欢愉感，也可能会有“以心契心”的明断，知道用什么样的方便法门，再去观察、研究乡村中国的多样生态。

我相信，无论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都是走近和走进乡村的一种常数。当经历变成故事，有时是神话，有时则是历史。你究竟是研究乡村中国，还是在乡村中国做研究；你究竟是做乡村历史，还是在乡村中做历史，则取决于你的治学路数、学思气度了。无论知识人的招数是访耆老和江湖大老、问路、学方言、做主持人、把酒言欢，甚至跑到墓地里与死者对话，诸如此类，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乡村。而知识人以“求知”的名分，带着问题来，带着见识走，并因此获得了种种“功名”，就学问而言当然是一等事。然而，在乡村中的知识人，你只是为问学而来而非为常居而来，永远只是短暂的边缘人、陌生人，多少是带有危险的“侵入”气味。反思自己的田野焦虑和失败感，我们应当知道，知识人所谓的见识与指导，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心魔，而恰恰印证着彼此的“求索”。不过度地“干涉”乡村人的生活才是一等事，甚至是你的反哺、报恩也是一等事。而知识人将心比心，以平等心体知自己的卑微甚至那点“小九九”，同样重要。让人感怀的是，大多中国知识人的内心一直涌动着这样的民本情怀。譬如，已然是“公知”的于建嵘，就是因为服膺于“一群为了理想而自我流放的人”，而自愿地变成宋庄的村民。马西沙念兹在兹是乡村中那些“现世观音”和“真人”，“我的田野考察即人生洗礼。其真精神在民间，是数十年间我的体会”。至于民俗学家岳永逸的记忆，扑出的却是女性之野性的劲道。莽莽兮山梁，大槐树下自脱裤子的“性骂”，绝响空谷，不仅仅是对愤怒绝望的生理宣泄，更是对“脸面社会”男权当道的冷讽。所以，你说知识人的本真在哪，本心在兹，惟精惟一。

一叶知秋，文风各异的地方叙事，本来就是一种学术语境的多元碰撞，阅者作为在场的主体，可以管窥知识人的野心和自信，并明辨明师与名师何为。诸如，贺喜女史期许自己：“希望我的故事是雷州的故事，也不止是雷州的故事，它还是中国历史里面的一个故事。”马西沙如此描绘与徐公梵澄的交心史：“徐先生把《清代八卦教》与汤用彤、陈桓先生著述并评。以我现在的眼光看，前辈大师，令人仰之弥高。但作为后人亦可登岱顶而小天下。……中国传统讲‘立德、立功、立言’，在余看来，学问之事非个人之事，但亦非一等事。立德之人乃天地之间一等事、一等人。徐梵澄是我一生所见一等立德之人，其次才是他的学问。与他相比，世间有些所谓大家、泰斗，岂不愧死。”直心是道场！读此清爽灵动的文字，你很难不被大家的治学气魄所感染，所感动。

毋庸置疑，通过田野工作思考乡村中国的种种问题，遵循学术伦理同样是相当重要的。比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保护受访者的隐私，等等。这也是知识人是否有资格言“士”的标准之一。在田野笔记中，我们同样倾听到知识人的种种歉意、种种遗憾、种种感谢、种种困惑。像陈支平一直愧疚于他的“坐忘”——在计划经济时代，因未送日本学人“粮票”，致使友邦人士挨饿数日；刘志伟描述了他在妈祖庙中无法拍照的神秘奇遇——“谁在捉弄我？我至今不得其解”。我相信，这并非宣扬不可知论和宿命论，而是史家的实事求是。唯此，乡村才如此有魅力，田野才如此生动，知识人才如此可信。

四

铺文至此，原乡记忆、他乡感觉、地方叙事，不过是知识人的乡村之“知”罢了，其实还有这样一批都市里的知识人，本着理想的精神和务实的姿态，一直在做乡村之“行”。他们横跨海峡两岸，承续了张謇、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傅柏翠等前贤的“启迪民智，开发民力”，一直想用自己的学识，努力地反哺乡村，造福乡村，尽力于乡村自治与社区营造。他们当中有建筑师、艺术家、设计师、学者、媒体人、博物馆员、研究生、大学生……他们的实践，有喜悦，有泪水，却一致的认真；他们的对象，或是原乡，或是他乡，都为了“把种子埋入土里”；他们的办法，或是造景造庙，或是造社团协会，或是造文创产品，或是造人造言，都为了让乡村“得其所哉”“知所位育”。尽管他们有些并非印象中的“知识分子”，但我相信大多数人无愧于“士”或知识人的价值定位。

当然，无论我们使用的名词是“乡村建设”还是“社区营造”，无论实践地点是先知先行的台湾还是后来居上的大陆，知识人所关心的问题同样的尖锐，都将共同的视角指向乡村社区发展的方向和乡村文明的勃兴。乡村何为，民间何在，何以中国？大家也在拷问一堆难以破解的“心中贼”——何为乡建，如何乡建？乡建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乡建是造景、造物，还是造业、造人？建筑师与艺术家的乡建，是商业、是表演，还是情怀、理想？乡建是一种时尚流行的话语构建，还是契合国情的文化实践？乡建是知识人的学术反哺，还是知识人的小资情结？乡建，谁才是主体，政府、乡民、知识人、投资人？乡建，是催生“小确幸”和地方主义，还是再造新故乡人、新国民？乡建是针对平民或公民的再教育，还是精英或知识人的自我教育？乡建的根本，是“人文地景产”的系统设计，还是重在新组织、新教育、新文化？知识人通过“购买服务”进行社区营造，是否属于乡建？乡建之种种，是否具有“家族相似性”，本真性和可持续性究竟在哪里？乡建是否并非只有一种本质性的答案，而只是一种改变乡村的过程？乡建或社造，真是解释和解决乡村中国问题的金钥匙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我并非辩才无碍，无以解答。然而，反观知识人投身的这场“乡建”狂欢，我不得不佩服知识人之赤膊走进乡村、解读乡村的种种胆识。乡村中国之大，仍然安放得一张多彩多姿的书桌，与天地风雨同在。而知识人的种种“见识”，自然也反馈于种种“学思”：人类学家关心“实践民族志”，民俗学家欢呼“新民俗主义”，建筑学家发现“土木主义”，历史学家回顾“正统化”，国学家幻想“德治主义”，艺术学家涂抹“大地艺术”，宗教学家寻找“原生信仰”……。我们从林林总总的案例中，多少可以剥离出知识人关于尊重“民之主体性”的共识，关于“自下而上”唤醒社区人认同的共识，关于尊重乡村的文化逻辑和累积的传统的共识，关于资本主义式的城市生存的话语批判。

毋庸讳言，一场以“乡村建设”或“社区营造”为名分的新热潮，已然成功地“突袭”了当下的乡村中国。一位离职在乡的历史学家，电告我务必要将他的血色观察写进序言——“中国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中，乡村将是奢侈品。现在的衰败，只是为了驱赶乡下人进城罢了，好让权贵们低成本占据乡村。再过若干年，传统的小农经济将被权贵垄断。不是什么人在操纵，历史大势而已。”果真如此否，我非预言家，不得而知。当然，艺术乡建、建筑乡建、遗产乡建、名人乡建、旅游乡建、金融乡建、儒学乡建、信俗乡建……六合苍苍,万物攘攘，其中有真传承也有跟时风，有真君子也有假道学，有淡泊名利也有包装演戏，有深耕易耨也有下车伊始，有从善如流也有固执己见，有为生民立命也有各为稻粱谋。而载笔载言的知识人，作为始作俑者，当且仅当反求诸己，论是非、论顺逆、论万世，而非论利害、论成败、论一生。倘若以白马清流自许，文过饰非，便是十足的德之贼了。

因此，知识人的悠游读书、实践反刍，我宁愿本着良知良能，去洗耳恭听。毕竟，知识人“文化反哺”的种种努力，有时“论迹不论心”，有时“论心不论迹”，有时“论心又论迹”。岁月沧桑，理念不灭；现实骨感，梦想丰满。在乡村中国讨生活，讨功名，讨见识，知识人首先感历了“斯文扫地”，也就可能体认“斯文在兹”，因学会清醒而不再伪装浪漫。

知识人将知识生产化为乡建资源的实践，不只是在唤醒一个乡村的人文精神，更是在唤醒一代学人的价值自信。诸如，庄孔韶、陈宜安诸师，念念不忘人类学家林耀华的“金翼之家”——凤亭村，终于联合各方力量，成功地打造了一个文化乡建的实验田；台湾的陈文兴警醒到文青式的乡愁或返乡创业情怀，并不能处理“离农”“轻农”的关键问题，因此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必须坚持农业本位，才能得其“安身立命”的居所；建筑师何崴颇有道家的风骨，提倡“身份的消隐”，甚至“放弃”自己的“作品”。乡建者“充其量只是一个‘代孕者’。他孕育它，但当它出生那一时刻起，它将会回到真正的父母身边，由他们抚养长大。”王蔚也说，“乡村生长需要时间，不能拔苗助长”；艺术家葛千涛云，“地方的魅力，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儒家践行者廖晓义称，“每个人都需要在共同体中生存，需要社会共同体以安身，精神共同体以立命，需要在生态共同体以延绵，在生命共同体呼吸，在经济共同体里升华！乡村共同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当然，知识人有多类，似乎乡建也就有多类。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对于知识人之自我反思的声音，我们理当有同情的理解和心性的体认。以碧山计划为例，张欣的批判直率刺耳——碧山计划“是今日的一些都市中产阶级以一种俯视的姿态，怀揣着乡村梦和对古代精英文人生活的想象，找一个具有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地域搞所谓的乡建”，是一种“呼应都市青年的桃花源式的田园幻想”。然而，当事人左靖的拷问同样是真诚的：“文化的注入和生长是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当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乡愁情结和乡村想象，遭遇村民急切的利益诉求和乡村的粗粝现实，特别是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上，经验和智慧的严重缺乏——结局也许可以想象。……关于碧山的故事有很多，可以说，它是新世纪知识分子介入乡村工作的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不过，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因此而停止发声。”我们的要义，当且仅当是放慢想象的使命之步，先学会遍尝百草，而不是急着把脉问诊。知识人参与的乡建，目标是社区的生态、生活、生产的生生不息，因此无论是造人、造景、造产，必须综合考虑社区的公共利益平衡。只要我们对“土地报以爱与热情，希望的种子就会不断生长下去”（陈文忠）。

作为一名反哺家乡的践行者，我同样坚信，无论何种乡建、何种社造，知识人终究是历史过客，谦卑倾听之余，仅仅是添种一粒“文化种子”罢了。她能否生根、发芽，能否成长为一棵可以荫凉的生命树，只能凭依于这片土地之土层的厚度和在地人群的呵护了。而引种的人，既然身处他乡，哪怕倦倦不舍，终究要坦然地离去，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其实，儒者梁漱溟言“乡治”，每每提及社会、组织、文化、理性诸建设，并以此运动关涉新民心与新国脉，关涉新国民与新中国。其大鸣曰“吾辈不出如苍生何”云云，并非纯粹是一种“士气”，而是一种“士风”。而晏阳初孜孜以求的“平民教育”，至始至终都源自“蒙恩”与“见证”，愿做世上的盐，愿做世上的光。中国之大，乡村之大，何以刻写不得诸等贤哲的肺腑之言焉？君子之证，身临其境。执象而求，咫尺千里。而今之士骨，果真空谈误民，若江河日下，逝者如斯乎？吾非圣贤，不能回答。

我要说的话是，我们知晓了乡村中国的主体性在哪，民魂民魄民生在哪，生生之易在哪，便明白了以乡村中国为方法，为态度，为良知，为践行，既是维护了乡村人的尊严，更是寻回了知识人的尊严。我相信，知识人这样的知识生产，才能让时间真正地变成历史。

总之，知识人以随笔的自由形式，愿意记下他们点点滴滴的“乡村中国”印记，也许还是精英式的空想乐观，甚至是悲切的悲观，但对于“察机”乡村中国之何处去，同样是宝贵的审思。鲁迅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吁嗟乎! 乡村之山高且直，致吾知于无疆。吁嗟乎! 乡村之水深且清，充吾爱于无央。乡村里来的知识人，尤其是自许斯文的儒士，又有什么理由坐而论道，而不是起身践履呢？

是为序。

陈进国2017年1月6日书于北京，2月19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