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序

筆者按：本文系作者和宋穎博士合編的《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序言，即將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正式出版。

福建永春外碧村

福建永春外碧村的鄉土記憶 館

序語：如一味雨，梅子熟也

陳進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傳統中國，“士”（知識人，intellectuals）的精神代表著社會良心，是“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倘若離開了“仁以為己任”和“明道救世”之德風，知識“人”也就容易被“德草”為知識“分子”了。是故余英時先生告誡說，做一個有尊嚴的中國知識人，“在自己的專業之外，還必須發揮公共知識人的批判精神，不為‘勢’或‘錢’所屈服。但這是指建設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毀一切文化傳統”。關注鄉村，就是關注中國。“共在”的鄉村中國，既是文明意義上的“原鄉”，也是神性意義上的“他鄉”，自然是中國知識人所當體認的生生之道。

古云，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士的精神”不是亮劍，而是載言。在此意義上，知識人都是載言的史家。而史家載筆，微而顯，老而晦，婉而章，書而不汙，就是最大的本分了。這本以鄉村為矢的隨筆集——《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以下簡稱《梅》），載筆載言的便是一批中國知識人“在鄉”和“入鄉”的所知與所行，其中既有“學究氣”，也有“書生氣”，更接近“泥土氣”；其中的印記，既有走馬觀花，也有澄懷觀道；既有無根的憂鬱，也有浪漫的救贖。《梅》的緣起本是無心插柳，卻也言下成蹊。

當然，《梅》的體例似學術非學術，感性與理性糅合，難免引發質疑。其中既有知識人關於原鄉和他鄉的抒情記憶，也有知識人的田野路數和研究筆記，更有知識人的鄉村營造實踐。因此，暫且容我先交待幾句知識人的所思所想吧。

一

大約是猴年10月中旬，貢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的宋穎女史，因看了上海“正午故事”刊發的《蓋一座媽祖廟》，略知我在福建永春一個叫外碧的荒野山村，聯合在地的鄉賢做了一點文化營造的實踐，便決意前往認真觀摩，並冠之為“學術反哺的新民俗主義”云云。坦率地說，我對於這樣的外來名詞，開始是抱持著些許的懷疑態度的，以為難免於夾生著潛在的文化壓迫感，有遺存物紀念的嫌疑。畢竟，於生我養我的遙遠故鄉，吾等行有餘力，去做點力所能及的平常事宜，不僅僅是出於熟悉的陌生人的文化自覺，更是夾雜著來自陌生的熟悉人的文化壓力。只是古今知識人總有“立言”的志氣，總希望自己的所觀所行，有益於反思當下鄉村共同體的命運，故順手記錄下參與心得罷了。其實，我是在鄉間蠻荒慣的，基本上是抱持著“道法自然”的心態，來看待所謂的田野學問。

然而，出身民俗學的宋穎君不以為然。她一直將中國民俗學開山顧頡剛先生引為膜拜的偶像，以為知識人的中和位育之道，一定是聯結著民間和草根。因此，顧先生所謂“打破以聖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眾的歷史”，“探討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的社會”，依舊是這個“中國夢”時代知識人的不二使命。“閨閣”中的知識人歷歷有人，我開始驚詫於“小女子”的家國情懷，又知曉央視《記住鄉愁》的美文皆出自她的手筆，便生起了九分的敬畏心來。

宋女史嫻姝靜氣，談言商務印書館邀約“民俗學人的村落故事”，以作為流行的《北冥有魚：人類學家的田野故事》的姊妹篇。人不能同時跳進一條河，哲人趙汀陽君塗在魚書上的“脫褲子、吊樹杈、曬太陽”的漫畫，讓我開心一笑之餘，肇始就有些遲疑。天真的知識人“走進”田野，有時和智者眼中的“一絲不掛”的境況也差不多。於是乎我興意闌珊，言及不若讓各學門的知識人，漫談一下作為經歷、感知、想象乃至實踐的“鄉村中國”，也符合顧先生之“把幾千年埋沒的民眾藝術、民眾信仰、民眾習慣一層一層地發掘出來”的悠遊氣象。水做的女子之心性，歷來是明誠通達，當下便以“鶴鳴九皋，聲聞雲外”來期許新編。姑且按下止止。

或許從小便是“天覆地載”，我對於知識精英的家國浪漫情結，總是溫吞慢熱的，甚至有些骨子裡的拒斥。忽然想起了 的一則公案——大寂聞（法常）住山，令一僧到，問雲：“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雲：“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遮裡住。”僧雲：“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雲：“作麼生別？”僧雲：“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雲：“遮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雲：“大眾！梅子熟也。”——我根性雖鈍，一知半解，卻莫名的喜歡，冥想那五月的四明山梅子落地時的聲色，如何的歸塵歸土。於是乎，最初便以《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順著心中的百家名號，為天女散花，幫忙約請起來了。那是南國梅雨欲來的感覺，不知是潮溼還是溫暖的氣息。

燈下漫思，愚之遊歷仿若一葉扁舟，大多是由命運之神自由地牽引。學問於我，更彷彿是前世的宿緣業力，因此結緣的知識人江湖，也是一堆五嶽三山的堂號。一月有餘，慵慵懶懶地驚覺，海約之文美是美哉，撲面而來的卻是有關歷史、人類、民俗、法律、哲學、文學、宗教、建築、藝術、經濟、國學……等等學門，而致吾知於鄉村的種種先進，更是橫跨海峽兩岸、乃至華人匯聚的“南洋”，顯見顧先生念念不忘的日常生活史觀，已成新時代的新響。

惟宋女史築巢引鳳，善緣廣聚，早有一批年輕的民俗學人，紛紛寫好草根的中國故事，計百有來篇矣。吾向來以“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沼水無痕”自鳴其間，此時各家美文盡展，一割一舍，方知非心非佛，梅子未熟也。輪至混編成旅，所約者每是大家，不敢興罪；惟有熱情新人，雖然文字生動，卻每每因篇幅而苦作“河蟹”無畏狀。時久方覺不妥，有失公允。如《法華經.藥草喻品》曰：“佛平等說如一味雨，隨眾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稟各異。”此外，鑑於商務印書館對於組稿原則的堅持，希望按學門去編排文章。如此顧此失彼，負笈別渡，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事來心應，事去心止。唯宋女史坤德雍容，通曉“禮以義起”，終成共識。舉凡吾所約之知識人，由吾綜合為《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宋君則按約整編《鶴鳴九皋：民俗學人的村落故事》。於是乎天心月圓，《鶴》之被割愛者又復活入篇，以應舊諾焉。民俗學人秉承顧先生之“民眾觀”，與時俱進，或以民俗傳承或以日常生活為方法為態度，諸如口頭（史詩）傳統、村落民俗志、語境民俗學、實踐民俗學等等新視野，皆甚可觀。吾靜觀《鶴》文，前賢大德皆洞若觀火，引人入思。後秀新學則清新可人，可談風月，顯見日常生活的生理與生趣。史家顧先生孜孜以求的民眾的生活、生意，陶煉有人焉。

知恥而勇，吾亦收斂落英紛紛的心意，謹將跨海峽、跨學門之知識人的鄉村中國印記，小心地編入《梅子熟了：百位學人的鄉村中國》，分為“原鄉記憶”“他鄉感覺”“地方敘事”“鄉建新語”等四折，分別記錄知識人追憶自家院落的舊時情懷、落草他鄉的文化直觀、察機地方的方便法門、“文明下鄉”的浪漫抱負。九九歸一，終成百篇。古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吾觀同人之斯文，甚是斯文，或沉靜微密，或寬裕弘博。鄉村的種種事象、印象，歷歷在目，更不敢刀斧，以敬文心。是故鄉村中國，雪鴻泥爪，往者來者，皆可入觀。至於契近實相與否，或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自是圓融焉。

二

如是我聞，鄉者良人之居，賓客之所也。中國知識人大多是鄉村飛出的“良人”，身上純粹沒有一絲“土氣”，畢竟是少之又少的。哪怕是變成了“文明”的城裡人，知識人的底色也依然沉澱著鄉村“臉面社會”的慣習，包括“賢人秩序”和“文明吸盤”的天真想象。用新儒家翹楚陳明的白話，這是一種“生命思鄉的衝動”和“心照的幻影”，常常讓知識人陷入難堪的窘境。捫心自問，知識人無論花開花落何處，自己寧願是幻想著不可靠的“落葉歸根”，而終究將“落地生根”留給了無根無愁的子孫。因此，所謂“年深外境猶吾境，身處他鄉是故鄉”云云，也常常是口舌上的安慰。驀然回首，已然“無處立綱常”了。

透過“原鄉記憶”的系列文字，我們略略可知，中國知識人之逃離“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文明基因幾稀，即使是文字與功名一時的得意，也難免泛起“浮桴於海”的永恆興嘆。知識人的日常生活節奏，除了詩書，還有星空，還有遠方。而星空既曠遠又朦朧，遠方既陌生又熟悉，鄉村也因此化育為一曲思古的長調了。提早做一回山棲澗飲的精神奠祭，何嘗不是平復優等生心態的良方呢。鄉村，雖非詩意的棲居處，光宗耀祖也僅是虛位以待，卻是歸程中魂牽夢縈的隱山之地、隱心之所。

鄉村中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長幼，其文化的正統自然是脫離不了儒體、道用、釋相的“存神過化”。哪怕是沒落的鄉村之“微光所透露出的隱匿性傳統”，大者自欲立乎“三不朽”，亦必溯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云云。是故，鄉村中國“伴田土”的文明傳統，終究是民族的生命之樹得以茂長的根系所在。而當代以儒者自許的知識人，無疑是感歷甚深的一群。他們對於構成“斯文臉面”的鄉村的素人、賢人、紳士，不僅有熱忱的期許，更多的是失落的追憶。如哲人林安梧一語觀微，“父親是農夫，農夫是伴田土的，他伴田土伴了一輩子。在伴田土中，長育了他的哲思，顯現了他的詩興，化為人倫，歸返自然，教養著我們”；任重祖賢鼎三公，既是“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鄉村讀書人，更是深受“博施濟眾思想影響的德才兼備者”；韓星記憶中的鄉賢牛兆濂，則是一位有冰雪之操，淡泊名利的“活神仙”；唐文明、陳璧生二君，既倦倦於鄉村“以神道設教”的古風，又對鄉村因貧愚化或現代化而滋生的“斯文掃地”，充滿失望；至於姚中秋（秋風）雖然對北方原鄉的文明體崩潰痛心疾首，卻從南方他鄉中找到士風遺存的思古喜感。

因此，當代新儒家的集體鄉愁，依舊是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張（君勵）時代的“花果飄零”“披麻帶孝”式的文明眷念。直面這樣的憂患情結和守夜意識，我心雖同慼慼焉，卻只能仰天長嘯：當代中國的“士氣”，倘若脫離了“土氣”，便也只能是無根的憂鬱了。然而，哲人安梧之才洋洋清綺，他將父權視為“生命中一道難以處置的刻痕”，以為“父權累積了數千年的業力，這裡有著霸權、有著深情、有著大道”，終究讓人對於儒家“大風起兮雲飛揚”的雄性基因的編組，有了更多元化的想象。

與儒家精英留住“精神家園”相若，長江以北的知識人關於原鄉之一成一敗、人是物非，隱隱然有切膚的痛徹。夷狄與革命的符號，歷來是中原逐鹿的一貫背景。涇渭分明的氣候，無論是政治抑或自然的，都容易滋生“劫災猛焰”的興賦。這種古直而悲涼的氣息，終究是侵入骨髓的，哪怕是識字或不識字的女子，不時也要攛掇一下，以疏經絡之痛。曾經在猴年初春因一篇《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而成“網紅”的黃燈，她的筆調依舊是鏗鏘而少細韻。她把兒時外婆家的記憶，視作一罈的老白乾，偶爾打開蒙塵的陶蓋，去醮點浸入骨髓的芬芳。然而，她的斷言卻有著大別山的悽絕之美：“褪去童年的美顏效果，我必須承認，鄉村的斷裂是一種不容迴避的真實。”悲情的鄉村已然從“精神載體”異化為“問題載體”了，彷彿是一位患了絕症的母親，不忍默視她的眼神。

來自雪域高原的知識人，她們的原鄉情感同樣是濃烈而單純的，具有青稞酒般的醇厚。但她們並沒有北方知識人的那種直率的悲傷，而是浸潤著感恩和寧靜的氣息。這大抵來自於伊等家庭的信仰的陶煉化育。所以，德吉卓瑪夢中的梵唄聲聲依舊，誠實的阿媽乃是度母慈悲的化身；阿旺嘉措眼中的父親，在歷經了“還俗”的種種苦難之後，卻在家庭中重新找回苯教僧人的信仰與傳承；央珍筆下的拉薩，“空氣裡飄散著濃濃的陽光的味道和藏香味”。在藏族知識人眼中，故鄉還是那個故鄉，無論走到哪裡，純淨的土地總是刻寫著智慧、慈悲、願力、踐行。此心光明，夫復何愁！

《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江南（長江以南）梅雨中長成的知識人，別有一般滋味的淡然。八山一水一分田，原鄉的未來，已然無可抗拒地潮變。歷朝歷代，天高皇帝遠，與其幽怨，倒不若承受、甚至享受。鄉修遠其遼遼兮，路漫漫其無時。這是梅雨的滋潤，無聲而堅韌。王陽明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天心無外，人心無內。知識人的地域性文字，總是靜靜地伏藏著地域性的原聲。

因此，中國對外文化交流使者白國慶的湖湘夢溪記憶，晨鐘聲、木屐聲、劃漿聲、打更聲、喪鼓聲、道琴聲，聲聲入耳，皆化作了活態化的文化遺產；中新社前領羊人郭招金的憂思，並非霧濛濛的悲切。他依然堅信，常回家看看，就是最樸素的傳承。那些“封建迷信”——祭祖、祭神，仍舊是強化農耕文明的最美記憶；同是新聞達人的陳斌華，是資深的臺灣通，他的答案同樣富有儒家素人的風範：“還好村裡仍有宗祠、神廟、祖先的墳墓與牌位，所以走得再遠，根還在，原鄉還在。”至於作家徐學赤子心依舊，與余光中前賢知音相和，又將生命中的鄉愁，直接化作反哺的草根行動。福佬客的身影，刻寫著忠孝與俠義，靜觀中細握平衡，自然可以“循環往復的習得”。這是閩南文化的現代感，不慍不火；而吳重慶和筆者眼中的閩東南故鄉的變遷，物是人非，但鄉音鄉情未改，古老的方塊漢字早已積澱成一種堅定的集體信仰，是傳承“斯文”的關鍵符號；而劉煥玲追憶的是臺南眷村的漫漫時光和廟宇的分餅添喜。國裂山河在，家園或離散或聚合，婚姻還是要結的，孩子還是當生的，敬天法祖崇神，有福就有份，日子總是平常的過。

即便遠在南洋的遊子，“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們關於原鄉的種種思愫，依舊是長長久久的眷戀。他們和這片土地上的文心、文脈從來是相通相感的。是故，馬國教授最大的羞愧之一，是無力救助那對餓死的至親，更念茲在茲原鄉之學校、祖祠、宮廟等文化空間的修建（蔡維衍）。馬國女史千里“覓家書（僑批）”（姚麗芳），志在追記南洋華人“族魂”——林連玉的“士魂”——“飄零作客滯南洲，時序渾忘春也秋。幸有嶙峋傲骨在，更無暮夜苞苴羞。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海外孤雛孤苦甚，欲憑只掌挽狂流。”（林連玉《呂毓昌妹夫有詩見寄步韻一首》）林連玉的祖厝依舊荒草萋萋，然而他的骨頭卻是硬的，他及身後的追隨者的骨髓裡仍然流淌著原鄉真儒的“士氣”。而林連玉的吶喊，飛越過茫茫的南海——“我們的文化，就是我們民族的靈魂。我們的教育機關，就是我們民族的文化堡壘。”來自鄉村中國的知識人，同聲相和否？

三

其實，鄉村裡來的知識人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只躲在城市的嘰裡旮旯中憶苦思甜。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乃“自誠明”與“自明誠”之道。“走近”和“走進”鄉村，一直是一批“眼睛向下”的知識人的關懷所在。鄉村不僅是自然的地理概念、技術概念，也是文明的基石性概念。“記錄那即將消失殆盡的技藝與表達，不是朝向過去的鄉愁，而是指向自身的‘認識你自己’，更是指向未來的新的‘我們’”（何蓉）。知識人的“走進”意味著互為“主體間性”，而不再是“想象與迷思”。因此，知識人於鄉村既有同情的理解，更有心性的體會；既獲得了為學的實用資糧，更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救度。

對於那些經歷“上山下鄉”而後“學優成士”者而言，反覆經歷“革命”的鄉村更非單純的他鄉、異鄉，而是身體修行和生命記憶的一部分；鄉村既是接受再教育的文明學校，也是觀察“變在”中國的表演劇場。知識人從“被動的走近”到“自覺的走進”（何其敏），並親自體歷了鄉村與城市一般的人性多詭、命運乖張，那麼厚重的鄉土記憶就不會一味的惆悵或浪漫，反而可能觸動心扉中“如一味雨”般的平等觀，曉知中國鄉村的問題並非一句“鄉愁”就化解得開的，依舊脫離不開這個時代大變局的“蝴蝶效應”。知識人“走進”鄉村，倘若只是一味地滋生做優等生的“聖潔癖”，而告別了理性之思和冷靜之行，何嘗不是“橫行”鄉里的“罪人”？何光滬從“回鍋”鄉村中所體認的如何做“清潔”的人的冷思，高師寧從鄉村蝸居的女性中所感歷的日常生命之痛感，王建新從“鄉村改造”中所銘記的血色告誡，都凸現了知識人對於大寫的“人”的悲憫情懷。其實“自在”的“鄉村”沒有問題，“自為”的“人”才是問題。人天生清潔、天生高貴，關鍵是如何不忘初心。

從事人文或社會研究的知識人，帶著誠明之心走近鄉村，欲明白鄉村中國的情理、事理，自然是要“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是故關涉鄉村人之德性與靈性養成、關涉生死存有的終極拷問的種種事象，自然是知識人之文化採風的第一對象。所以，經常有人戲稱，知識人走進鄉村，吃飽了撐著，除了“進村找廟、進廟看碑”，不知該幹什麼營生。其實，無論是雪域藏人的伏藏史詩、拜廟豎幡、轉賽宗神山，還是西南白人的繞三靈、哈尼人的祭龍；無論是北大荒的滿人薩滿祭祖，還是海濱鄒魯的道（獅）公法術；無論是東隅寶島的王爺巫醫，還是華南南越的娘媽誕、擺七夕和賽大豬，都集體地呈現了鄉村中國之“春風吹又生”（劉曉春）的文明韌性和“熱鬧中的神聖意味”（賀璋瑢），知曉全球化（現代化）所伴生的一（無）神教的“文明”批判，未必不是另類的“封建”“迷信”。那些心靈和精氣結合的詩性智慧，發端於生命，歸依於生命。而種種的隱喻、象徵和神秘主義，一直詩意地棲居於這片釀造“玉液瓊漿”的土地上（諾布旺丹）。這其實是知識人來自生命之思的清醒。唯有如是說，我們才能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中國人講“天地之大德曰生”，有生才有活，這才是生活之日常。“生生之謂易”，有簡易、有不易、有變易，這才是生活之日新。“走進”鄉村中國，知識人最敏感的也是鄉村之“不變”與“變”，這是延續與斷裂的辯證法，構成了鄉村中國的共在樣態和生長方式。然而，哪些“存神過化”，成為了鄉村生活的倒影；哪些“見異思遷”，成為了鄉村生活的常相？其實，鄉村中國與城市中國只是人的居所，飲食男女本無兩樣，文明既“下海”也“上山”，人性既純粹也任性，生活既簡易也複雜，時光既美好也醜陋，皆有其內在運行的點點軌跡。我們無須以救世主和優等生的心態，反覆去做高高在上的“改造”，以免一地雞毛，自討無趣。誠明本屬吾家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雖然是大慈大悲，“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何嘗不是本心的遮蔽？是故，知識人走進鄉村，所謂憂患之餘也要有大警覺。西天取經的猴子尚且知曉“天地本無全，萬事兒應不全之理”，有平常心，就有中道；有同理心，就有悠遊。畢竟那些建構出來的“鄉愁”，與傳承實踐這套生活的老百姓沒有多大關係，更多的只是滿足城市中產階級失落感的“致幻劑”（劉曉春）。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鄉村中國的天國在人間，“過上好日子”（範麗珠），吃好睡好，生好死好，嫁好娶好，既是樸素之“常”事，更是天大的“本”事。所以，在藏學博士羅旦的下鄉筆記中，種好土豆就是藏民的日常大事。無論是遊學的小丫頭、還是居家的“壞小子”，都是為了“過好日子”。其實，“居”與“遊”，安土重遷和僑居拓荒，都是安頓生命的常態。無論是透過西北荒漠靜靜生長的白楊，感歷那“身處他鄉是故鄉”的蒼涼果猛（李姝睿），還是透過祠堂斑駁陸離的石龍旗，品味那“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郭志超），歲月依舊無情，生命依舊堅韌。在知識人娓娓道來的筆椽中，那些普通而日常的文化符號，自在地傾訴著鄉村中國“居之不易”的生理。而鄉村中國的“變”，若水之善下，無非是日常之變，社會之變，政治之變，無非是以不變應萬變。所以，在藝術家雷子人的寫真裡，渼陂村落的變在，無非是歲月安好，靜默如初；在民俗學家周星的印記裡，家畜變寵物，無非是非農化的文明之變；在民族學者朱靖江的疑問中，大寨的華爾茲，無非是消費主義的政治音符，“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知識人關於鄉村中國的種種文化感知，從一個側面呈現了知識人迷戀“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立場，但是否足以審美移情，仗劍走天涯，指點江山，則別當別論。孰知自視“眼睛向下”，上山下鄉同樣容易栽了跟頭。儘管“關注鄉村，就是關注中國”，我們該用什麼樣的方法、態度“走近”和“走進”鄉村中國，才能更契近她的實態相呢？不同學門儘管問題意識不同，然而理性的田野方法是一致的，鍾情於鄉村的情感也是一致的。

在“田野敘事”中，我們知曉了知識人進入鄉村田野的種種路數，感受了知識人在鄉村觀察的種種不易。我們也一同領略了知識人匪夷所思的田野故事，以及知識人眼中的鄉村人生百態。我們甚至從中知道了知識人“以小見大”的洞見，哪怕是一本鄉村的通書、經書、甚至一片陰森恐怖的家族墓地、一段痛苦的戰爭記憶，都可能成為關注的對象，並形成不同於常識的見識。而鄉村人尊重“讀書人”，何嘗不是因為知識人可能“有見識”呢？但範可先生筆下的“點主官”的選擇過程，清楚地展示了熟悉人與陌生人的分野。讀者通過閱讀知識人之細膩的田野文本，除了有親臨課堂接受再教育的歡愉感，也可能會有“以心契心”的明斷，知道用什麼樣的方便法門，再去觀察、研究鄉村中國的多樣生態。

我相信，無論是“知難行易”還是“知易行難”，都是走近和走進鄉村的一種常數。當經歷變成故事，有時是神話，有時則是歷史。你究竟是研究鄉村中國，還是在鄉村中國做研究；你究竟是做鄉村歷史，還是在鄉村中做歷史，則取決於你的治學路數、學思氣度了。無論知識人的招數是訪耆老和江湖大老、問路、學方言、做主持人、把酒言歡，甚至跑到墓地裡與死者對話，諸如此類，都是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詮釋鄉村。而知識人以“求知”的名分，帶著問題來，帶著見識走，並因此獲得了種種“功名”，就學問而言當然是一等事。然而，在鄉村中的知識人，你只是為問學而來而非為常居而來，永遠只是短暫的邊緣人、陌生人，多少是帶有危險的“侵入”氣味。反思自己的田野焦慮和失敗感，我們應當知道，知識人所謂的見識與指導，並不意味著你沒有心魔，而恰恰印證著彼此的“求索”。不過度地“干涉”鄉村人的生活才是一等事，甚至是你的反哺、報恩也是一等事。而知識人將心比心，以平等心體知自己的卑微甚至那點“小九九”，同樣重要。讓人感懷的是，大多中國知識人的內心一直湧動著這樣的民本情懷。譬如，已然是“公知”的於建嶸，就是因為服膺於“一群為了理想而自我流放的人”，而自願地變成宋莊的村民。馬西沙念茲在茲是鄉村中那些“現世觀音”和“真人”，“我的田野考察即人生洗禮。其真精神在民間，是數十年間我的體會”。至於民俗學家嶽永逸的記憶，撲出的卻是女性之野性的勁道。莽莽兮山樑，大槐樹下自脫褲子的“性罵”，絕響空谷，不僅僅是對憤怒絕望的生理宣洩，更是對“臉面社會”男權當道的冷諷。所以，你說知識人的本真在哪，本心在茲，惟精惟一。

一葉知秋，文風各異的地方敘事，本來就是一種學術語境的多元碰撞，閱者作為在場的主體，可以管窺知識人的野心和自信，並明辨明師與名師何為。諸如，賀喜女史期許自己：“希望我的故事是雷州的故事，也不止是雷州的故事，它還是中國歷史裡面的一個故事。”馬西沙如此描繪與徐公梵澄的交心史：“徐先生把《清代八卦教》與湯用彤、陳桓先生著述並評。以我現在的眼光看，前輩大師，令人仰之彌高。但作為後人亦可登岱頂而小天下。……中國傳統講‘立德、立功、立言’，在餘看來，學問之事非個人之事，但亦非一等事。立德之人乃天地之間一等事、一等人。徐梵澄是我一生所見一等立德之人，其次才是他的學問。與他相比，世間有些所謂大家、泰斗，豈不愧死。”直心是道場！讀此清爽靈動的文字，你很難不被大家的治學氣魄所感染，所感動。

毋庸置疑，通過田野工作思考鄉村中國的種種問題，遵循學術倫理同樣是相當重要的。比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保護受訪者的隱私，等等。這也是知識人是否有資格言“士”的標準之一。在田野筆記中，我們同樣傾聽到知識人的種種歉意、種種遺憾、種種感謝、種種困惑。像陳支平一直愧疚於他的“坐忘”——在計劃經濟時代，因未送日本學人“糧票”，致使友邦人士捱餓數日；劉志偉描述了他在媽祖廟中無法拍照的神秘奇遇——“誰在捉弄我？我至今不得其解”。我相信，這並非宣揚不可知論和宿命論，而是史家的實事求是。唯此，鄉村才如此有魅力，田野才如此生動，知識人才如此可信。

四

鋪文至此，原鄉記憶、他鄉感覺、地方敘事，不過是知識人的鄉村之“知”罷了，其實還有這樣一批都市裡的知識人，本著理想的精神和務實的姿態，一直在做鄉村之“行”。他們橫跨海峽兩岸，承續了張謇、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傅柏翠等前賢的“啟迪民智，開發民力”，一直想用自己的學識，努力地反哺鄉村，造福鄉村，盡力於鄉村自治與社區營造。他們當中有建築師、藝術家、設計師、學者、媒體人、博物館員、研究生、大學生……他們的實踐，有喜悅，有淚水，卻一致的認真；他們的對象，或是原鄉，或是他鄉，都為了“把種子埋入土裡”；他們的辦法，或是造景造廟，或是造社團協會，或是造文創產品，或是造人造言，都為了讓鄉村“得其所哉”“知所位育”。儘管他們有些並非印象中的“知識分子”，但我相信大多數人無愧於“士”或知識人的價值定位。

當然，無論我們使用的名詞是“鄉村建設”還是“社區營造”，無論實踐地點是先知先行的臺灣還是後來居上的大陸，知識人所關心的問題同樣的尖銳，都將共同的視角指向鄉村社區發展的方向和鄉村文明的勃興。鄉村何為，民間何在，何以中國？大家也在拷問一堆難以破解的“心中賊”——何為鄉建，如何鄉建？鄉建的宗旨和目的是什麼？鄉建是造景、造物，還是造業、造人？建築師與藝術家的鄉建，是商業、是表演，還是情懷、理想？鄉建是一種時尚流行的話語構建，還是契合國情的文化實踐？鄉建是知識人的學術反哺，還是知識人的小資情結？鄉建，誰才是主體，政府、鄉民、知識人、投資人？鄉建，是催生“小確幸”和地方主義，還是再造新故鄉人、新國民？鄉建是針對平民或公民的再教育，還是精英或知識人的自我教育？鄉建的根本，是“人文地景產”的系統設計，還是重在新組織、新教育、新文化？知識人通過“購買服務”進行社區營造，是否屬於鄉建？鄉建之種種，是否具有“家族相似性”，本真性和可持續性究竟在哪裡？鄉建是否並非只有一種本質性的答案，而只是一種改變鄉村的過程？鄉建或社造，真是解釋和解決鄉村中國問題的金鑰匙嗎？

諸如此類的問題，我並非辯才無礙，無以解答。然而，反觀知識人投身的這場“鄉建”狂歡，我不得不佩服知識人之赤膊走進鄉村、解讀鄉村的種種膽識。鄉村中國之大，仍然安放得一張多彩多姿的書桌，與天地風雨同在。而知識人的種種“見識”，自然也反饋於種種“學思”：人類學家關心“實踐民族誌”，民俗學家歡呼“新民俗主義”，建築學家發現“土木主義”，歷史學家回顧“正統化”，國學家幻想“德治主義”，藝術學家塗抹“大地藝術”，宗教學家尋找“原生信仰”……。我們從林林總總的案例中，多少可以剝離出知識人關於尊重“民之主體性”的共識，關於“自下而上”喚醒社區人認同的共識，關於尊重鄉村的文化邏輯和累積的傳統的共識，關於資本主義式的城市生存的話語批判。

毋庸諱言，一場以“鄉村建設”或“社區營造”為名分的新熱潮，已然成功地“突襲”了當下的鄉村中國。一位離職在鄉的歷史學家，電告我務必要將他的血色觀察寫進序言——“中國千年一遇的大變局中，鄉村將是奢侈品。現在的衰敗，只是為了驅趕鄉下人進城罷了，好讓權貴們低成本佔據鄉村。再過若干年，傳統的小農經濟將被權貴壟斷。不是什麼人在操縱，歷史大勢而已。”果真如此否，我非預言家，不得而知。當然，藝術鄉建、建築鄉建、遺產鄉建、名人鄉建、旅遊鄉建、金融鄉建、儒學鄉建、信俗鄉建……六合蒼蒼,萬物攘攘，其中有真傳承也有跟時風，有真君子也有假道學，有淡泊名利也有包裝演戲，有深耕易耨也有下車伊始，有從善如流也有固執己見，有為生民立命也有各為稻粱謀。而載筆載言的知識人，作為始作俑者，當且僅當反求諸己，論是非、論順逆、論萬世，而非論利害、論成敗、論一生。倘若以白馬清流自許，文過飾非，便是十足的德之賊了。

因此，知識人的悠遊讀書、實踐反芻，我寧願本著良知良能，去洗耳恭聽。畢竟，知識人“文化反哺”的種種努力，有時“論跡不論心”，有時“論心不論跡”，有時“論心又論跡”。歲月滄桑，理念不滅；現實骨感，夢想豐滿。在鄉村中國討生活，討功名，討見識，知識人首先感歷了“斯文掃地”，也就可能體認“斯文在茲”，因學會清醒而不再偽裝浪漫。

知識人將知識生產化為鄉建資源的實踐，不只是在喚醒一個鄉村的人文精神，更是在喚醒一代學人的價值自信。諸如，莊孔韶、陳宜安諸師，念念不忘人類學家林耀華的“金翼之家”——鳳亭村，終於聯合各方力量，成功地打造了一個文化鄉建的實驗田；臺灣的陳文興警醒到文青式的鄉愁或返鄉創業情懷，並不能處理“離農”“輕農”的關鍵問題，因此鄉村社區的可持續發展，仍然必須堅持農業本位，才能得其“安身立命”的居所；建築師何崴頗有道家的風骨，提倡“身份的消隱”，甚至“放棄”自己的“作品”。鄉建者“充其量只是一個‘代孕者’。他孕育它，但當它出生那一時刻起，它將會回到真正的父母身邊，由他們撫養長大。”王蔚也說，“鄉村生長需要時間，不能拔苗助長”；藝術家葛千濤雲，“地方的魅力，事實上是由於居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產生出來的”；儒家踐行者廖曉義稱，“每個人都需要在共同體中生存，需要社會共同體以安身，精神共同體以立命，需要在生態共同體以延綿，在生命共同體呼吸，在經濟共同體裡昇華！鄉村共同體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當然，知識人有多類，似乎鄉建也就有多類。和羹之美，在於合異。對於知識人之自我反思的聲音，我們理當有同情的理解和心性的體認。以碧山計劃為例，張欣的批判直率刺耳——碧山計劃“是今日的一些都市中產階級以一種俯視的姿態，懷揣著鄉村夢和對古代精英文人生活的想象，找一個具有傳統中國文化的代表地域搞所謂的鄉建”，是一種“呼應都市青年的桃花源式的田園幻想”。然而，當事人左靖的拷問同樣是真誠的：“文化的注入和生長是潤物細無聲的漫長過程，顯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耐心。當知識分子與藝術家的鄉愁情結和鄉村想象，遭遇村民急切的利益訴求和鄉村的粗糲現實，特別是在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處理上，經驗和智慧的嚴重缺乏——結局也許可以想象。……關於碧山的故事有很多，可以說，它是新世紀知識分子介入鄉村工作的一個經典的失敗案例。不過，我們這一代人不能因此而停止發聲。”我們的要義，當且僅當是放慢想象的使命之步，先學會遍嘗百草，而不是急著把脈問診。知識人參與的鄉建，目標是社區的生態、生活、生產的生生不息，因此無論是造人、造景、造產，必須綜合考慮社區的公共利益平衡。只要我們對“土地報以愛與熱情，希望的種子就會不斷生長下去”（陳文忠）。

作為一名反哺家鄉的踐行者，我同樣堅信，無論何種鄉建、何種社造，知識人終究是歷史過客，謙卑傾聽之餘，僅僅是添種一粒“文化種子”罷了。她能否生根、發芽，能否成長為一棵可以蔭涼的生命樹，只能憑依於這片土地之土層的厚度和在地人群的呵護了。而引種的人，既然身處他鄉，哪怕倦倦不捨，終究要坦然地離去，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雲彩。

其實，儒者梁漱溟言“鄉治”，每每提及社會、組織、文化、理性諸建設，並以此運動關涉新民心與新國脈，關涉新國民與新中國。其大鳴曰“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云云，並非純粹是一種“士氣”，而是一種“士風”。而晏陽初孜孜以求的“平民教育”，至始至終都源自“蒙恩”與“見證”，願做世上的鹽，願做世上的光。中國之大，鄉村之大，何以刻寫不得諸等賢哲的肺腑之言焉？君子之證，身臨其境。執象而求，咫尺千里。而今之士骨，果真空談誤民，若江河日下，逝者如斯乎？吾非聖賢，不能回答。

我要說的話是，我們知曉了鄉村中國的主體性在哪，民魂民魄民生在哪，生生之易在哪，便明白了以鄉村中國為方法，為態度，為良知，為踐行，既是維護了鄉村人的尊嚴，更是尋回了知識人的尊嚴。我相信，知識人這樣的知識生產，才能讓時間真正地變成歷史。

總之，知識人以隨筆的自由形式，願意記下他們點點滴滴的“鄉村中國”印記，也許還是精英式的空想樂觀，甚至是悲切的悲觀，但對於“察機”鄉村中國之何處去，同樣是寶貴的審思。魯迅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即凋零了。” 吁嗟乎! 鄉村之山高且直，致吾知於無疆。吁嗟乎! 鄉村之水深且清，充吾愛於無央。鄉村裡來的知識人，尤其是自許斯文的儒士，又有什麼理由坐而論道，而不是起身踐履呢？

是為序。

陳進國2017年1月6日書於北京，2月19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