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 · 此刻夜读
睡前夜读，一篇美文，带你进入阅读的记忆世界。
今天夜读，为大家带来两度布克奖获得者、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写作课。
最近，关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闻可不少，在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举办的Canada Performs在线节目上，她出镜和另一位作家聊起了文学话题。据该项目官网介绍，这个项目发起初衷旨在为因疫情居家的艺术家们提供一个线上演出平台，向每位音乐家或演员支付一千加元的酬劳，同时也以艺术形式鼓励在家工作学习的民众。项目成立两周来，已有上百场活动陆续展开，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加盟则首次开启了作家参与项目的示范。
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官网图
阿特伍德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疫情原因，许多作家取消了新书签售计划，生活陷入困顿，这时候更需要大家联合起来互相鼓励。同时她也承认，自己在线出镜聊些文学话题并不能减轻多少大众的实际境况，但在线观众给予的积极反馈让她感到欣慰，“我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尽力而为的时代，做总比不做要好”。
除了加拿大国家艺术中心的节目，阿特伍德还会在下周参与另一档在线节目，同样是为文学艺术同行声援。
阿特伍德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算得上是活跃的作家了，经常展现自己对科技好奇的一面。十几年前，她就拥有一个科技公司，专门研制了一项发明名叫“长笔”(Long-Pen)，有了这件东西，作者可以在同一时刻给位于世界各地的读者签名。虽然最终并未成功投产，但阿特伍德可是拥有发明专利的作家。
之前，她的朋友还发了一段骑电动平衡车的视频出来，网友纷纷表示略有担心，但是81岁的阿特伍德太帅气了。
回到阿特伍德的在线节目中，她说道，虽然这是她第一次进行网络虚拟的对话交流，但她真正渴望的还是面对面。
这种交流的渴望与她在下文中讲述自己写作观念时保持了一致，她认为作家写作时，想象中的读者并不应该是虚构的，而是“一个个别、特定、真实的人”，也就是你，“亲爱的读者”。
作家为谁而写？这问题最简单的形式，出现在写日记的人身上，答案很少是“谁也不为”，但这样讲有误导效果，因为我们能听到的答案都是出现在作家已经写好出版的书里。瑞典作家希加玛·索德堡1905年出版的惊人小说《格拉斯医师》中，有写日记习惯的同名主角这么说：
此刻我坐在打开的窗边，写着——为了谁？不为任何朋友或情妇，甚至也不为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自己昨天写了什么，明天也不会读今天写了什么。我写，只是为了让手动，让思绪自由移动。我写，是为了排遣失眠的时光。
说得跟真的一样，而他确实说得够逼真——我们的读者很容易就相信了。但真正的事实，在这幻象背后的事实是，写这段文字的人并不是葛拉斯医师，也不是毫无对象。写作的人是希加玛·索德堡，对象则是我们小说中进行书写的虚构人物，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通常就算是写虚构日记的虚构作家，也希望预设读者的存在。
接下来我要举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一段为例，该书于1949年出版后不久，当时年纪还很小的我便读到了。我们都知道《一九八四》的故事背景，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在破烂店橱窗里看见“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记事本，封底是红色，封面是大理石纹”，有着“平滑的乳白色纸张”。他渴望拥有这记事本，尽管如此会带来危险。哪一个作家不曾有过类似的渴望？又有哪个作家不曾意识到这其中的危险——简言之，亦即揭露自我的危险？因为如果你拿到—本空白的本子，尤其是有着乳白内页的本子，你就会想要在上面写字。温斯顿·史密斯就这么做了，用的是真正的笔和真正的墨水，因为这样才对得起那漂亮的纸页。但—个问题接着冒出来：
他突然开始纳闷，自己写这本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尚未出生的人……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多么非同小可。你怎么能跟未来沟通？这种事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跟现在一样，那么它就不会聆听他；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那么他的困境届时也就没意义了。
年轻时的阿特伍德
这是作家常碰到的两难问题：谁会读你写的东西，不管是现在或以后？你希望谁来读？温斯顿·史密斯的第一个读者是自己——把自己违禁的思想写在日记里，让他觉得满足。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受温斯顿·史密斯这本记事本的描述吸引，也试着写起日记，不过不了了之。当时我之所以写不成日记，是因为无法想象读者。我不想让任何人读我的日记，只有我自己能看，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那又何必把它写下来？好像只是浪费时间。但很多人并不认为如此。许多世纪以来，至少是用笔用纸的那些世纪，无数人忠实地写出无数本日记，其中大部分默默无名，有些则很出名。塞缪尔·佩皮斯是在为谁写日记或者圣西门？或者安妮·法兰克？这种真实人生留下的文件，有某种魔力。它们竟能存留下来、传到我们手中，感觉仿佛得到意外宝藏，或者死者复活。
如今我倒是会记日记，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我知道读者是谁：就是大约三星期之后的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无法记得自己在某日某时做了什么。人年纪愈大，就愈能体会贝克特的剧作《克拉普的最后一卷录音带》。这部剧作中，克拉普用录音带写日记，年复一年。他唯一的读者——或说听者——是他自己，将自己早年生活的录音带片段放出来听。随着时光流逝，他愈来愈难把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的那些自己连在一起。就好像那个关于老年痴呆症的差劲笑话“至少这样你天天都有不认识的新朋友”。但在克拉普的情况，以及我自己也愈来愈常发生的情况下，这些新朋友就是你自己。
就作家对读者的关系而言，私人日记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作者和读者理应是同一人。就形式而言，私人日记也是最私密的，其次我想则是私人信件：一人写，一人读，分享一份私密。“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这世界从不曾写信给我”，艾米莉·狄更生说。当然，要是她把信寄出，应该就会得到比较多回音。但她确实设想了一个或多个读者，至少是未来的读者：她把自己的诗作仔仔细细收好，甚至缝成一本本小册子。她相信未来会有读者，读者会认真读她的作品，这点跟温斯顿·史密斯的绝望正相反。
绕完了这一圈，现在我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作家为谁而写？并提出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一个故事，关于我的第一个真人读者。
孩童时的阿特伍德
9岁时，我加入了一个秘密公社，其中特殊的握手方式、口号、仪式、座右铭一应俱全。这个社名叫“棕仙”，相当怪异，参加的小女孩假装是仙子、矮地精和精灵，领头的成人则叫“棕色猫头鹰”。不幸的是，她并没有打扮成猫头鹰，我们这些小女孩也没有仙子服装可穿，这让我颇为失望，不过没有到失望透顶的地步。
我不知道棕色猫头鹰的真名叫什么，但我认为她很有智慧又公平，而当时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非常崇拜棕色猫头鹰。我们的活动包括完成各种任务，完成后或许可以得到徽章缝在制服上。要得到徽章有很多方式，包括缝纫、捡拾秋天的种子等等，我另外还做了几本小书，方法很平常：把书页折好，用补袜子的毛线缝好，然后加上文字和图画。我把小书交给棕色猫头鹰，她很喜欢，这一点对我来说绝对比得到徽章更重要。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作家——读者关系。作家是我，中介是我那几本小书，对象是棕色猫头鹰，结果是：她得到乐趣，我得到满足。
许多年后，我把棕色猫头鹰写进一本书。她在我的小说《猫眼》中仍然吹着哨子监督结绳测验，她出现的原因就是许多人事物被写进书里的原因。当时是1980年代，我想真实生活中的那位棕色猫头鹰一定早就过世了。
然后几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书里的那个棕色猫头鹰是我阿姨。”“她还在？”我说，“她不可能还活着吧！”但她确实还在，于是我们前去拜访她。棕色猫头鹰已经九十多岁了，但她和我都很高兴见到对方。喝过茶后，她说：“我想这些应该给你。”然后拿出我50年前做的那几本小书——不知为什么她还留着——交还给我。三天后，她过世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作家写作是为了棕色猫头鹰，或者为了当时生命中等同于棕色猫头鹰的人。一个个别、特定、真实的人。
阿特伍德近照，模仿科幻电影里的问候手势
接着就是我的第二个答案。在以萨·迪纳森的《带著康乃馨的年轻人中》，年轻作家查理正为作品感到绝望，听见了上帝的声音。“‘来吧，’主说。‘我和你立个约。除了写书必须的苦难之外，我不会额外给你更多苦难……但你必须写书。因为是我要那些书被写出来，不是大众，更不是书评家，而是我，我！’‘可以确定这一点吗？’查理问。‘不是时时刻刻都能。’主说。”
所以，作家就是为这个对象而写：为了读者。读者不是“他们”，而是“你”。为了“亲爱的读者”。为了存在于棕色猫头鹰和上帝之间某处的，理想中的读者。而这个理想读者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一个人——因为阅读永远跟写作一样个别独特。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配图：阿特伍德个人社交媒体
新年文创季
邮发代号：3-22
閱讀更多 文學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