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睡前夜讀，一篇美文，帶你進入閱讀的記憶世界。
今天夜讀，為大家帶來兩度布克獎獲得者、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寫作課。
最近，關於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新聞可不少，在加拿大國家藝術中心舉辦的Canada Performs在線節目上，她出鏡和另一位作家聊起了文學話題。據該項目官網介紹，這個項目發起初衷旨在為因疫情居家的藝術家們提供一個線上演出平臺，向每位音樂家或演員支付一千加元的酬勞，同時也以藝術形式鼓勵在家工作學習的民眾。項目成立兩週來，已有上百場活動陸續展開，而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加盟則首次開啟了作家參與項目的示範。
加拿大國家藝術中心官網圖
阿特伍德接受採訪時表示，因為疫情原因，許多作家取消了新書籤售計劃，生活陷入困頓，這時候更需要大家聯合起來互相鼓勵。同時她也承認，自己在線出鏡聊些文學話題並不能減輕多少大眾的實際境況，但在線觀眾給予的積極反饋讓她感到欣慰，“我認為我們處在一個盡力而為的時代，做總比不做要好”。
除了加拿大國家藝術中心的節目，阿特伍德還會在下週參與另一檔在線節目，同樣是為文學藝術同行聲援。
阿特伍德在社交媒體上可以算得上是活躍的作家了，經常展現自己對科技好奇的一面。十幾年前，她就擁有一個科技公司，專門研製了一項發明名叫“長筆”(Long-Pen)，有了這件東西，作者可以在同一時刻給位於世界各地的讀者簽名。雖然最終並未成功投產，但阿特伍德可是擁有發明專利的作家。
之前，她的朋友還發了一段騎電動平衡車的視頻出來，網友紛紛表示略有擔心，但是81歲的阿特伍德太帥氣了。
回到阿特伍德的在線節目中，她說道，雖然這是她第一次進行網絡虛擬的對話交流，但她真正渴望的還是面對面。
這種交流的渴望與她在下文中講述自己寫作觀念時保持了一致，她認為作家寫作時，想象中的讀者並不應該是虛構的，而是“一個個別、特定、真實的人”，也就是你，“親愛的讀者”。
作家為誰而寫？這問題最簡單的形式，出現在寫日記的人身上，答案很少是“誰也不為”，但這樣講有誤導效果，因為我們能聽到的答案都是出現在作家已經寫好出版的書裡。瑞典作家希加瑪·索德堡1905年出版的驚人小說《格拉斯醫師》中，有寫日記習慣的同名主角這麼說：
此刻我坐在打開的窗邊，寫著——為了誰？不為任何朋友或情婦，甚至也不為我自己。我今天不會讀自己昨天寫了什麼，明天也不會讀今天寫了什麼。我寫，只是為了讓手動，讓思緒自由移動。我寫，是為了排遣失眠的時光。
說得跟真的一樣，而他確實說得夠逼真——我們的讀者很容易就相信了。但真正的事實，在這幻象背後的事實是，寫這段文字的人並不是葛拉斯醫師，也不是毫無對象。寫作的人是希加瑪·索德堡，對象則是我們小說中進行書寫的虛構人物，鮮有不為任何人而寫的。通常就算是寫虛構日記的虛構作家，也希望預設讀者的存在。
接下來我要舉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的一段為例，該書於1949年出版後不久，當時年紀還很小的我便讀到了。我們都知道《一九八四》的故事背景，主角溫斯頓·史密斯在破爛店櫥窗裡看見“一本厚厚的四開大的空白記事本，封底是紅色，封面是大理石紋”，有著“平滑的乳白色紙張”。他渴望擁有這記事本，儘管如此會帶來危險。哪一個作家不曾有過類似的渴望？又有哪個作家不曾意識到這其中的危險——簡言之，亦即揭露自我的危險？因為如果你拿到—本空白的本子，尤其是有著乳白內頁的本子，你就會想要在上面寫字。溫斯頓·史密斯就這麼做了，用的是真正的筆和真正的墨水，因為這樣才對得起那漂亮的紙頁。但—個問題接著冒出來：
他突然開始納悶，自己寫這本日記是為了誰？為了未來，為了尚未出生的人……他第一次體會到自己所做的這件事多麼非同小可。你怎麼能跟未來溝通？這種事本質上就是不可能的。要麼未來跟現在一樣，那麼它就不會聆聽他；要麼未來跟現在不同，那麼他的困境屆時也就沒意義了。
年輕時的阿特伍德
這是作家常碰到的兩難問題：誰會讀你寫的東西，不管是現在或以後？你希望誰來讀？溫斯頓·史密斯的第一個讀者是自己——把自己違禁的思想寫在日記裡，讓他覺得滿足。我十幾歲的時候，很受溫斯頓·史密斯這本記事本的描述吸引，也試著寫起日記，不過不了了之。當時我之所以寫不成日記，是因為無法想象讀者。我不想讓任何人讀我的日記，只有我自己能看，但我已經知道自己可能會在日記裡寫些什麼，那又何必把它寫下來？好像只是浪費時間。但很多人並不認為如此。許多世紀以來，至少是用筆用紙的那些世紀，無數人忠實地寫出無數本日記，其中大部分默默無名，有些則很出名。塞繆爾·佩皮斯是在為誰寫日記或者聖西門？或者安妮·法蘭克？這種真實人生留下的文件，有某種魔力。它們竟能存留下來、傳到我們手中，感覺彷彿得到意外寶藏，或者死者復活。
如今我倒是會記日記，主要是為了保護自己，因為我知道讀者是誰：就是大約三星期之後的我自己，因為我現在已經無法記得自己在某日某時做了什麼。人年紀愈大，就愈能體會貝克特的劇作《克拉普的最後一卷錄音帶》。這部劇作中，克拉普用錄音帶寫日記，年復一年。他唯一的讀者——或說聽者——是他自己，將自己早年生活的錄音帶片段放出來聽。隨著時光流逝，他愈來愈難把現在的自己跟以前的那些自己連在一起。就好像那個關於老年痴呆症的差勁笑話“至少這樣你天天都有不認識的新朋友”。但在克拉普的情況，以及我自己也愈來愈常發生的情況下，這些新朋友就是你自己。
就作家對讀者的關係而言，私人日記是再簡單不過的了，因為作者和讀者理應是同一人。就形式而言，私人日記也是最私密的，其次我想則是私人信件：一人寫，一人讀，分享一份私密。“這是我寫給世界的信，這世界從不曾寫信給我”，艾米莉·狄更生說。當然，要是她把信寄出，應該就會得到比較多回音。但她確實設想了一個或多個讀者，至少是未來的讀者：她把自己的詩作仔仔細細收好，甚至縫成一本本小冊子。她相信未來會有讀者，讀者會認真讀她的作品，這點跟溫斯頓·史密斯的絕望正相反。
繞完了這一圈，現在我要回到第一個問題——作家為誰而寫？並提出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是一個故事，關於我的第一個真人讀者。
孩童時的阿特伍德
9歲時，我加入了一個秘密公社，其中特殊的握手方式、口號、儀式、座右銘一應俱全。這個社名叫“棕仙”，相當怪異，參加的小女孩假裝是仙子、矮地精和精靈，領頭的成人則叫“棕色貓頭鷹”。不幸的是，她並沒有打扮成貓頭鷹，我們這些小女孩也沒有仙子服裝可穿，這讓我頗為失望，不過沒有到失望透頂的地步。
我不知道棕色貓頭鷹的真名叫什麼，但我認為她很有智慧又公平，而當時我需要這樣的一個人，因此我非常崇拜棕色貓頭鷹。我們的活動包括完成各種任務，完成後或許可以得到徽章縫在制服上。要得到徽章有很多方式，包括縫紉、撿拾秋天的種子等等，我另外還做了幾本小書，方法很平常：把書頁摺好，用補襪子的毛線縫好，然後加上文字和圖畫。我把小書交給棕色貓頭鷹，她很喜歡，這一點對我來說絕對比得到徽章更重要。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作家——讀者關係。作家是我，中介是我那幾本小書，對象是棕色貓頭鷹，結果是：她得到樂趣，我得到滿足。
許多年後，我把棕色貓頭鷹寫進一本書。她在我的小說《貓眼》中仍然吹著哨子監督結繩測驗，她出現的原因就是許多人事物被寫進書裡的原因。當時是1980年代，我想真實生活中的那位棕色貓頭鷹一定早就過世了。
然後幾年前，一個朋友對我說：“你書裡的那個棕色貓頭鷹是我阿姨。”“她還在？”我說，“她不可能還活著吧！”但她確實還在，於是我們前去拜訪她。棕色貓頭鷹已經九十多歲了，但她和我都很高興見到對方。喝過茶後，她說：“我想這些應該給你。”然後拿出我50年前做的那幾本小書——不知為什麼她還留著——交還給我。三天後，她過世了。
這就是我的第一個答案：作家寫作是為了棕色貓頭鷹，或者為了當時生命中等同於棕色貓頭鷹的人。一個個別、特定、真實的人。
阿特伍德近照，模仿科幻電影裡的問候手勢
接著就是我的第二個答案。在以薩·迪納森的《帶著康乃馨的年輕人中》，年輕作家查理正為作品感到絕望，聽見了上帝的聲音。“‘來吧，’主說。‘我和你立個約。除了寫書必須的苦難之外，我不會額外給你更多苦難……但你必須寫書。因為是我要那些書被寫出來，不是大眾，更不是書評家，而是我，我！’‘可以確定這一點嗎？’查理問。‘不是時時刻刻都能。’主說。”
所以，作家就是為這個對象而寫：為了讀者。讀者不是“他們”，而是“你”。為了“親愛的讀者”。為了存在於棕色貓頭鷹和上帝之間某處的，理想中的讀者。而這個理想讀者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一個人——因為閱讀永遠跟寫作一樣個別獨特。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配圖：阿特伍德個人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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