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彥是北宋詞壇大家，在詞史上有著結北開南的重要地位。他的出生地錢塘，即現在的杭州，是一處被譽為"東南第一州"的風景勝地、文化名城。風流才子柳永曾經到此遊覽，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名篇《望海潮》，以酣暢淋漓的詞筆生動地鋪敘了錢塘的繁華富貴，極盡承平氣象，驚動京城。周邦彥生於茲，長於茲，對故鄉的感情自然十分深厚，
無論是遊學外地、旅居汴京還是遠宦漂泊，心中始終牽縈著故鄉的風物，凝望著故鄉的方向。
一、故園情結之大觀
如周詞《驀山溪》雲："因箇甚，煙霧底，獨愛蓴羹美。"據學者孫虹考證，該詞作於1073年，是詞人自錢塘前往荊州遊學之作，按其生於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彼時他不過十七、八歲。少年詞人離家鄉未遠，便開始思鄉，還未步入仕途，便惦念著蓴羹堪膾。隔年又作《早梅芳》雲："異鄉淹歲月, 醉眼迷登眺。路迢迢, 恨滿千里草。"詞的上闋著重描寫了歌舞之美，宴飲之樂，下闕則抒發了酒醒人散後的幽憂怊悵，詞人於銀河高轉之下登高遠望，希冀藉由特立於地表的高樓望見故鄉，然而去路迢迢，終不得見，興盡悲來，宴席的歡縱已成泡影，留下的只有盈滿懷抱、落滿芳草的悲恨思念。少年周邦彥的愁多筆老由此可見一斑。經過一番宦海沉浮後，周邦彥出任溧水縣令，作《滿庭芳》雲："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弦。歌宴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時眠。"此時詞人人到中年，年近不惑，人倦心沉，詞風也謙抑低迴，正如陳廷焯所評："雖哀怨，卻不激烈，沉鬱頓挫中別饒蘊藉。"他不再說"恨滿千里草"，只說"急管繁弦不堪聽"，也不再"醉眼迷登眺"，而是將目光收回，將心魂放逐於酒與夢鄉，讀來似有辛棄疾"如今識盡愁滋味"之感。到暮年遠宦時，光陰的流逝更添哀愁，加上北宋末年社會動盪，詞人輾轉流離，最終亦未能終老鄉里。這一時期的詞作，恰如龍榆生所言，是一種"蕭颯淒涼"，結構不復"謹嚴"，氣格不復"深勁"。但真因如此，
於一片疏散中的思鄉之作，反而摘去了激烈、浮華，亦不再孜孜于思力安排，汲汲於雕琢工巧，展現了詞人真實的悲涼頹唐，亦展現了遊子對故園深切執著的眷戀。 二、故園情結的前後期比對
下面將結合兩首具體的詞作分析周詞中思鄉之情的變化。
《蘇幕遮·燎沉香》是周邦彥的思鄉名作，詞中的"長安"究竟是實指還是虛指暫且不論，可以肯定的是這首詞寫於詞人的青少年時期，是詞人少時思鄉頗具代表意義的一篇作品，詞雲：
燎沉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小令雖小，但足見詞人工於章法。"燎沉香，消溽暑"是寫室內的夜，"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是寫室外的晝，"香"是嗅覺，"溽暑"是體感，"鳥雀呼晴"是視覺與聽覺的結合，"侵曉窺簷語"則以動態取勝。所謂"言情體物，窮極工巧"已然備足。但更妙的還是後面被譽為"得荷花之神理"的名句，"初陽"與"宿雨"的並置，給人一種時間的流逝感，這也是人類最為敏感的領域。"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一句，呈現一個有著多維度的立體空間：緊貼水面的荷葉，方能"清圓"；迎風託舉的荷葉，則招引如風情萬千的綠羅裙。當我們的目光依次從"清圓"——"風"——"荷舉"之間的顯在或潛在的空白掃過，恍然間，文字們彷彿無比生動鮮活，自己生長起來了。與柳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相較，一個是遊人眼中極盡承平的壯美，一個則是遊子心中親切幽微的優美。眼前花似故鄉花，寫完眼前之景，詞人便自然地引出思鄉之情，真切深摯而不覺沉重，上闋是實寫，下闕便用了虛寫，思及遙遠的故鄉、客居的自己，又以疑問句式拓寬詞的表達空間，形成時空的互動，再以"夢"收尾，最後依然迴歸荷意象，虛實相生，情景渾融。
而思鄉之情在詞人的縝密安排下，亦顯得非常悠然、妥帖。
錢鴻瑛曾在《柳周詞傳》中評論《蘇幕遮·燎沉香》："羈旅思鄉之作，在中國古典詩詞中是一種傳統，它有深厚的社會土壤和悠久的文化背景。這類作品的主旋律往往是悲哀、悲涼，甚至是悲憤。清真工羈旅行役之詞，也多抒孤寂、落寞情懷。本詞雖也思鄉心切，風格卻清麗明快，在傳統的羈旅之作中可謂別具一格。結合清真生平，當是其青年時期初人汴京之作。年輕時的歸思和飽經人世滄桑後的鄉情是很不同的，將此詞與他的絕筆《西平樂》對讀，便知此言不謬。"誠如斯言，《西平樂·稚柳蘇晴》雲：
元豐初，予以布衣西上，過天長道中。後四十餘年，辛丑正月，避賊復遊故地。感嘆歲月，偶成此詞。
稚柳蘇晴，故溪歇雨，川迥未覺春賒。駝褐寒侵，正憐初日，輕陰抵死須遮。嘆事逐孤鴻盡去，身與塘蒲共晚，爭知向此，征途迢遞，佇立塵沙。念朱顏翠發，曾到處，故地使人嗟。 道連三楚，天低四野，喬木依前，臨路敧斜。重慕想、東陵晦跡，彭澤歸來，左右琴書自樂，松菊相依，何況風流鬢未華。多謝故人，親馳鄭驛，時倒融尊，勸此淹留，共過芳時，翻令倦客思家。
時空的騰挪比照是周詞慣用的手法，詞首"稚柳"與"故溪"雖然處於同一物理時空，但在心理時空中已然有了新舊之別，詞人故地重遊，過去與現在一齊湧來，心境的變化外射於"稚柳"與"故溪"。早春寒意侵襲，輕陰遮住的不僅是日光，詞人以敏銳的感受力察覺到一片陰影正籠罩著自己的人生，壓迫著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接著嘆息隨著年華的老去，人事已然逐漸渺遠，此身雖在堪驚，靈魂與肉體都是孤獨且脆弱，在風沙中輾轉流徙著。"念朱顏翠發，曾到處，故地使人嗟"一句，似乎有氣力不逮之感。過片極寫景物之開闊，於一片空曠蒼茫中，詞人開始懷想歸園還家的恬淡情景，嚮往之情溢於言表。而面對故人的盛情款待、深情邀約，詞人只是報以真誠的感謝，在"鄭驛"、"融尊"與"東陵"、"彭澤"間，堅定地選擇了後者。整首詞終於"倦客思家"四字，詞人的創作生涯也終了於對故園的思念遙望中。
這份思鄉之情不再悠然，也不甚妥帖。它沉痛、直白，不能堵，不能藏，不能疏。三、前後期的變化緣由
周邦彥早年詞作中的思鄉情，彷彿"照花前後鏡"，眼前是明朗，夢裡是溫馨，如果他願意強說愁，便是"恨滿千里草"，如果他想換個章法，便是"夢入芙蓉浦"，縱然有艱辛磨折，少年的心始終有一股韌勁，理所應當地對未來充滿期待。而暮年詞作中的思鄉情，沾染著久客他鄉的疲怠，凝結著對過往的追憶與悔恨，詞人是以一顆飽受流離折磨、沉浮宦海的心，眺望著遙遠的故鄉，眺望著業已失落的美好。因此，真正的表達勝過了思慮安排，曾經被巧妙安置的思鄉之情，逐漸脫離形式章法的束縛，以一種蕭散的姿態旁逸斜出。
周邦彥的思鄉之情有明顯前後差異，這與他的先天性格以及後天經歷密不可分。周邦彥少年時期便落拓不羈，風流自命，沒有如其父周原寄望的那般，成為一名"邦國之佳士"，而是成為了李商隱、溫庭筠、柳永那樣的風流才子，因而在家鄉備受冷遇。他骨子裡的這一份疏雋少檢、放蕩不羈，使得他與封建正統文人之間有一道天然的楚漢鴻溝，故而仕途坎坷，鬱郁不得志。二十九歲時，周邦彥向神宗獻《汴都賦》，被提為試太學正，而後五年未得升遷。神宗死後，高太后起用舊黨，罷黜新政，以歌頌新政之《汴都賦》得官的周邦彥被外放。元祐三年（1088）至紹聖四年（1097），周邦彥整整十年浮沉於州縣，是所謂"風燈零亂，少年羈旅"（《瑣窗寒》）。紹聖四年，周邦彥被召還，在京中過了十四年，而後又多次外放，至政和六年（1116）才還朝做了大晟府樂正，此時他已六十一歲。兩年後，又外放，以六旬高齡漂泊於道路，可謂晚景蕭疏，令人惻隱。六十六歲時，周邦彥在順昌府轉赴處州任途中溘然長逝，了卻淒涼一生。這六十六年來的漂泊之際遇、鬱結之心緒，他都盡數付與詞中，致使他的許多詞作都搖盪著一種飄零之感，顯得淒涼而落寞，深刻影響了清真詞之基調，促成了他"沉鬱頓挫"風格的形成，被王國維稱為"詞中老杜"。他在《玉樓春》中寫道："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足以概括他零落而哀愁的一生。而他人生後期的暮年悲懷，也印證了一個王朝的衰颯，一個古代史上最為繁榮昌明的時代正無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在他逝世後六年，北宋被金國滅亡。
總體看來，周詞中的思鄉情的情感強度變化以及表達方式變化，都與詞人本身經歷、處境密切相連，大致遵循著從豐沛走向衰颯、從工巧走向疏散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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