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在一個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的日子裡，東晉名士王羲之與謝安等，在山陰（今浙江紹興）蘭亭進行"修禊"。在集會上，他們曲水而坐，持觴而詩，縱情高歌于山水之間；遠離政務瑣事，放浪形骸，只做"不問朝事，只論山水"的"清談"。
而作為當時的豪門世家，他們為何不做仕途經濟學，反而"清談"于山水之間？這個疑問得從180多年前“清談”的前身"清議"講起。
千古名篇《蘭亭序》
“清議”的產生背景
東漢後期，皇權衰敗，外戚與宦官紛紛粉墨登場，他們輪流專權，導致朝政混亂，一時之間，歪風邪氣蔚然成風。
同時他們又兼併土地，賣官鬻爵以牟取私利，以致國家經濟每況愈下，腐敗盛行，民不聊生，此時的王朝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岌岌可危。
值此危急存亡之際，朝堂之上，另外一種風氣，卻猶如新生嬰兒般呱呱墜地，它就是“清議”。
為了挽救外戚和宦官專權下走向覆滅的東漢王朝。士大夫聯合廣大太學生，進行了一場稱為“清議”的愛國運動。“清議”即是“議清”（比如“流觴曲水”意思即是“曲水流觴”），意思就是討論清流，評價清正。
東漢末年的“十常侍之亂”
“清議”的內容
而“ 清議”的具體內容為：“品評人物的風氣”。善於品評人物之人，則被視為“天下名士”，如東漢末年的博陵崔州平、水鏡先生司馬徽，還有“月旦評”許劭等等。他們對人物的評價可左右鄉閭輿論，從而影響士大夫的仕途。
比如東漢末年曹操還未成名之時，為了鋪就仕途之路，他請教了當時的名士許劭，一開始許劭並不在意這位“黃毛小子”，不過架不住曹操的死纏爛打，許劭妥協後，對其做出了“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千古讖語，多年以後曹操以孝廉入世，我想恐怕也與許劭的“幫助”有關。
可見當時的“清議”之風甚為流行，能夠得到“名士大V”的評價，不但能賺取“流量”，還能鋪平仕途之道。雖然，其中不乏一些沽名釣譽之徒，但是，總的來講，“清議”在歷史上，是一場具有正向意義的“愛國運動”。
魏武帝曹操
抗擊“白色恐怖”的清議先驅者
不過話說回來，在此之前，“清議之風”的精神領袖，則是李膺、陳蕃、王暢等士大夫。
《後漢書·黨錮傳序》：“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
由於“清議之風”的興起，朝政逐漸形成三股政治勢力，分別為“宦官集團”、“外戚集團”、“清議集團”。宦官集團為了消除清議集團所帶來的政治威脅，他們先後網織罪名陷害李膺、陳蕃等人，《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
“樣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這便是著名的“黨錮事件”。黨錮之禍先後爆發出兩起，在這兩起禍亂中，清廉的官員不是被殺害就是被禁錮，沒了他們的掣肘，宦官專權亂政更甚從前，以致民怨沸騰，盜賊蜂起，最終釀成“黃巾之亂”。
東漢末年“黃巾之亂”
黃巾之亂後，東漢逐漸形成割據政權，天下又開始陷入戰亂之中。而此時，孔融接起了清議的這面大旗，沒錯，就是故事“孔融讓梨”中的那個孔融。
孔融繼承了李膺、陳蕃的清議精神，為了維護漢朝的正統性，孔融曾多次公開反對曹操專權，且言語多有譏諷之意，終於，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將孔融處死，並株連全家，孔融時年五十六歲。
"清議"的絕響
又過了幾十年，時間來到了三國時期，由於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導致民不聊生。此時的嵇康接起了最後一面清議大旗，而當時司馬氏為了籠絡天下士人，想勸詔嵇康入朝為官。但是，由於不滿司馬氏的專權，嵇康多次在其作品中，深刻揭露並諷刺了司馬氏的無恥行徑。
竹林七賢
最終在鍾會的陷害之下，最後一位清議名士嵇康，在公元263年的某一天，被司馬昭殺害，從此，“清議之風”煙消雲散。
嵇康的死，沉重打擊了士人精神，使天下士人不但無法施展才華，而且隨時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清談"的崛起
至此之後，清議進入“後嵇康時代”，文士們不再談論政治，逐漸由批評時政的“清議”，演變為崇尚老莊哲學的“清談”。他們試圖從浩瀚宇宙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形式來排遣內心的苦悶，“竹林七賢”成了這個時期文人的代表，再到東晉時期的“曲水流觴”，莫外如是。
“清議”對後世的影響
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對此評價道：“孔融死而士氣灰，嵇康死而清議絕。”
“後嵇康時代”盛行的老莊“玄學”
從李膺到孔融，從孔融再到嵇康，我看到了東漢至魏晉的士大夫們，為了改良社會風氣，所做出的最後努力。他們面對強權的威脅，不但絲毫無懼，而且據理力爭，用自身的行動，去反抗當權者的血腥暴力統治。正是由於這些不畏強權的讀書人，
才給後人留下了“建安風骨”與“魏晉風流”。有人評價“魏晉風流”不過沽名釣譽而已，而我卻不這麼認為。因為像嵇康這樣出身士族大家，又早已名滿天下的人，根本不需要用死的代價來博取名利，如果他直接接受司馬昭的“招安”，名利的獲取，不是來得更加直接嗎？
竹林七賢
可嵇康卻恥於在司馬氏面前，以搖尾乞憐的姿態，來獲取那骯髒無比的名利。
雖然他死了，同時也宣告了至東漢以來，清議之風的失敗，但卻給後人留下了永不腐朽的“士人精神”。荊公那句：“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正是魏晉文人的真實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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