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
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歷史步入了近代化的進程，開始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進行痛苦的轉變。曾經，那個威服四海的天朝上國早已經變得滿目瘡痍，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再也無法引吭高歌，只能發出一次次無奈的嘆息。
在此期間，滿清統治階級上層出現了分化，一部分開明之士為了繼續維護和穩固清王朝的封建統治，開始轉變之前“輕夷”或“仇夷”的態度，第一次旗幟鮮明地喊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
受此推動，清王朝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中央，主要以恭親王奕訢、文祥等人為主要代表；在地方，主要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和張之洞等人為主要代表。
洋務運動中，雖然在軍用和民用領域分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面對頑固派的百般阻撓，尤其是洋務派自身的階級侷限性，最終使得洋務運動舉步維艱。
恭親王奕訢
隨著文祥、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的相繼離世，還有甲申易樞之後奕訢被慈禧太后不斷排擠，洋務運動已經處於了低位運行之中。
尤其是，在甲午戰爭慘敗後，李鴻章成了“背鍋俠”而引咎辭職，再一次重創了洋務派。所謂的洋務運動，已經基本上處於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僅剩下張之洞還在苦苦支撐，試圖有所成就。
文史不假個人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對清政府的打擊，遠比鴉片戰爭的打擊還要猛烈。甲午戰敗後，就連曾經還在信誓旦旦要通過“自強”和“求富”以實現國家中興的洋務派們，也只得無奈接受了洋務運動基本失敗的事實。
在洋務運動後，面對社會各階層如火如荼般要求變革的呼聲，維新運動逐漸成為了社會的主流趨勢。而這段時期，也成為了張之洞在政壇最具影響力的時期，憑藉自己旗幟鮮明的維新理念和卓有成效的基層實踐，張之洞甚至成為了許多官紳和士子們所一致景仰的精神偶像。
在這種新舊思想激烈碰撞的敏感時期，扮演著舉足輕重作用的張之洞，為何會在維新運動前後，態度和舉動竟然判若兩人。本篇文章，我們來一起探究這段歷史的真相。
張之洞
張之洞（1837年——1909年），字孝達，號香巖，晚年又號抱冰，直隸南皮人。他是晚清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實業家、軍事家和洋務派的代表人物，被尊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雖然得益於維新圖強思想的興起，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但是，誕生於中國薄弱生產力基礎之上的民族資產階級，先天就帶有諸多的不足，甚至是畸形。
在其內部萌發的維新派，更是完全繼承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所有缺點，顯得非常勢單力薄，甚至是弱不禁風。因此，為了促進維新運動的開展，他們必須拉攏和依託一些強勢力量，而且還得是強勢力量中的開明派。這樣，張之洞就成了維新派的最佳人選。
張之洞進士出身，供職過翰林院，文人氣息十足，甚至一度還成為了清流的代表人物，素來都以剛直不阿的形象而著稱。而且，張之洞一向都雷厲風行。
初任山西巡撫時，張之洞一到任就立即對轄區進行全面的整肅，但凡是積年累月的舊習都一律廢止。在《到山西任謝恩折》中，張之洞提到:
身為疆吏，固猶是瞻念九重之心；職限方隅，不敢忘經營八表之略。
之後，張之洞因為在山西的政績突出，被升任為兩廣總督。他在中法戰爭中，堅決主戰的同時還積極備戰，向朝廷推薦馮子材統兵，還在戰局不利時力保劉永福，為中法戰爭前期取得軍事的主動權助益良多。
雖然清政府最終在中法戰爭中不敗而敗，但張之洞的行為還是可圈可點的，成為了當時少有的有識之臣。不僅慈禧太后對他信任有加，就連被慈禧不斷排擠的恭親王奕訢也在過世前，向光緒帝大力推薦過張之洞。
康有為
1895年，當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回到京城時，康有為等人聯合眾多的學子，在北京發起了“公車上書”。 不過，由於頑固派的阻撓和維新派的鬆散，此次上書運動顯得雷聲大卻雨點小，並沒有引起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特別重視。
公車上書之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開始在民間興辦各類報刊和學堂，以求通過不斷宣傳維新思想而擴大自己的社會支持度。
在此期間，維新派得到了張之洞的積極響應，他在《籲請修備儲才折》中提到:
國勢之強由於人，人材之成出於學。
維新派創辦的第一個正式學會就是位於北京的強學會，張之洞不僅為強學會解囊相助，還讓其長子張權加入了強學會，主動接觸並瞭解具體的維新主張。對於張之洞的大力支持，就連維新派的譚嗣同也曾直言到:
內有常熟，外有南皮。
在北京強學會成立後，張之洞還積極推動維新派在南方諸省繼續興辦新學和開設報刊，以便進一步推廣和宣傳維新思想。
客觀的講，張之洞和維新派在前期進行了比較親密的合作，極大地增加了維新派的社會基礎，推動了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
那麼，問題來了，前期不遺餘力支持維新變法的張之洞，為何會在維新運動的高潮“戊戌變法”前夕，選擇與之分道揚鑣呢？
一、個人的出身
張之洞出生於官宦的世家，從小就接受封建正統的孔孟教育。通過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讀，他才通過一路科舉，最終入仕為官。
這種出身的士人，導致了張之洞對於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認同和維護。比如，當康有為提出“孔子改制”時，希望藉助“孔子之名”來推動“變法之實”，立即就遭到了張之洞的強烈反對。在他看來，維新派提出“孔子改制”就是一種赤裸裸的背叛和欺騙，明顯有悖於禮法。
本質上，張之洞仍舊是一個堅守孔孟之道的封建衛道士，一旦維新派的言論和主張超出了封建認同的範疇時，必然會遭到他的反對。
二、合作的基礎
在維新變法的造勢和宣傳階段，張之洞和維新派在興辦學堂、修建鐵路、開設工廠等方面進行了深度的合作。個人認為，這種合作的基石，應歸功於洋務運動。
洋務運動
雖然，維新派認為以上的行為都屬於是維新運動的範疇，但在張之洞看來，以上的行為也是洋務運動的範疇。與其說，張之洞在支持維新派，還不如說他是在履行自己洋務派的職責。
三、幼稚的維新
1898年6月， 康有為生平第一次被光緒帝召見，也是唯一的一次召見。據
《清史稿》記載，康有為在面聖時提到:皇上現以在之權，行可變之事。
不難看出，由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導的變法，充滿著賭博的色彩，而且還是一次梭哈式的豪賭。
以當時大清朝積弊百年的國情來看，真要變法也得徐徐圖之，循序漸進。即便是得到了上層支持的洋務運動，還得持續數十年的時間。而一無背景，二無實力的維新派，居然異想天開要來一次急變和鉅變，必然阻力重重，難以成功。
張之洞久居官場，宦海沉浮幾十年，必然深諳這個道理。
四、及時的切割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佈了《定國是詔》，標誌著戊戌變法的正式開始。自此，醞釀了三年之久的維新運動終於達到了高潮。
1898年6月15日，對維新運動長期都予以支持，還被譽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的翁同龢突然被開缺回籍。別忘了，前文曾經提到過“內有常熟，外有南皮”。眼見“常熟”被趕跑了，張之洞這個“南皮”，是不是也該好好琢磨一下自己未卜的前途。
不久，朝局再度發生了變化，王文韶、裕祿升任軍機大臣，榮祿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也就是說，張之洞惦記許久的崗位都紛紛被人搶佔了。他這顆大蘿蔔，已經沒有合適的坑兒去填，只好繼續紮根在地方。
在這種形勢下，如果張之洞再繼續“跟著瘋子揚沙玩” ，結局或許還不如翁同龢。
於是，張之洞趕緊懸崖勒馬，及時在變法前夜發表了《勸學篇》，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在維新改革的同時，更要堅持正確的政治導向，堅持“中體西用”。
利用這本書，張之洞成功地劃清了與維新變法派的界限，並且與之順利切割，在戊戌變法後也沒有受到牽連。
戊戌變法開始後，維新派不斷慫恿不明就裡的光緒帝連續頒佈各種詔令，涉及到了國家的方方面面。有時，甚至連發十幾道上諭，內含兩百多條政令，簡直將國政視同兒戲。
以湖南為例，當時的湖南巡撫陳寶箴非常支持變法，據《戊戌政變記》記載:
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是最富朝氣的維新省份。
可是，面對維新派的這一系列急功近利之舉，湖南的維新變法運動卻顯得混亂無比，甚至還前後矛盾，完全找不著頭緒。
戊戌六君子
最終，因為慈禧太后的出手干預，以“戊戌六君子”問斬為標誌，短短的一百零三天後，戊戌變法就摧古拉朽般失敗了。
張之洞在維新運動的前期的確為之努力過，幻想過通過維新運動可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但在認清形勢後，張之洞做出了準確的判斷，那就是康梁變法根本無法成功推行。之後，他選擇了明哲保身，立即和維新派涇渭分明地撇清關係，本也無可厚非，我們不能過多的苛求古人。
說到底，張之洞就是當時眾多封建官僚中一個進步開明的縮影罷了。而且，很多人都對張之洞的歷史功績予以了肯定。
最後，就以孫中山先生對張之洞的評價來結束這篇文章:
以南皮造成楚材，顛覆滿祚，可謂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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