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波及的人口數和人類消耗的總時長來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21世紀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過9.11，超過次貸危機，更遠超SARS那樣的“東亞茶杯裡的風暴”。
每個人都被迫回應和思考。
你可以從自然災害的角度，反思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也可以從治理的角度，比較國家的能力與社會的秩序。
你可以從國與國的互助與齟齬，預測國際供應鏈的變化；也可以從全球公共品的供給，判斷未來是更加全球化還是更加部落化，以及全球領導力如何重新分佈。
你可以反思人性與“後真相”，也可以看到同舟共濟，看到勇氣、拯救、自覺和曙光。
百年未遇之變局在每個人眼前展開，誰也不知道病毒明年會不會來。我們早已習慣了樂觀的線性增長，頂多只是速度快慢的問題，而這一次，誰都不得不停下來——
如果新冠常態化，怎麼辦？這就是新冠病毒的“威力”所在。它觸發的不是短期、片段、可有可無的思考，而是長期、整體、迫在眉睫的思考。人類要降服它，不僅靠科學，更靠思想。否則，即使它隱匿了，但它造成的思想病毒讓國與國、人與人疏離對抗，分割撕裂，它也贏了。
我們習慣了經濟優先，而新冠動搖了整個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和物的流動。
托馬斯·弗裡德曼說：“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
“我們下半輩子，大概會一直生活在這次疫情危機的延長線上了。”中國一家媒體的評論員這樣感嘆。
能不能真正穿越危機，取決於有沒有新的、更健康的認知。
新冠病毒無處不在，社交媒體無時不在，兩者結合，讓中國人同時經歷了“三大戰役”：
和病毒本身鬥爭；和國外的抗疫模式比照；和不同的立場戰鬥。圍繞信息透明，圍繞湖北人，圍繞對外國人的隔離，圍繞留學生，圍繞防控措施和生活正常化，圍繞發言人表態，爭論一直延續，並隨著疫情變化而更新。你肯定會發現，和中美貿易摩擦時的情況類似，無數微信群因為觀點不同吵得不可開交，最後絕交，退群，極化和汙名化也比比皆是。
有網友說，過去的評論區有句被用爛的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今天則變成，“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一定誓死舉報你的賬號，並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權力”。
當然，隨著疫情減弱，有些爭議會淡化。但有些爭議也可能加強，比如中美之間，再小的問題也可能引起巨大的爭議。從貿易摩擦到新冠疫情，無數人被裹挾於其中，不能自拔。
這兩大事件，中國一開始都比較被動。
貿易摩擦始於2018年3月22日，美國宣佈對大約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3月23日A股重挫，3000只股票下跌。此後的拉鋸式談判，特朗普多次極限施壓，中國團隊韌性周旋，終在今年1月15日完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
這一次，武漢在1月暴發疫情，1月23日封城，形勢極其嚴峻。通過舉國努力，中國用40天左右控制了疫情。美國1月初已瞭解到病毒在武漢的傳播，卻因種種想當然和疏忽，一步步走進危機，從3月5日確診病例破百，到11日破千，18日破萬，27日破10萬，4月4日破30萬，加速暴發，並牽動金融、經濟、就業、全球供應鏈等震盪。
如果說貿易摩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新冠疫情則是一張考卷，雖然答題國各有各的國情、制度和文化，但從病毒對生命的傷害看，則是同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很多距離。眼見擁有世界一流研究機構和醫院、堪為醫療創新燈塔的美國，變成全球性流行病的中心，無數人都大跌眼鏡。
而在中國輿論場上，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懷疑美國、批判美國的聲量越來越大，年輕人的比例尤其高。在網上的很多評論區，凡涉及中美話題，只要有誰為美國說話或批評阿中哥，就是不愛國，就是美分美狗。
在另一個方向上，不少知識分子在抨擊時弊時，儘管話語空間日窄，依然常常援引美國的案例、憲制及背後的思維。
我們處在一個思想的關鍵時刻。問題的本質，是如何透徹理解中國道路和美國道路。這是一個“元問題”，無論談經濟、文化還是國家治理，談到深處，都會指向這裡。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權力的轉移”，美國世紀結束，中國時代開始，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向著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過渡。
另一種理解是“中國還要過大關”，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都是進行時，如果驕傲自滿，也會摔跤。
在中美關係上，一種聲音是“敵人正一天天爛下去”，另一種聲音是：鑑於中美關係對雙邊和世界的重要性，儘管美國把中國當成戰略對手，中國還是要盡最大可能，建設性地處理中美關係，並繼續吸收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先進經驗。
這些聲音將長期並存，讓時間檢驗。我所擔心的是，如果口水之戰越來越多由簡單化、情緒化、妖魔化的聲音主導，既無準確事實為依據，也無理智思考去過濾，則急躁與“不智”就會給未來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近世以來，每一代中國人都無法逃避對傳統的再認識和對中西的再比較。沉浸在弱國悲情時，恨不得把漢字都廢掉。以意識形態為主導時，資本主義又成為一定要埋葬的對象。及至今日，我們的精神和認知理當更加自信、強健和開朗。可惜的是，輿論場的聲音並不讓人放心和樂觀。
7年多前，我寫過《重新想象中國：現代性與主體性的交融》，提出中國必須走現代化之路，也必須建構支撐現代化的現代性。與現代性相對立、相排斥的主體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獨尊的傳統裡。同時，中國現代性的塑造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是與世界現代化、現代性演進相聯繫的過程，也是從自身的精神資源中展開的“內源性生長”和“主體性建構”。不能體現出主體性的現代性，很容易走到鸚鵡學舌、機械照搬的路徑上。
7年後的今天，我的觀點依然未變。這篇文章會把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主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怎麼看待美國道路？怎麼看待中國道路？
美國的歷史相對很短，但美國精英將美國的根基上溯到《舊約》裡的先知時代，歷任總統也都按著《聖經》宣誓。
最近看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他認為，美國的持續強大，不是來自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地理環境、發達的教育和科技、強大的國防或高素質的民眾，而是來自建立在正確原理之上的美國秩序。只要根基是正確而牢固的，秩序就是堅實而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強大繁榮才可以持續。
拉塞爾·柯克提出，美國秩序源於對西方文明三千年歷史的萃取，今天美國人體驗到的秩序源自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四座古老城市的經驗。耶路撒冷啟示了秩序的奧秘與原理，聖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國秩序的首席作者；雅典貢獻了藝術與科學；羅馬貢獻了政體與自然法；倫敦貢獻了法治、市場、語言、習俗與盎格魯傳承。所有這一切，最後融匯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
“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觀；有秩序的自由觀派生出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則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儘可能多的保障。”拉塞爾·柯克這樣總結美國的成功之道。
我在做美國商業文明歷史的研究時，注意到這樣三次航行：
第一次航行是1606年12月，英國一家商業冒險公司拿著英王的“特許狀”，組織了三艘帆船和144個移民，航過大西洋，於第二年5月到達北美洲中部的一個沼澤地半島，到達時只剩105人，趕上大旱，又死去一半，但終於在北美有了第一個成功的定居點，即詹姆斯頓，而此前的18個定居點均無法立足。
第二次航行是1620年的“五月花號”船。因靠岸時偏離了原定目的地，有人提出，既然已經不是原來協議的管轄範圍，每個人可以自行其是。但經過辯論，人們在上岸前最終簽署了一份公約，確立社會必須依法而治，大家要共同遵循自覺自願訂立的規則。
第三次航行是1630年的“阿爾貝拉號”船。約翰·溫斯羅普在船上發佈了一個佈道詞，提出“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將如山巔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我們”，號召建立一個清教共同體。
從這些歷史看，美國的立國之基是繼承西方的文明傳統，到新大陸自由拓荒，依法而治，擔當使命。這也是美國軟實力的緣起。
而今天美國的情況如何呢？可以看看幾位學者的評論。
……
我之所以不主張把太多精力用於在社交媒體上聲討美國，是因為美國的問題，美國學者解剖得比我們深刻。與其口水橫飛又似是而非，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省下力氣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事。
美國依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依然站在金融秩序、科學創新與教育的制高點上。這是由歷史實踐形成的。而實踐是不斷變化的。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秩序。
美國的問題在於，當美國秩序的內在價值慢慢減弱，秩序紅利還能吃多久？如同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直到今天的確還沒有真正的挑戰者，但並不等於就是公平合理的安排，而且能一直延續。
美國的另一問題在於，當它承繼西方三千年文明精華於一身，且歷經奮鬥終登世界霸主，坐了大半個世紀之後，美國模式至高無上的正當性已經成為它的潛意識和政治正確。因此，它很難承認“山外有山”。當一些人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的崛起，就認為那一定是偷的，投機的，畸形的，不道德的，如果有好的地方，也是模仿的，抄襲的。不少美國媒體似乎比中國人更善於總結中國，只是基本上都從負面展開，這種總結的一個客觀效果，就是在全球化經濟的激烈競賽中，對本該重視的加以輕視。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因為疫情，中國的大中小學主要依靠在線上課。《紐約時報》選擇的報道角度是“上不了網課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國教育的數字鴻溝”。中國農村今年才全部脫貧，所以很容易理解有些孩子買不起智能手機，上不了網課。但反過來說，一個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1.146萬美元）的國家，每天有幾千萬人同時在上網課，這背後的技術支持和對人力資本的重視，在全球是罕見的。《紐約時報》這樣的報道越多，中國在線教育的改進就越有動力，就會越來越好，而《紐約時報》除了強化歷來如此的指責中國的快感，並不能幫到美國實實在在的進步於萬一。
美國並不缺乏具有全球視野的有識之士和真知灼見。比如波士頓諮詢公司最近發佈報告指出，如果美國限制對華貿易將終結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全球領先地位。核心理由是，如果禁止半導體公司向中國客戶銷售，美國公司可能會損失很大的全球市場份額和收入，收入下降，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幅削減研發投入和資本支出，破壞半導體行業的良性創新循環。短期看，韓國可能憑藉其在存儲器、顯示器、成像和移動處理器等關鍵器件中的強大供應能力和擴產能力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中長期來看，中國可能會逐漸滿足大部分國內所需半導體產品，半導體自給率達到85%以上，全球份額從3%增長到30%以上，從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
但在已經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這些聲音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政客和媒體在惡化中國形象方面更容易協同。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可能會贏得選民一時的掌聲，但卻阻住了對美國真正有益的路徑選擇。美國完全可以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規模、且未來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到三倍的市場上獲得更多利益，但因為對中國喝倒彩才是“正確”，所以根本不去思考，在封堵中國的同時美國也在剪掉自己飛翔的翅膀，而且只會加強中國的自尊和自強。
當然，過去四十多年主導中美關係的軸心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世界和平與合作互利的理性現實主義。在雙方越來越廣泛和密切的交流融合中，合作還是主流。通過合作發現，意識形態的某些分歧並不會必然通向分離。事實上，人類社會在“二戰”之後奠定的基本秩序，以及這些秩序背後的價值觀，中國是接受者，也是受益者。就此而言，即使在價值主張以及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中美之間也有很多共識和合作空間。無數在美國留學、工作、生活的華人，對此應該都有深刻理解。在當前，重溫記憶中的那些良善和美好，會帶給我們更多一些希望，而不只是悲觀。
現在我們來看中國的道路。中國的成就無需多言，存在的問題也很多，中國的現代化復興依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機會與挑戰並存。
中國有嚴格的輿論管控，很多地方的措施讓人費解和失望，但這種表現並不是無法修正的。拿武漢疫情防控前期的信息披露來說，教訓沉痛，但正如湖北省政協常委葉青在日記中所寫的，“武漢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義一步步逼到死角，對全國黨政幹部上了生動的一課”。官僚主義也是病毒，官僚主義和新冠病毒一樣會殺死人，沒有人敢為官僚主義辯護。比如青山區垃圾車運肉事件，下午5點群眾舉報，晚上處理幹部，半夜宣佈查處分管副區長，處理迅速，對官僚主義絕不姑息，比上黨校更有效。
中國在疫情防控中的動態調整以及結果，證明了中國治理的可靠和有效，儘管還有不少教訓和短板。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來說，要承認中國治理的有效性，是一個很大的認知挑戰。由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確落後美國很多，也從對美開放中獲益良多，所以在中國內部也有一種真誠的看法，凡是和美國走的近的國家都是比較富裕的國家，背離美國的都是日子不太好過的國家。
但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命運，從根本上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從亞洲到非洲到美洲，很多國家對美國的開放比中國早的多，徹底的多，但真正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並不多。不是說美國害了它們，但至少可以說，它們沒有胃口好好消化來自美國的食物。
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中國。
近代以來，中國確實是後發的、追趕型的國家，但中國同時也是一個有著悠久傳統的國家，在歷史上達到過很高的文明水平並對東亞和歐洲產生過深刻影響。中國有高度的穩定性，背後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支撐。中國有過諸子百家的思想解放，唐朝更有不僅引入外族人更收納三千外國人做官的海納百川，唐太宗曾寫道：“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而朕獨愛之如一。”那真是一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時代。中國也有很發達的商品經濟，在司馬遷筆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近代中國為什麼落後？因為專制與封閉相結合，再加上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就是傲慢的明證。因此，中國在一國之內無法激活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革命，生產力落伍，被動挨打，自以為是的超穩定結構也被打碎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曾說，集體行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於社會，但組織有著逐漸走向機械重複和墨守成規的趨勢，這對組織運行和個人的自我發展都會造成危害。維持過去習以為常的行為規則看上去是一個便利簡化之舉，但這種僵化卻妨礙了有關新生事物和非常態事件的信息傳遞。組織必須準備針對知識和需求的變化作出反應。中國的落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這一超級組織墨守成規、禁錮了個人創造力的結果。
1978年之後，中國在獨立和穩定的基礎上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如“開除球籍”的警示），推動改革開放，激活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中國的動態演進如大河奔湧，無數地方、企業、個人的創造力則如源源不斷的溪流匯入大河，小溪不竭，大河水滿。
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開放倒逼改革”。這是對的，組織變革往往都是被外力、危機、憂患意識所激發的。但更深一步思考，就會明白，首先，組織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被開放沖垮，這需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開放是一個全面的概念，不等於只是對美國開放（雖然這是非常重要的開放），還包括對內開放，對內開放的實質是激活，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的開放，是單一國有經濟向民間個體的開放，是垂直控制體制向水平分權探索的開放。最終，中國既保持了穩定，同時在水平意義上又實現了巨大的流動和資源的再配置。
換言之，開放成就中國，這句話更完整的理解應該是——中國內部的治理穩定性加上激活、放活的效應（對內開放），創造出了一個有效的吸納機制，使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對營養應收盡收，卻較少消化不良。
所以開放倒逼改革，是有兩重含義的：對外開放，擁抱世界潮流和國際規則；對內開放，激活自身，讓十幾億人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大舞臺，人民才是這個舞臺上的真正主角。
簡單舉例說明對內開放的重要性。在傳統計劃體制下，1978年中國的市場主體僅49萬戶，2019年底則是1.2億戶。在傳統人口管理體制下，1978年東莞戶籍人口111萬，外來人口幾乎沒有，2018年東莞戶籍人口211萬，和40年前比增加了100萬，而非戶籍的外來人口則高達623萬。有的鎮，外來人口甚至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發生在水平意義上的、分佈式的巨大流動，改善了資源配置，放射出萬千活力。
從我長期的觀察調研看，凡是能夠比較好地顯示中國製度有效性的方面和地方，其一般規律都是：能比較好地吸取市場、企業、百姓自下而上的意見，給予建設性的、靈活的響應。中國製度的有效性在於，它在全球化、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環境中，對傳統管控模式做了修正，並把這種修正變成新制度的基因。其核心就是尊重市場，尊重人民的權利，尊重更接近信息的主體的意見，尊重國際通用的營商準則。不是自上而下所以正確，是因為自下而上地汲取養分，更貼近市場和民間，因此正確。在這個偉大的創造過程中，中國人在很多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放之全球亦屬領先的創新經驗。人類在21世紀前後幾十年的商業文明史，中國篇章可能是最為重要的部分。這種中國人民和中國企業的內源性成長，當然不是“跟美國學的”那麼簡單和輕飄飄。
改革未有窮期，中國仍需努力。但中國走過的道路，顯示出了制度變遷的能動性、浮動性，以及自我調整的可能性。這是中國成就的一個關鍵。
今天如果問一個年輕人，你最崇拜哪個企業家？回答可能是，馬雲，馬化騰，張一鳴。他們的成就，有明顯的中國標識，並不是照抄照搬美國模式。
如果問，你最喜歡哪個城市？可能是上海，深圳，杭州，不一定是紐約，倫敦。
在有著如此長的歷史和如此浩大的市場的中國大地上，因為對內開放的激活效應，高速發展了幾十年，成為世界性的現象。
沒有開放，就沒有這一切。沒有向西方開放，向美國開放，中國也不可能一開始就站在比較高的起點上，推動現代化的進程。歷史不應忘記。
同時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的發展有強大的內生驅動力。這和我們的傳統有關，和文化有關，和規模有關，和追求現代化復興的國家治理目標有關，更和億萬中國人的創造力熱忱有關。也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過去更多是去粗，現在更多是存精。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和西方有關聯、和美國有關聯的經濟體的崛起，但更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和價值的經濟體的崛起，是為世界創造價值、為人民創造福祉的文明的崛起。
文明的演化不是隻有一種路徑。也許有人依然把中國成功的方面當成“按照西方模式定製”的成功，而把中國的不足當成“不遵循西方模式”的結果。可以理解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情感，但越來越多人會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看到的是，西方現代化模式確實是一個重要參照系，但中國的發展是依託中國大地，依託中國人的需求，反向定製而成的。
如果我們對自己真的有信心，就應該更開放，更坦然，更誠實，不怕直面和暴露自己的問題。還有很多雄關待越，我們依然需要抱著生於憂患的態度，兢兢業業，慎終如始。
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是，儘管中國找到了自己發展的路徑，但在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家庭中，仍需學習一切值得學習的地方，特別是作為西方文明旗幟的美國。中美之間的故事會很長，某些迴旋不改大勢，機遇會留給更虛心的人而不是更驕傲的人，謙虛使人進步，因為他會學的更多，成長更快。
無論美國如何定義中國，我們相信這個同樣依託著偉大文明傳統的國家，在中美關係的歷史大航道上，總會找到合適和正確的方向。無非是時間和方式。我們要釋放更多善意，因為善意不會傷害自己，但有助於溝通。
如果中國和美國的未來是一場文明的競賽，價值的競賽，對全球更加負責、改善全球公共品供給的競賽，這個星球將更加美好。
這是我們在新冠疫情之後，跳出一時的、局部的得失，化解心中的悲情，堅定對自己的信心，所應該看到和為之努力的更大的方向。就其波及的人口數和人類消耗的總時長來看，新冠病毒疫情已是21世紀最重大的全球事件，超過9.11，超過次貸危機，更遠超SARS那樣的“東亞茶杯裡的風暴”。
每個人都被迫回應和思考。
你可以從自然災害的角度，反思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也可以從治理的角度，比較國家的能力與社會的秩序。
你可以從國與國的互助與齟齬，預測國際供應鏈的變化；也可以從全球公共品的供給，判斷未來是更加全球化還是更加部落化，以及全球領導力如何重新分佈。
你可以反思人性與“後真相”，也可以看到同舟共濟，看到勇氣、拯救、自覺和曙光。
百年未遇之變局在每個人眼前展開，誰也不知道病毒明年會不會來。我們早已習慣了樂觀的線性增長，頂多只是速度快慢的問題，而這一次，誰都不得不停下來——如果新冠常態化，怎麼辦？
這就是新冠病毒的“威力”所在。它觸發的不是短期、片段、可有可無的思考，而是長期、整體、迫在眉睫的思考。人類要降服它，不僅靠科學，更靠思想。否則，即使它隱匿了，但它造成的思想病毒讓國與國、人與人疏離對抗，分割撕裂，它也贏了。
我們習慣了經濟優先，而新冠動搖了整個經濟增長的基礎，人和物的流動。
托馬斯·弗裡德曼說：“這將會是兩個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與新冠之後（After Corona）的世界。”
“我們下半輩子，大概會一直生活在這次疫情危機的延長線上了。”中國一家媒體的評論員這樣感嘆。
能不能真正穿越危機，取決於有沒有新的、更健康的認知。
新冠病毒無處不在，社交媒體無時不在，兩者結合，讓中國人同時經歷了“三大戰役”：和病毒本身鬥爭；和國外的抗疫模式比照；和不同的立場戰鬥。圍繞信息透明，圍繞湖北人，圍繞對外國人的隔離，圍繞留學生，圍繞防控措施和生活正常化，圍繞發言人表態，爭論一直延續，並隨著疫情變化而更新。
你肯定會發現，和中美貿易摩擦時的情況類似，無數微信群因為觀點不同吵得不可開交，最後絕交，退群，極化和汙名化也比比皆是。
有網友說，過去的評論區有句被用爛的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今天則變成，“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一定誓死舉報你的賬號，並保留人肉你全家的權力”。
當然，隨著疫情減弱，有些爭議會淡化。但有些爭議也可能加強，比如中美之間，再小的問題也可能引起巨大的爭議。從貿易摩擦到新冠疫情，無數人被裹挾於其中，不能自拔。
這兩大事件，中國一開始都比較被動。
貿易摩擦始於2018年3月22日，美國宣佈對大約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3月23日A股重挫，3000只股票下跌。此後的拉鋸式談判，特朗普多次極限施壓，中國團隊韌性周旋，終在今年1月15日完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的簽署。
這一次，武漢在1月暴發疫情，1月23日封城，形勢極其嚴峻。通過舉國努力，中國用40天左右控制了疫情。美國1月初已瞭解到病毒在武漢的傳播，卻因種種想當然和疏忽，一步步走進危機，從3月5日確診病例破百，到11日破千，18日破萬，27日破10萬，4月4日破30萬，加速暴發，並牽動金融、經濟、就業、全球供應鏈等震盪。
如果說貿易摩擦“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新冠疫情則是一張考卷，雖然答題國各有各的國情、制度和文化，但從病毒對生命的傷害看，則是同一把尺子，可以量出很多距離。眼見擁有世界一流研究機構和醫院、堪為醫療創新燈塔的美國，變成全球性流行病的中心，無數人都大跌眼鏡。
而在中國輿論場上，近年來，受多種因素影響，懷疑美國、批判美國的聲量越來越大，年輕人的比例尤其高。在網上的很多評論區，凡涉及中美話題，只要有誰為美國說話或批評阿中哥，就是不愛國，就是美分美狗。
在另一個方向上，不少知識分子在抨擊時弊時，儘管話語空間日窄，依然常常援引美國的案例、憲制及背後的思維。
我們處在一個思想的關鍵時刻。問題的本質，是如何透徹理解中國道路和美國道路。這是一個“元問題”，無論談經濟、文化還是國家治理，談到深處，都會指向這裡。
一種流行的解釋是“權力的轉移”，美國世紀結束，中國時代開始，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向著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過渡。
另一種理解是“中國還要過大關”，無論是全面深化改革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都是進行時，如果驕傲自滿，也會摔跤。
在中美關係上，一種聲音是“敵人正一天天爛下去”，另一種聲音是：鑑於中美關係對雙邊和世界的重要性，儘管美國把中國當成戰略對手，中國還是要盡最大可能，建設性地處理中美關係，並繼續吸收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先進經驗。
這些聲音將長期並存，讓時間檢驗。我所擔心的是，如果口水之戰越來越多由簡單化、情緒化、妖魔化的聲音主導，既無準確事實為依據，也無理智思考去過濾，則急躁與“不智”就會給未來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近世以來，每一代中國人都無法逃避對傳統的再認識和對中西的再比較。沉浸在弱國悲情時，恨不得把漢字都廢掉。以意識形態為主導時，資本主義又成為一定要埋葬的對象。及至今日，我們的精神和認知理當更加自信、強健和開朗。可惜的是，輿論場的聲音並不讓人放心和樂觀。
7年多前，我寫過《重新想象中國：現代性與主體性的交融》，提出中國必須走現代化之路，也必須建構支撐現代化的現代性。與現代性相對立、相排斥的主體性，很容易走到唯我獨尊的傳統裡。同時，中國現代性的塑造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既是與世界現代化、現代性演進相聯繫的過程，也是從自身的精神資源中展開的“內源性生長”和“主體性建構”。不能體現出主體性的現代性，很容易走到鸚鵡學舌、機械照搬的路徑上。
7年後的今天，我的觀點依然未變。這篇文章會把最近的一些思考和大家分享，主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怎麼看待美國道路？怎麼看待中國道路？
美國的歷史相對很短，但美國精英將美國的根基上溯到《舊約》裡的先知時代，歷任總統也都按著《聖經》宣誓。
最近看美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拉塞爾·柯克的《美國秩序的根基》，他認為，美國的持續強大，不是來自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優越的地理環境、發達的教育和科技、強大的國防或高素質的民眾，而是來自建立在正確原理之上的美國秩序。只要根基是正確而牢固的，秩序就是堅實而持久的，有了好的秩序，強大繁榮才可以持續。
拉塞爾·柯克提出，美國秩序源於對西方文明三千年歷史的萃取，今天美國人體驗到的秩序源自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四座古老城市的經驗。耶路撒冷啟示了秩序的奧秘與原理，聖殿山上的神明才是美國秩序的首席作者；雅典貢獻了藝術與科學；羅馬貢獻了政體與自然法；倫敦貢獻了法治、市場、語言、習俗與盎格魯傳承。所有這一切，最後融匯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
“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觀；有秩序的自由觀派生出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則為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發揮提供了儘可能多的保障。”拉塞爾·柯克這樣總結美國的成功之道。
我在做美國商業文明歷史的研究時，注意到這樣三次航行：
第一次航行是1606年12月，英國一家商業冒險公司拿著英王的“特許狀”，組織了三艘帆船和144個移民，航過大西洋，於第二年5月到達北美洲中部的一個沼澤地半島，到達時只剩105人，趕上大旱，又死去一半，但終於在北美有了第一個成功的定居點，即詹姆斯頓，而此前的18個定居點均無法立足。
第二次航行是1620年的“五月花號”船。因靠岸時偏離了原定目的地，有人提出，既然已經不是原來協議的管轄範圍，每個人可以自行其是。但經過辯論，人們在上岸前最終簽署了一份公約，確立社會必須依法而治，大家要共同遵循自覺自願訂立的規則。
第三次航行是1630年的“阿爾貝拉號”船。約翰·溫斯羅普在船上發佈了一個佈道詞，提出“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將如山巔之城，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我們”，號召建立一個清教共同體。
從這些歷史看，美國的立國之基是繼承西方的文明傳統，到新大陸自由拓荒，依法而治，擔當使命。這也是美國軟實力的緣起。
而今天美國的情況如何呢？可以看看幾位學者的評論。
……
我之所以不主張把太多精力用於在社交媒體上聲討美國，是因為美國的問題，美國學者解剖得比我們深刻。與其口水橫飛又似是而非，不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省下力氣腳踏實地做好自己的事。
美國依然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依然站在金融秩序、科學創新與教育的制高點上。這是由歷史實踐形成的。而實踐是不斷變化的。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勞永逸的秩序。
美國的問題在於，當美國秩序的內在價值慢慢減弱，秩序紅利還能吃多久？如同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直到今天的確還沒有真正的挑戰者，但並不等於就是公平合理的安排，而且能一直延續。
美國的另一問題在於，當它承繼西方三千年文明精華於一身，且歷經奮鬥終登世界霸主，坐了大半個世紀之後，美國模式至高無上的正當性已經成為它的潛意識和政治正確。因此，它很難承認“山外有山”。當一些人看到一個不一樣的中國的崛起，就認為那一定是偷的，投機的，畸形的，不道德的，如果有好的地方，也是模仿的，抄襲的。不少美國媒體似乎比中國人更善於總結中國，只是基本上都從負面展開，這種總結的一個客觀效果，就是在全球化經濟的激烈競賽中，對本該重視的加以輕視。
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因為疫情，中國的大中小學主要依靠在線上課。《紐約時報》選擇的報道角度是“上不了網課的孩子：疫情暴露中國教育的數字鴻溝”。中國農村今年才全部脫貧，所以很容易理解有些孩子買不起智能手機，上不了網課。但反過來說，一個人均GDP尚不及全球平均水平（1.146萬美元）的國家，每天有幾千萬人同時在上網課，這背後的技術支持和對人力資本的重視，在全球是罕見的。《紐約時報》這樣的報道越多，中國在線教育的改進就越有動力，就會越來越好，而《紐約時報》除了強化歷來如此的指責中國的快感，並不能幫到美國實實在在的進步於萬一。
美國並不缺乏具有全球視野的有識之士和真知灼見。比如波士頓諮詢公司最近發佈報告指出，如果美國限制對華貿易將終結美國半導體行業的全球領先地位。核心理由是，如果禁止半導體公司向中國客戶銷售，美國公司可能會損失很大的全球市場份額和收入，收入下降，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大幅削減研發投入和資本支出，破壞半導體行業的良性創新循環。短期看，韓國可能憑藉其在存儲器、顯示器、成像和移動處理器等關鍵器件中的強大供應能力和擴產能力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中長期來看，中國可能會逐漸滿足大部分國內所需半導體產品，半導體自給率達到85%以上，全球份額從3%增長到30%以上，從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領導者。
但在已經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框架下，這些聲音往往被忽略，而某些政客和媒體在惡化中國形象方面更容易協同。他們的傲慢與偏見可能會贏得選民一時的掌聲，但卻阻住了對美國真正有益的路徑選擇。美國完全可以從中國這個全球最大規模、且未來規模將是美國的兩到三倍的市場上獲得更多利益，但因為對中國喝倒彩才是“正確”，所以根本不去思考，在封堵中國的同時美國也在剪掉自己飛翔的翅膀，而且只會加強中國的自尊和自強。
當然，過去四十多年主導中美關係的軸心並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基於世界和平與合作互利的理性現實主義。在雙方越來越廣泛和密切的交流融合中，合作還是主流。通過合作發現，意識形態的某些分歧並不會必然通向分離。事實上，人類社會在“二戰”之後奠定的基本秩序，以及這些秩序背後的價值觀，中國是接受者，也是受益者。就此而言，即使在價值主張以及社會、文化、教育等方面，中美之間也有很多共識和合作空間。無數在美國留學、工作、生活的華人，對此應該都有深刻理解。在當前，重溫記憶中的那些良善和美好，會帶給我們更多一些希望，而不只是悲觀。
現在我們來看中國的道路。中國的成就無需多言，存在的問題也很多，中國的現代化復興依然是行百里者半九十，機會與挑戰並存。
中國有嚴格的輿論管控，很多地方的措施讓人費解和失望，但這種表現並不是無法修正的。拿武漢疫情防控前期的信息披露來說，教訓沉痛，但正如湖北省政協常委葉青在日記中所寫的，“武漢抗疫，老百姓把官僚主義一步步逼到死角，對全國黨政幹部上了生動的一課”。官僚主義也是病毒，官僚主義和新冠病毒一樣會殺死人，沒有人敢為官僚主義辯護。比如青山區垃圾車運肉事件，下午5點群眾舉報，晚上處理幹部，半夜宣佈查處分管副區長，處理迅速，對官僚主義絕不姑息，比上黨校更有效。
中國在疫情防控中的動態調整以及結果，證明了中國治理的可靠和有效，儘管還有不少教訓和短板。但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來說，要承認中國治理的有效性，是一個很大的認知挑戰。由於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確落後美國很多，也從對美開放中獲益良多，所以在中國內部也有一種真誠的看法，凡是和美國走的近的國家都是比較富裕的國家，背離美國的都是日子不太好過的國家。
但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命運，從根本上是由內生因素決定的。從亞洲到非洲到美洲，很多國家對美國的開放比中國早的多，徹底的多，但真正實現了可持續發展的並不多。不是說美國害了它們，但至少可以說，它們沒有胃口好好消化來自美國的食物。
我們需要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中國。
近代以來，中國確實是後發的、追趕型的國家，但中國同時也是一個有著悠久傳統的國家，在歷史上達到過很高的文明水平並對東亞和歐洲產生過深刻影響。中國有高度的穩定性，背後有一整套的制度和文化支撐。中國有過諸子百家的思想解放，唐朝更有不僅引入外族人更收納三千外國人做官的海納百川，唐太宗曾寫道：“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而朕獨愛之如一。”那真是一個“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時代。中國也有很發達的商品經濟，在司馬遷筆下就是“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
近代中國為什麼落後？因為專制與封閉相結合，再加上妄自尊大。乾隆皇帝那一句“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就是傲慢的明證。因此，中國在一國之內無法激活近代意義上的工商業革命，生產力落伍，被動挨打，自以為是的超穩定結構也被打碎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曾說，集體行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利於社會，但組織有著逐漸走向機械重複和墨守成規的趨勢，這對組織運行和個人的自我發展都會造成危害。維持過去習以為常的行為規則看上去是一個便利簡化之舉，但這種僵化卻妨礙了有關新生事物和非常態事件的信息傳遞。組織必須準備針對知識和需求的變化作出反應。中國的落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這一超級組織墨守成規、禁錮了個人創造力的結果。
1978年之後，中國在獨立和穩定的基礎上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下（如“開除球籍”的警示），推動改革開放，激活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中國的動態演進如大河奔湧，無數地方、企業、個人的創造力則如源源不斷的溪流匯入大河，小溪不竭，大河水滿。
有一句耳熟能詳的話，就是“開放倒逼改革”。這是對的，組織變革往往都是被外力、危機、憂患意識所激發的。但更深一步思考，就會明白，首先，組織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不被開放沖垮，這需要治理方面的能力；其次，開放是一個全面的概念，不等於只是對美國開放（雖然這是非常重要的開放），還包括對內開放，對內開放的實質是激活，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配置資源的方式的開放，是單一國有經濟向民間個體的開放，是垂直控制體制向水平分權探索的開放。最終，中國既保持了穩定，同時在水平意義上又實現了巨大的流動和資源的再配置。
換言之，開放成就中國，這句話更完整的理解應該是——中國內部的治理穩定性加上激活、放活的效應（對內開放），創造出了一個有效的吸納機制，使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對營養應收盡收，卻較少消化不良。
所以開放倒逼改革，是有兩重含義的：對外開放，擁抱世界潮流和國際規則；對內開放，激活自身，讓十幾億人的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大舞臺，人民才是這個舞臺上的真正主角。
簡單舉例說明對內開放的重要性。在傳統計劃體制下，1978年中國的市場主體僅49萬戶，2019年底則是1.2億戶。在傳統人口管理體制下，1978年東莞戶籍人口111萬，外來人口幾乎沒有，2018年東莞戶籍人口211萬，和40年前比增加了100萬，而非戶籍的外來人口則高達623萬。有的鎮，外來人口甚至是本地人口的十倍以上。這種發生在水平意義上的、分佈式的巨大流動，改善了資源配置，放射出萬千活力。
從我長期的觀察調研看，凡是能夠比較好地顯示中國製度有效性的方面和地方，其一般規律都是：能比較好地吸取市場、企業、百姓自下而上的意見，給予建設性的、靈活的響應。中國製度的有效性在於，它在全球化、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多元化的環境中，對傳統管控模式做了修正，並把這種修正變成新制度的基因。 其核心就是尊重市場，尊重人民的權利，尊重更接近信息的主體的意見，尊重國際通用的營商準則。不是自上而下所以正確，是因為自下而上地汲取養分，更貼近市場和民間，因此正確。在這個偉大的創造過程中，中國人在很多方面，已經有了不少放之全球亦屬領先的創新經驗。人類在21世紀前後幾十年的商業文明史，中國篇章可能是最為重要的部分。這種中國人民和中國企業的內源性成長，當然不是“跟美國學的”那麼簡單和輕飄飄。
改革未有窮期，中國仍需努力。但中國走過的道路，顯示出了制度變遷的能動性、浮動性，以及自我調整的可能性。這是中國成就的一個關鍵。
今天如果問一個年輕人，你最崇拜哪個企業家？回答可能是，馬雲，馬化騰，張一鳴。他們的成就，有明顯的中國標識，並不是照抄照搬美國模式。
如果問，你最喜歡哪個城市？可能是上海，深圳，杭州，不一定是紐約，倫敦。
在有著如此長的歷史和如此浩大的市場的中國大地上，因為對內開放的激活效應，高速發展了幾十年，成為世界性的現象。
沒有開放，就沒有這一切。沒有向西方開放，向美國開放，中國也不可能一開始就站在比較高的起點上，推動現代化的進程。歷史不應忘記。
同時我們深刻地意識到，中國的發展有強大的內生驅動力。這和我們的傳統有關，和文化有關，和規模有關，和追求現代化復興的國家治理目標有關，更和億萬中國人的創造力熱忱有關。也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功，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過去更多是去粗，現在更多是存精。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和西方有關聯、和美國有關聯的經濟體的崛起，但更是一個有著鮮明個性和價值的經濟體的崛起，是為世界創造價值、為人民創造福祉的文明的崛起。
文明的演化不是隻有一種路徑。也許有人依然把中國成功的方面當成“按照西方模式定製”的成功，而把中國的不足當成“不遵循西方模式”的結果。可以理解這種恨鐵不成鋼的情感，但越來越多人會更加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看到的是，西方現代化模式確實是一個重要參照系，但中國的發展是依託中國大地，依託中國人的需求，反向定製而成的。
如果我們對自己真的有信心，就應該更開放，更坦然，更誠實，不怕直面和暴露自己的問題。還有很多雄關待越，我們依然需要抱著生於憂患的態度，兢兢業業，慎終如始。
我們還需要清醒的是，儘管中國找到了自己發展的路徑，但在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家庭中，仍需學習一切值得學習的地方，特別是作為西方文明旗幟的美國。中美之間的故事會很長，某些迴旋不改大勢，機遇會留給更虛心的人而不是更驕傲的人，謙虛使人進步，因為他會學的更多，成長更快。
無論美國如何定義中國，我們相信這個同樣依託著偉大文明傳統的國家，在中美關係的歷史大航道上，總會找到合適和正確的方向。無非是時間和方式。
我們要釋放更多善意，因為善意不會傷害自己，但有助於溝通。如果中國和美國的未來是一場文明的競賽，價值的競賽，對全球更加負責、改善全球公共品供給的競賽，這個星球將更加美好。
這是我們在新冠疫情之後，跳出一時的、局部的得失，化解心中的悲情，堅定對自己的信心，所應該看到和為之努力的更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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