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中國古代的“天命觀”等同於“君權神授”理念，是一種嚴重的文化誤讀；實際上，“天命觀”在民本基礎上反而接近於反“君權神授”的契約論
將中國古代文化中的“天命觀”等同於西方文化中的“君權神授”，是一種常見的中西文化比較中的誤會。
由此可見我們如今對本國古代的宗教文化傳統誤解頗多。雖說漢文《聖經》中的“上帝”，是借譯自中國古代典籍，但是中國古代的“上帝”根本不是西方一神教傳統中的造物主觀念。
不可否認，“造物主”類型的“上帝”，在中國文化中並非沒有影子，上古神話中開天闢地的盤古與摶土造人的女媧，確實有相類之處。盤古開天的最早記載是三國時期吳國徐整所著的《三五曆紀》，而女媧造人出自於《山海經》，而《山海經》成書時間一般認為是在漢代，最早不會超過戰國中後期。
由此可以認為，中國的宗教文化傳統中有過從多神向一神發展演繹的努力，但是總體來說並不成功，也沒有出現過相應的神學理論。
無論是老子還是孔子，都是不會贊同“君權神授”的
以道教所宗的“道法自然”的老子、莊子、列子來說，是絕不會同意有造物主之存在的；而儒家則是抱著“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後來傳入的佛教更是旗幟鮮明地反對造物主觀念。所以，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神教一直沒有市場。
不管是人世間的秩序還是靈性世界的秩序，在中國人的心中，一直只認定是自然律而已，不會相信作為造物主的上帝有多少存在的必要。
在這種觀念下，中國社會從來沒有過“政教合一”的合理傳統，這是與西方大異其趣的。西方歷史中的“君權神授”觀念，事實上是世俗政權與教會在權力上勾結與分贓的結果，於是君主登基需要教皇或主教加冕，而世俗政權則扶植支持自己的教派。
我們得意識到，“君權神授”的文化背景得是全民信教，否則無法說服民眾認為世俗權力來源於上帝。
而中國文化的土壤中從來不存在這種能控制一切、解釋一切的神。
對於“一神教”來說，中國人永遠是數量最龐大的“異教徒”
“上帝”這一詞，在本國的文化傳統中實際含義是“上天中的皇帝”。“皇天”與“上帝”實際是一個意思。而“皇”與“帝”觀念其實來自於遠古社會的“三皇五帝”。他們是華夏人民的遠古祖先，古人相信他們的靈依然在天上統治，並且保佑位於地上的子孫們。
這種觀念與一神教中的“上帝”從根子上來看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當初傳教士若不借用這樣的“上帝”一詞，也斷然無法向中國人解說教義，因為中國人傳統中實在只有多神、泛神、萬物有靈乃至無神的立場，唯獨幾乎沒有一神的位置。
中國人更敬畏的是“命運”，而“命運”究竟而言是一種自然力，是非人格的
說白了，中西方敬畏的來源不一樣，中國人真正敬畏的是“命運”，而西方人敬畏的是“上帝”。而“命運”不是哪一個神所造就，只是一種自然律使然。“天命”對中國人來講，就是一種集體的命運，若採用佛教的說法，可認為是一種“共業”使然。而道家與儒家，對此並沒有不同意見。比如《中庸》開篇解釋“天命”：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顯然，這裡的“天命”清清楚楚指的是自然規律。性，即本質、本性之意。因此“率性”是指遵循自然規律而成就大道，而以此修正眾人所行之道即是教化。
正因如此，《禮運·大同篇》才會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說法。這是一種認為“天命”的根本在於人行正道，人應通過自己奮鬥，而不是寄託於神靈的看法。
中國人更敬畏大道之行
中國文化傳統中雖然對“命運”非常之敬畏，甚至可說是相當懼怕，否則民間巫卜不會那麼盛行；然而，也絕非認為命運不可改。
中國人相信改變來自於“敬天法祖”，也即通過遵循祖道與聖人之教而建設大同社會。正因如此，天子應當領導大家祭祀天地，而萬民則都應禮拜祖先，以顯示合德。
“命運”是非人格力量，所以也是無法人為被授予的。在中國人看來，所謂“得天命”者，一方面固然自有其德與其能，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祖上積德，所以才有大富大貴乃至天子之命。
本質上，中國人相信的只是因果，而因果的本質是自然性的。現在有人說因果觀念是迷信，這恰恰是一種最缺乏邏輯的誤解。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中國人最根深蒂固的道德上的因果觀念，不管是信鬼神輪迴者、還是信唯物無神者，在這一點上是完全統一的。
“天命”只是這一觀念在集體上的呈現而已。
中國人在辛亥革命後迅速接納“共和”觀念絕非偶然
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老百姓都不認為當上皇帝的人完全是因為天生高貴，只是認為他無非也只是冥合了天意而已。而天意歸根結底只是民眾的共同意志，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在這點上，“天命觀”反而與反對“君權神授”的“契約論”有共同的理論基礎，並且都是有推動“造反”與“革命”的理論因素在的。
因此“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一直是中國人的常態觀念，反而西方人對王權與貴族的血統的強調一直遠遠超過中國人，乃至於這種痕跡如今依然存留於當今的西方上流社會。毋庸諱言，這是我們中國文化基因優秀而強韌的一面。
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實際上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中一直有挑戰絕對君權的思想
所以中國歷史上才會產生劉邦、朱元璋這樣的平民皇帝，庶民女子成為皇后、貴妃者更是絡繹不絕。中國人根本就不承認存在有低賤的血統。
因此，《西遊記》中孫悟空所說的“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是真實道出中國老百姓心聲的，“玉皇大帝”作為一位應命的“上帝”之一，在這部神話小說中被調侃得厲害。
這種思想，若得經理性歸納，肯定也是能推導出理性主義的“契約論”的，可惜沒有！
不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皇帝之後，共和觀念其實也是藉此迅速深入人心的，這是試圖復辟的張勳與袁世凱完全沒有市場的根本原因。這實際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共鳴的結果。
“天命觀”表面復古，始終認為同樣是“得天命”的秦後的帝王專制不如先秦的商湯與文武周公之道，而最好的還是遠古的堯舜禪讓。這種“復古”雖說有著一種迂腐與無奈，但也可說是理想主義的，以至於西方“共和”一來，人們頓時就把“皇帝”忘得乾乾淨淨。
“天命觀”雖然也反對“君權神授”，但是不具備“契約論”在理論上的科學性與革命性
因此若將“天命觀”理解為“君權神授”，誤會實在是太大，其實是對中、西文化全然不瞭解，在皮毛上附會的人的信口開河。
“天命觀”其實是我們能迅速接納“契約論”的文化心理基礎，才不會像其他類型的傳統社會那樣頑固排斥“契約論”的現代性。
雖然如此，若將“天命觀”等同於“契約論”，也同樣是過於誇張而基本失真的。國內同樣也有喜歡如此附會的好事者。
“契約論”是一種成熟的理性主義啟蒙思想，而“天命觀”有一定的理性主義底蘊，但是還是夾雜著神秘主義。
所以，“契約論”與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非常契合，對當時歐美的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推動力道相當大。在這種思想下，人們找到了“君主立憲制”與“現代共和制”。這絕非是當時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簡單地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復古，實際上基本上是全新的創造。
明末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
這確實是中國古代的“天命觀”所無法達到的高度。當然，有人也會列舉明末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來反駁。他們的思想資源確實是民本主義的儒家“天命觀”，也有質疑君權的“革命”思想的發展。但是，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都沒有產生過明確的“自然權利”觀念。
“契約論”但是後者解釋了國家的起源，以及國家統治權力的形成來自於人民的眾意或公意，而論證的基礎是自然狀態下的人的“自然權利”或者說“天賦人權”。可見“契約論”不僅限於樸素的民本治理思想，而是對社會制度結構重整的思考。
因此“契約論”，是一種已經從哲學走向科學的政治理論，這是“天命觀”所不具備的。
“天命觀”論證的是尊卑秩序的禮治文明，摻雜神秘主義，缺乏權利上的人人平等
中國古代皇帝的祭天祭祖，也確實不是為了向臣民證明他的權力來自於神的授予，這我們沒必要誤解；皇帝此舉毋寧說是為了向臣民說明他是敬天法祖、以道治國而得神明及祖先的肯定。
但是在觀察皇帝是否合乎“天命”時，中國人信奉的是“天人感應”，這裡頭會有一些問題。從理性上來看，“天人感應”實際看的也應是順應天時治理、注意克治災害；但是在實際實踐上人們往往會沉迷於通過觀測天象進行迷信卜算，大談各種吉祥與妖異。
所以，“天命觀”與“君權神授”的界限並非涇渭分明，它與“契約論”相比，存在著過多的曖昧。
無論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的“契約論”，都是從假想的“自然狀態下人人平等”，推導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一種擬將王權約束於法律，而洛克與盧梭乃至有推翻王權、力推共和的思想。在這種思想下，權力來源於權利，人作為公民的權利是佔到第一位的。
這種現代性，“天命觀”並不具備！
“天命觀”下的中國古代社會，雖然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思想，但是並不因此就有過明確的人的平等權利觀念。這是建立尊卑秩序而合乎正義的禮治文明理想。與歐洲中世紀相比，這種思想確實是相當進步；但不可相較於文藝復興後的啟蒙主義與契約論。
“天命觀”中，人的權利其實還是倒過來受等級性的權力所支配的，哪怕這種權力充滿責任與道德，但畢竟是顛倒的。所以，“天命觀”不可避免會忽視個體的真實權利與自由意志。
因此“天命觀”絕不可能像“契約論”那樣論證出權力必須服務於權利、遵從權利的革命性要求。
因此，在思想資源上，我們古代社會確實沒有找到將權力關進去的籠子。
我們社會對“契約論”存在三種通常誤解，忽視契約論是以權利意識為本源的
有些人將“天命觀”誤會為一種“君權神授觀”，又有些人誤會為可附會於“契約論”，由此可見我們對本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如今都有著不少隔膜。
關於對“君權神授”的誤會，前頭實際已經談過，在此不重述。
而我們對“契約論”的理解，通常來講多數比較膚淺，常見有如下三種誤解：
首先，我們往往望文生義地注意到“契約論”的“契約”二字，便以為這是論述道德誠信的。其實這完全是對西方人的道德水平的過度諂媚。儒家社會若論比西方社會優秀的一點，其實一直就是有著強大的誠信傳統，守契約的習慣比西方人強。而我們常見許多人讚美西方人如何守誠信，鄙視我們自己不講契約。但是這分明是誤讀，因為特朗普這樣的只相信叢林法則的人，在西方社會一點都不少見，相比於東方社會只多不少。
其次，我們往往以為“契約論”是論述遵守社會規則與守法。這也基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契約論”是一套哲學思辨體系，它論證的是國家權力起源與法律秩序的根源。因此，“契約論”並不能證明西方人比東方人守法。實際情形恐怕是在同等的發展或發達條件下，東方人會比西方人更囿於規矩。“契約論”談的既不是具體的公法也不是具體的民法，它只是一套政治哲學與法哲學理論。
第三，“契約論”的立足點也並非所謂的個人主義。洛克的“契約論”固然會更有一些個人主義傾向，但是霍布斯推崇的是開明專制，而盧梭更注重社會整體。然而三者都共同立足於“權利”。這說明“權利”範疇是更本質的，是超越於其他的二元對立爭論的，這才是“契約論”的真正深刻的理論本源。
契約論因盧梭的論述而走向成熟，這也是歐美近現代政治革命最重要的理論源泉
簡單來講，“契約論”從肯定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論證了國家與社會權力的起源來自於自然狀態下平等的人本身，從而徹底駁斥了“君權神授”這種假借宗教的專制王權觀念。而這是“天命觀”沒有觸及的。因此“天命觀”並不反對專制君主，只是論證了開明統治的必要性，原因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因此，如果我們瞭解“契約論”的這一真正核心，我們今後就應當避免“權力”與“權利”這兩個詞的傻傻分不清。我們常見許多人將這兩詞混用，乃至不少號稱為學者的許多人也是同樣愚昧地亂用。這說明許多國人依然權力意識過盛而權利意識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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