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视域下长城南北的文明互动讲座纪要（第八讲） 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
2015年10月18日，“欧亚视域下长城南北的文明互动”团队第八次学术讲座在文化楼东1106教室举行，由北京大学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专家罗新教授做“从于都斤山到伊斯坦布尔——突厥记忆的遗失与重建”的主题讲座，团队负责人李鸿宾教授主持。参加讲座的有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吴玉贵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王永平教授、北京大学昝涛教授等外校老师，连同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杨楠、钟焓，维吾尔语言文学系艾尔肯•阿热孜、教育学院吴明海等老师，以及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诸多高校学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罗新先简要介绍了历史上突厥以及于都斤山，说明东、西突厥之间的差异：东突厥受中国文化影响较多，西突厥则较多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他还提到有关西突厥史料，除唐代汉文史料外，比较重要的是拜占庭的希腊文史料。突厥帝国瓦解后，作为政治认同的“突厥”理应消失，可“突厥”却作为一个通称性认同在原西突厥控制区的游牧社会中凝聚下来。Turk这一名称在西方开始作为一种他称而存在，如拜占庭就先后称可萨、塞尔柱、奥斯曼为Turk，在奥斯曼废墟上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也随之以Turk为名。他指出，19世纪20年代之前，奥斯曼上层并未称自己为Turk，随着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与解读，开始有人自称Turk。罗新教授指出，汉文史籍中的突厥和现代学者所说的古代突厥语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政治体与民族体的概念，两者不能等同。他以历史语文学的方法分析了塞尔柱王朝前三位君主的名字都具有突厥色彩，认为突厥人通过伊斯兰教传说对自身先世进行了不断的改造，从十世纪开始直到十七世纪，突厥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最后，主讲人以突厥学家芬德利的比喻为结，即突厥是一辆自东而西的大巴车，当其到达终点时，车子仍以突厥为称，乘客还被称为突厥人，但车子已不是同一辆车、乘客也不是同一拨人了。
主讲人结束之后，校内外老师分别谈了有关治学的想法。胡戟老师对在座青年学子做出寄语，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清楚认识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吴玉贵老师强调历史学的初学者应该以基础训练、基础文献为主，不能好高骛远进行大而无当的研究。王永平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建立全球史视角，能够以一种更为宏观的视野对历史进行考量，才能够超越民族与国家的桎梏对历史进行新的创见。钟焓老师向罗新老师询问了海外突厥史、内亚史的研究现状，罗新老师回应欧美系统中目前做具体考证的学者少，而多数人倾向于理论性的探索和研究。主持人李鸿宾老师随后做了系统的总结。
老师发言环节之后，现场提问开始。
提问一：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它如何处理于都斤山与伊斯兰教信仰中的矛盾？
回应：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问题，即使在土耳其国内，由于各种人的身份不同，看待这一问题的态度也不同，我这里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看法而已。土耳其是一个世俗国家，不是宗教为主的国家。我们要注意到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是有信仰的世俗国家。
提问二：所谓四大文明古国都生活在气候比较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域，而游牧民族都生活在一种生存条件较为恶劣的环境下，在这种条件中却产生了强大的游牧势力，是否有人对这样的情况做具体的研究？
回应：这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问题，我们在观念上本身就存在着误区。游牧生活产生于农业生活之后，西起大兴安岭地区、东到北非的广大草原地带，孕育了大量的人群，游牧是对人类的一种伟大贡献。李鸿宾老师接着提示：有关这类问题，欧美乃至国内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应将视野打开，问题就容易看清了。
提问三：历史语言学中长期存在一种争议，即突厥语和蒙古语到底是亲属关系，还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回应：我虽然对语言学有很大兴趣，但对语言学仍不够了解。我对此问题只能介绍一下其他研究者的结论，他们认为阿尔泰语中所谓的亲缘性是长期接触的结果，不是真正的亲缘关系。
提问四：在北方草原出现较早的是塞种人，塞种人的墓葬中发现了楚国的绸缎。这使我联想到了《国语》中对鲜卑与楚国共同守卫火燎的情节。还有请您解释一下鲜卑学的研究现状。
回应：我认为《国语》乃至其他先秦文献中的鲜卑、犀比和后世的鲜卑应当无关。有关鲜卑学的问题由米文平最早提出，但鲜卑没有文字，后世学者又没有选择这一研究对象，现在是否可以称为鲜卑学，我觉得还可以存疑。
提问五：当时的突厥人长什么样？分子人类学研究是否能够促进历史学的研究？
回应：有关DNA和分子人类学，我去年曾经在《文汇学人》发过一篇文章《双螺旋的低语》，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我一直在强调历史学讨论的问题与生物学不同，我们关注的是历史事件而非所谓突厥人种本身。历史上的民族甚至家族都是一种政治和文化认同而非纯粹的血缘关系。
提问六：游牧民族或者国家进入农耕社会时，利用农耕社会固有的传说对自身先世进行改造，与其在整合草原资源进行的改造是否有区别，其周期如何？
回应：对先世的改造无时不刻不在进行，草原上的改造是一种口头非文字的改造，当历史被文字书写时，这种记忆也就随着文字被凝固下来变得不易擦去了。当所有的不同文化开始互动时，这种对先世的改造也就随着这种互动开始了。
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温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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