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視域下長城南北的文明互動講座紀要（第八講） 從於都斤山到伊斯坦布爾——突厥記憶的遺失與重建
2015年10月18日，“歐亞視域下長城南北的文明互動”團隊第八次學術講座在文化樓東1106教室舉行，由北京大學魏晉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專家羅新教授做“從於都斤山到伊斯坦布爾——突厥記憶的遺失與重建”的主題講座，團隊負責人李鴻賓教授主持。參加講座的有陝西師範大學胡戟教授、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吳玉貴研究員、首都師範大學王永平教授、北京大學昝濤教授等外校老師，連同我校歷史文化學院楊楠、鍾焓，維吾爾語言文學系艾爾肯•阿熱孜、教育學院吳明海等老師，以及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諸多高校學生參加了本次講座。
羅新先簡要介紹了歷史上突厥以及於都斤山，說明東、西突厥之間的差異：東突厥受中國文化影響較多，西突厥則較多受到波斯文化的影響。他還提到有關西突厥史料，除唐代漢文史料外，比較重要的是拜占庭的希臘文史料。突厥帝國瓦解後，作為政治認同的“突厥”理應消失，可“突厥”卻作為一個通稱性認同在原西突厥控制區的遊牧社會中凝聚下來。Turk這一名稱在西方開始作為一種他稱而存在，如拜占庭就先後稱可薩、塞爾柱、奧斯曼為Turk，在奧斯曼廢墟上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國也隨之以Turk為名。他指出，19世紀20年代之前，奧斯曼上層並未稱自己為Turk，隨著鄂爾渾古突厥文碑銘的發現與解讀，開始有人自稱Turk。羅新教授指出，漢文史籍中的突厥和現代學者所說的古代突厥語人群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即政治體與民族體的概念，兩者不能等同。他以歷史語文學的方法分析了塞爾柱王朝前三位君主的名字都具有突厥色彩，認為突厥人通過伊斯蘭教傳說對自身先世進行了不斷的改造，從十世紀開始直到十七世紀，突厥形象發生了巨大變化。最後，主講人以突厥學家芬德利的比喻為結，即突厥是一輛自東而西的大巴車，當其到達終點時，車子仍以突厥為稱，乘客還被稱為突厥人，但車子已不是同一輛車、乘客也不是同一撥人了。
主講人結束之後，校內外老師分別談了有關治學的想法。胡戟老師對在座青年學子做出寄語，希望大家能夠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夠清楚認識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吳玉貴老師強調歷史學的初學者應該以基礎訓練、基礎文獻為主，不能好高騖遠進行大而無當的研究。王永平老師希望大家能夠建立全球史視角，能夠以一種更為宏觀的視野對歷史進行考量，才能夠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桎梏對歷史進行新的創見。鍾焓老師向羅新老師詢問了海外突厥史、內亞史的研究現狀，羅新老師回應歐美系統中目前做具體考證的學者少，而多數人傾向於理論性的探索和研究。主持人李鴻賓老師隨後做了系統的總結。
老師發言環節之後，現場提問開始。
提問一：土耳其是伊斯蘭國家，它如何處理于都斤山與伊斯蘭教信仰中的矛盾？
回應：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問題，即使在土耳其國內，由於各種人的身份不同，看待這一問題的態度也不同，我這裡僅僅是其中的一種看法而已。土耳其是一個世俗國家，不是宗教為主的國家。我們要注意到絕大多數伊斯蘭國家都是有信仰的世俗國家。
提問二：所謂四大文明古國都生活在氣候比較適合人類生存的地域，而遊牧民族都生活在一種生存條件較為惡劣的環境下，在這種條件中卻產生了強大的遊牧勢力，是否有人對這樣的情況做具體的研究？
回應：這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問題，我們在觀念上本身就存在著誤區。遊牧生活產生於農業生活之後，西起大興安嶺地區、東到北非的廣大草原地帶，孕育了大量的人群，遊牧是對人類的一種偉大貢獻。李鴻賓老師接著提示：有關這類問題，歐美乃至國內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應將視野打開，問題就容易看清了。
提問三：歷史語言學中長期存在一種爭議，即突厥語和蒙古語到底是親屬關係，還是相互影響的關係？
回應：我雖然對語言學有很大興趣，但對語言學仍不夠了解。我對此問題只能介紹一下其他研究者的結論，他們認為阿爾泰語中所謂的親緣性是長期接觸的結果，不是真正的親緣關係。
提問四：在北方草原出現較早的是塞種人，塞種人的墓葬中發現了楚國的綢緞。這使我聯想到了《國語》中對鮮卑與楚國共同守衛火燎的情節。還有請您解釋一下鮮卑學的研究現狀。
回應：我認為《國語》乃至其他先秦文獻中的鮮卑、犀比和後世的鮮卑應當無關。有關鮮卑學的問題由米文平最早提出，但鮮卑沒有文字，後世學者又沒有選擇這一研究對象，現在是否可以稱為鮮卑學，我覺得還可以存疑。
提問五：當時的突厥人長什麼樣？分子人類學研究是否能夠促進歷史學的研究？
回應：有關DNA和分子人類學，我去年曾經在《文匯學人》發過一篇文章《雙螺旋的低語》，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讀一下。我一直在強調歷史學討論的問題與生物學不同，我們關注的是歷史事件而非所謂突厥人種本身。歷史上的民族甚至家族都是一種政治和文化認同而非純粹的血緣關係。
提問六：遊牧民族或者國家進入農耕社會時，利用農耕社會固有的傳說對自身先世進行改造，與其在整合草原資源進行的改造是否有區別，其週期如何？
回應：對先世的改造無時不刻不在進行，草原上的改造是一種口頭非文字的改造，當歷史被文字書寫時，這種記憶也就隨著文字被凝固下來變得不易擦去了。當所有的不同文化開始互動時，這種對先世的改造也就隨著這種互動開始了。
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 溫拓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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