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念书的学校在村子的西北，叫周堂完小。所谓完小，就是完整的小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
学校坐北朝南，校园里没有楼，全是一排排的老瓦房。每个教室有三间通透的房子，前墙上挂着老黑板，贴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标语，后墙是大家的学习园地。老师们的大办公室更宽敞，全校的老师都在里面写教案、批改作业，墙壁上贴着一溜大照片，分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简称马恩列斯毛，庄严而神圣。
校园前排是一年级教室，有两个班级。当年，我的母亲就在东面的教室里教语文课。西侧教室前面有一株歪脖子合欢树，每年春天，合欢树上绽放出一簇簇伞状的粉红色花，不仅漂亮，而且香气怡人。
除了这些，印象深刻的，就是学校里那个大铁疙瘩了。
铁疙瘩是我们学校的铃，据说是举国上下大炼钢铁的时候，我们集上的铁工厂铸造的。在学校教学的母亲说，早在她被安排去学校教学的时候，那个铁疙瘩就已经悬挂在学校第三排办公室前面的一棵泡桐树的树杈上好多年了。
铁疙瘩的外形就像古战场上大将军戴的头盔，口径像个大号的烧饼，中间吊着一截铁锤，铁锤下面垂着一个手指头粗细的麻绳，抖动麻绳，铁锤敲击铁盔，就能随着节奏发出清脆的铃声。
村里也有人说那个铁疙瘩，其实是解放前日本人扔下的航空炸弹的弹头，因为意外的原因，没有爆炸，弹头就被学校当做了打铃的钟。因为炮弹的钢材好，敲出来的铃声才与众不同。
学校负责打铃的是五年级的数学老师，姓李，就是我以前在《大鼓书》一文里提到的李大大。李老师除了担任五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李老师还负责给学校的老师理发，包括教师子女，而且分文不收。
铁疙瘩虽然年代久远，锈迹斑驳，可是铃声悠扬，清脆悦耳。尤其在大清早，村里很多人都能听到学校的铃声。
铃声的长短是不同的，“当当——当当——”为上课，铃声急促一些，“当——当——”为下课铃声，相对舒缓，而声音密集而急促的“当当当……”则是集合。
那时候大家没有手表可以看时间，所以对铃声就特别敏感。每当听课到疲惫之时，就十分期望下课铃声的响起。铃声一响，老师说声下课，班长喊起立，大家就如野马脱缰，一群昏昏欲睡的“绵羊”瞬间成了一群精力充沛的“野狼”。
课间十分钟的校园里总是热闹沸腾的，大家可劲地追逐、打闹，总是感觉着上课铃快要敲响了，突然间又觉得尿急，慌里慌张地往厕所里跑。厕所里人满为患下不去脚的时候，铃声突然间敲响，没有来得及方便的感觉更难熬，在座位上如坐针毡，根本没有心情听老师讲课，绝对考验耐心和憋尿的能力。
好不容易隔着窗户看到李老师不紧不慢地走近挂着铁疙瘩的泡桐树，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即使在课堂上忍不住尿了裤子，也不敢吭声，那多丢人。
李老师打铃的时候，神情肃穆，两眼放光，似乎把打铃当成战场上吹响的冲锋号。绳子被他左手拽紧，右手抖动，不紧不慢地把有节奏的铃声敲得高亢、嘹亮、悠扬。
在大家眼里，李老师就是学校里最有权威的人，他一打铃，我们就得老老实实地进教室上课，他再一打铃，我们才能出来玩。不仅全校师生得按铃声上课、下课，连校长也得听李老师的铃声。
清脆悠扬铃声不仅让校园井然有序，让大家在浑厚而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完成一天的学习，而且还指挥着村里人人的劳作歇息。周围的群众习惯以学校的铃声来判断时间，做饭，下地干活，收工回家。铃声一响，不仅牵动孩子们的神经，同时也牵动着全村人的希望。生活的章节就在这悠扬的钟声里翻过了一页又一页，日子恬淡而充实。
而李老师俨然成为我们童年心中的英雄，大家幻想着自己哪天也能站在老树下，有节奏地抖动打铃的那根麻绳，让那口锈迹斑驳的铁疙瘩发出铿锵有力的声响。
天还没亮，“娘娘腔”就在家门口扯着嗓子喊我，喊得树上的鸡扑棱棱地乱飞，喊得窝里的狗不耐烦地叫。我睡眼惺忪地光着脚披着床单给他打开院门，迷迷糊糊地问他：“今个星期天，又不上学，为啥喊我这么早？”
“娘娘腔”满脸诡异地坏笑着，小眼珠子咕噜噜地转，冲着我挤眉弄眼地说：“赶紧穿衣服去学校，咱俩敲铃去……”
“你不怕李老师揍你啊？，他脾气可怪了。”
“没事，他昨天夜里在地里抗旱，今天不去学校啦。”
“好！去就去。”
感觉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们俩就像锦衣夜行的侠客，凭借娴熟的记忆，三步并作两步走，很快就到了熟悉的校园。
四周安静得出奇。除了我俩，校园里一个人也没有，教室里也没有一丝光亮。
我们的视力早就适应了黑咕隆咚的环境，“娘娘腔”手中握着朝思暮想的打铃绳，兴奋不已。我以为他会逮住绳子使劲地过把瘾，没想到，他比划了两下，居然双手托着一截绳子递给我了。
“你有劲，打得响！”“娘娘腔”跟我说话时，就像地下党接头,“再说，你妈在学校教学，校长不会开除你。”“娘娘腔”又压低着嗓子说。
打就打，谁怕谁啊。我学着李老师平时打铃的动作，左手拽着绳子头，右手握着绳子，用力一抖，只见绳子抖起的弯度像蛇一样蔓延了上去，带动另一头的小铁锤，随着小铁锤的摆动，撞击在铁疙瘩上，发出了响亮的敲击声，余音悠长。
在寂静的黎明，那铃声就像水坑中扔下了一块大砖头，一圈圈地荡漾着，越敲越大，越飘越远。
甚至感觉那是我听到的铃声的最高音，李老师从来就没有敲这么响过。
我正犹豫着还要不要敲第二下，“娘娘腔”一把夺过我手中的绳子，撒开欢一般使劲地敲了起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声接一声，简直是紧急集合的铃声。惊起一群蝙蝠幽灵般地在校园里盘旋，围墙外面，看家狗们遥相呼应，一群鸡在墙头上扑棱、几只大鹅在不停地鸣叫。
半截庄子都开始沸腾
了，而我俩的感觉是已经被村里的鸡、鸭、鹅、狗们包围了，甚至，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老校长那张严肃、犀利的脸。
不用商量，只需一个对视的眼神，“娘娘腔”和我不约而同地拔腿就跑，趁着天还没亮，赶紧溜之大吉。
没想到，刚跑出学校大门，我就一头撞在一个高大的身影里，一下子懵了。
该我们俩倒霉，李老师在庄稼地里抗旱浇地熬了一夜，竟然也忘了那天是星期天，迷迷糊糊来学校的路上，突然间听到不靠谱的铃声，于是就带着两腿泥往学校里赶，结果像门神一样，一下子把我俩拦在逃跑的路上。
后来，语文课本上学“自投罗网”这个词语的时候，我自认为，大家都没有我跟“娘娘腔”的理解深刻。
閱讀更多 井照鑫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