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国内基本控制住新冠疫情后，马上对在疫情初期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日本、韩国、意大利、塞尔维亚、伊朗、巴基斯坦等国送去了大量珍贵的医疗物资，对疫情严重的意大利、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还派出医疗专家队去指导帮助他们抗击新冠病毒,还向世界卫生组织和有关国家无私的分享了我们的抗疫经验和治疗方案。我们以悲悯之心关切世界疫情，向世界各地几十个国家提供了紧俏的医疗物资，无私的帮助世界各国，向世界人民表达了来自东方大国的善意和担当。
当我国全力以赴帮助各国抗击病毒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全球抗疫大业，故意忽视我国对世界表现出来的善意，污蔑我国是此次疫情的始作俑者，说我们援助世界各国是为前期掩盖疫情赎罪，图谋甩锅因疫情前期不作为而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的错误，损害我国积极协助各国防疫减灾而树立起来的有担当的大国形象。更有甚者美国、英国、西班牙、印度四国还向联合国告我国隐瞒疫情的严重性，要我们承担全世界因为疫情而带来的损失。说来也好笑，他们竟然攻击我国公布的数据有问题。他们不理解武汉1000多万人，确诊者才5万左右，而纽约都超过10万了。如果放大到整个中国就更不可思议：14亿人口才8万多人确诊！而意大利6000多万的总人口，确诊者就11余万了；另外，中国把死亡率控制在4%左右，武汉之外更低，还不到1% ，这更是一个让他们难以想象的数据，意大利死亡人数已经过万了，并且还在快速的增加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疑问呢？问题出在他们只简单的进行数据分析，却忽略了数据背后我国所采取的严格的防疫措施；忽略了我国调集4万医护人员援助湖北、援助武汉；他们不清楚的是我国医护人员通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出来近10版的治疗方法，努力提高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这本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是对整个抗疫工作的贡献，但这在他们眼里却成了中国隐瞒疫情严重性的罪状。
世界卫生组织不止一次总结中国的抗疫经验，其中有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中国的体制问题。中国之所以能聚全国之力上下同心，步调一致的抗击新冠病毒，就是凭着体制的优势办到的。而西方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是无法学习这方面的经验的，他们做任何事都要征求每个利益集团的意见，求得每个利益集团的谅解。封国封城、停工停课就损害了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代表这部分利益的政客就极力反对。这就是造成疫情能在欧洲迅速的蔓延，成为疫情“震中”的关键所在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体制”和“阵营”。德国《明镜》周刊认为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抗击新冠疫情的最佳良方；法国《费加罗报》说民主制度在抗疫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他们认为抗疫不需要药物，不需要口罩，只要呼吸自由的空气就可以抵抗病毒。可严酷的现实疯狂的打脸了西方政客的这些论调。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对西方民主国家在疫情面前表现出来的脆弱表示震惊，对自由主义产生了怀疑。这就触动了西方政客和“人权”学者那根敏感的神经。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这次疫情瓦解他们的阵营，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
我们不欠任何人，我们是抱着“与人为善”的儒家思想，想借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机会，向世界各国表达中国的善意。我们带去是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器具，而不是枪炮和军舰；派去世界各国的是医疗队，而不是军队。对朋友我们倾其所有，全力相助，对于污蔑我国信誉、损害我国利益的我们要勇于说“不”，“道不同不相为谋”嘛。鉴于此，我们不能像之前那样实行普惠政策，我们将帮扶对象国分类，便于抗疫物资的集中使用，以期达到更好的抗疫效果。
重点帮扶类：与我国有传统友谊并在疫情初期全力帮助过我们的国家：如巴基斯坦等国。我们应该在医疗资源和医疗人员上努力向他们倾斜。
重点援助类：防疫理念与我国基本相同，真心接受我国帮助，愿意与我国友好相处、共谋发展的国家，如俄罗斯、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国。我们可以派遣医疗专家与受援国医务人员一道研究防疫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管控措施，为他们的抗疫工作出谋划策。在医疗物资上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
普通援助国：与我国抗疫理念基本相同，希望通过共同抗疫加深彼此了解、增进友谊的国家：比如法国、葡萄牙等国。
不可援助国：敌视我国，给了援助物资仍在污蔑我国，不能与我国同心同德的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瑞典、印度等国。这类国家根本利益与我不同，“以德报怨”对这些国家起不了作用。与其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在他们那里，还不如把资源用在最需要这份情谊的朋友身上。
保护好我们的国民，保护好我们的朋友，保护人类避免自然灾害的伤害。惩戒那些以我们为敌，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敌的敌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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