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受到當時生活環境和醫療水平限制，壽命往往較短，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在皇帝駕崩，儲君即位尚且年幼的時候，需要有一個人出來把持朝政大局，這時先帝的后妃往往會承擔起這個責任。雖然名義上的國家統治者仍然是繼任君主，但是實際的權力卻是在聽政的皇太后的手上的。
到唐朝之後，聽政的太后會在皇帝的側位安排自己的座位，並且垂下幕簾以來監管朝政，往往會替年幼的帝王做決定。這樣做是為了在權力交接的過程中儘可能避免政局動盪的風險。在歷史上，后妃聽政的現象屢見不鮮，但是她們的存在有時卻並沒有達到一開始的目的，反而使時局變得更加動盪，甚至威脅王朝生命。但是在宋朝，攝政的九位太后卻沒有一位顛覆朝政，垂簾聽政似乎在國家權力交替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理想觀念上的假設，純粹維護國家統治，上升到實際操作逐漸變質暗含隱患，有關於“外戚”與“君主”的權力較量
從歷史的記載來看，垂簾聽政第一人是戰國時期的秦國羋太后。羋太后本來是陪嫁到秦國的楚女，後得惠文王寵愛納為后妃。在秦惠文王死後，繼任的國君出了意外而死，她在外戚魏冉的幫助下，立自己的兒子為秦國新君，再以國君年幼為由臨朝聽政。
羋太后畫像
事實上當時秦國朝政皆由羋後及其外戚集團把控，而且一直持續了幾十年，直到昭襄王收回權力。到漢朝，這種現象逐漸有些變質，由於女主臨朝自身合法性不足，朝中權力不夠穩固，她們通常會扶持自己的“孃家人”在朝中任官，這就是所謂的“外戚”。
在漢初呂太后把持朝政時期，就曾大力扶持自己家族成員進入各個關鍵部門任官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到西漢中後期，外戚干政現象變得尤為嚴重。這是由於在後妃聽政的影響下，外戚一家獨大，當時也沒有其他的勢力可以制衡，導致外戚勢力一手遮天。
西漢的滅亡的直接原因就是外戚王莽廢漢帝自立新朝。西漢東漢外戚專權的現象都很嚴重，甚至還出現過外戚權臣謀害年幼皇帝的事件。后妃干政並不一定會讓政局動盪，但關鍵是這些干預朝政的太后們沒有像之前的呂后，竇太后一樣，尚不具備足夠的能力壓制住自己家族其他成員的野心，導致漢朝朝政紊亂。最終外戚、宦官一起摧毀了
強於外，疲於內的漢帝國。 外戚王莽廢漢帝自立新朝
在漢朝之後兩宋之前，因為后妃干政導致的政局不穩，一度成為封建王朝的心頭大患。前有西晉賈南風亂政，後有唐朝武后自立，所以各封建王朝對后妃干政的現象一直都很敏感，尤其是對太后垂簾聽政更是謹慎之至。
然而到了宋朝這裡，太后垂簾聽政人數激增，甚至先皇都會給予太后聽政一定的合法性，以保證自己死後攝政的太后不會被大臣群起而攻之。有趣的是，宋朝垂簾聽政的太后也未負先帝重託，非但沒有對政局造成不利影響，而且真正起到了穩定朝局的作用。
北宋第一位垂簾聽政的是劉太后，她以仁宗母后的身份垂簾聽政長達十二年。在此期間，北宋的政局大抵穩定，沒有出現主少國疑、權臣專政的政治亂象，歷史上對劉太后的評價大多也是正面的。那麼在如此長的聽政期間，她為何沒有像前朝那樣，使朝局成為女主專政、外戚專權的形式呢？
一般封建專制王朝的
權力頂端是皇帝本人，垂簾聽政這種特殊的政治形式是建立在封建君主專制基礎上的，皇權與後權的鬥爭屬於一種特殊的政治鬥爭。通過這種鬥爭達到一種權力的平衡，使劉太后一直無法實現高度專制，最後歸還政權給仁宗之後徹底放權。畢竟時間一長，國家的合法繼承人還是皇子。太后的作用起到了，也算是功成身退。二、北宋垂簾聽政第一人，劉太后的權力之路，歷經政變與權臣的洗禮，為國家統治的穩固奠定基石
劉太后攝政前後，北宋政局都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其實在劉太后攝政前，她就已經協助先皇宋真宗處理政務，先朝宰相寇準被罷免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她在背後運營操作的結果。事實上，宋真宗本身就是個很沒有主見的人，再加上晚年受到疾病困擾，當時的劉太后能幫他協理政務也算是給他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劉太后
所以在真宗臨終之際，雖然本想要讓朝中權臣扶持少子，但是出於對權臣的不放心，加之當時樞密使丁謂因為想要借劉太后之手除去政敵，支持由劉太后攝政，所以真宗最後直接立遺詔讓劉太后協理軍政大事。由於當時仁宗尚且年幼，所以實際上是由劉太后一手把持朝政。
說起劉太后攝政十二年，在這期間雖然朝政沒有動盪不安，但是實際上並不是如同表面上那樣波瀾不驚，劉太后攝政初期朝中權力核心發生了好幾次變動，而且變動的原因大都是因為不滿太后把持朝政。首先就是在仁宗即位前夕平息了周懷政針對她和其黨羽發動的政變，這次政變事變失敗讓原來戴罪的寇準遠貶外地，周懷政被誅殺，使劉太后攝政的局面基本被確定。
在劉太后正式垂簾聽政後，原先幫助劉太后的兩府宰相丁謂恃寵而驕，不把劉太后放在眼裡，後來因為在手下擅權的事件上被牽扯，其黨派也在此次被大清洗。自此以後，劉太后的權力寶座才算坐穩。
極盡諂媚的北宋被廢宰相丁謂
當然在其攝政期間，劉太后也並非終日只是壓制去朝中反對派的勢力，她總的目的還是為了扶持皇室，雖然在這個過程有過對權力的貪戀。但是較前朝而言，劉太后並沒有在朝中為了扶持自己家族的外戚勢力而動用自己的權力，一方面是當時劉太后家族並未形成規模，另一方面 也是因為北宋統治者吸取了前朝的教訓，嚴格規定宮裡宮外隔絕制度，使內外勾結變得更加艱難。
三、官宦體系間的互相制衡有效防止了一家獨大，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太后助力政權穩固而不僭越，有關於合法性的輔助催化
自古君王權術的核心在於制衡，宋代太后垂簾聽政並未對朝政造成危害的另一重要原因也是宋朝的權力分衡體系已經較為完善，後權與君權矛盾體系博弈中，同時也穿插著宦官勢力和士大夫勢力之間的鬥爭。
劉太后主政期間，外戚干政非常有限，一方面她的外戚中並無才能出眾可服下官者，另一方面來也是北宋期間法嚴禮正，太后如果擅權必受百官彈劾，對她的執政輿論導向不是很好，所以劉太后並沒有扶持外戚。
在宋代史書中，對太后們的評價都不低，稱其賢明，自身的素質同樣也是宋太后在垂簾聽政的事情上沒出大問題的重要保證。她們對外戚的態度大多是
寵信而不倚重，給予一定的利益卻並未把實權交到外戚的手上，這也是太后執政卻並未礙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北宋年間，由於科舉制度的日益完善，原本強盛的士族大家逐漸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由皇帝直接提拔起來的士大夫階層。由於皇帝對他們有知遇之恩，通常這一階層是直接效忠於皇帝的。而另一個比較尷尬的勢力——宦官，他們通常效命於宮廷，在太后當政時期，為了制衡文官，往往會派出宦官與之對立。宦官在朝政上雖然起不了作用，但是卻間接代表宮廷的意志，他們往往代表朝廷去地方上採納民意或是被任命為土木工程的監工。因此，在君權與後權的爭奪中，宦官與士大夫是顯然對立的。
北宋士大夫階層
宋朝的官制較為複雜，較唐朝有了很多變化，唐朝地方大族的影響力依舊很強。而到了宋朝，經過五代十國的戰爭洗禮。他們影響力大大削弱，但是新崛起的士大夫階層對帝權又有了較大的限制，這是皇帝不願意看見的，因此提拔宦官成了政治需求。
同時為了防止出現如同唐朝甘露寺之變那樣的因宦官引起的政治危機，宦官並不直接統領禁軍，但卻可以參與其他事務中，例如監軍、監工、審判官等。有時出於政治需求，宦官也替王室處理一些不可公開之事。在太后垂簾聽政的特殊時期，這三方勢力會如何碰撞呢？
宦官和士大夫階層間的矛盾一般是難以調節的，首先，宦官往往出生低微，加之存在生理缺陷，士大夫們對其的態度是鄙夷的。另外，宦官是皇室派來監督自己的人，在官員工作的過程中，宦官的存在多多少少會阻礙他們施展拳腳，這也是官宦水火不容的原因之一。
至於外戚，由於北宋外戚對朝政的影響較小，所以與他們二者並不存在利益衝突，所以外戚可從北宋政局中排除出去。劉太后對任用宦官很有心得，使他們在各方面都能做有利於自己的事。興建土木等事，很多士大夫持反對態度，故劉太后不會主動要求士大夫去監管這類事，她往往會派遣她比較信任的宦官來主持。其次，以宦官刺探百官及民情，也可以很好的防止由於宮內消息的閉塞造成的處事片面化。
當然，太后如果幹政過分也會使皇帝心中不滿。例如宋哲宗年間，初期，高太后在舊臣的支持下把握朝政，哲宗在朝堂上往往一言不發，這種現象的產生與當時黨政激烈的關係很大。雖然遺詔中限制了太后的干政範圍，但是舊黨大臣有意縱容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樣的環境下，宋哲宗心中雖然有所怨恨，但卻無可奈何。
宋哲宗實行新法下的民間實況
雖然他偏向新法，卻由於太后的干預沒法實行。到了宋哲宗趙煦成年時，高太后本應該還政，但她卻仍然沒有放權交還給他。而且更令他不滿的是，大臣們依然有事先奏皇太后，有宣諭必聽皇太后先說完再交予他決斷，大臣們也不像之前那樣勸皇太后將朝政大權歸還給皇帝。高太后和大臣們互相勾結竊取自己權力的行為也成了他主政後報復前朝舊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而言之，在北宋年間雖有數位權傾朝野的皇太后當政，但是沒有一位太后敢過分僭越皇權的約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制度上不允許她們能夠取皇帝而代之；
二、士大夫階層的存在對後權有了諸多限制，使太后始終無法跳出管制
三、是外戚無法干政，太后地位與實力還無法達到獨裁的高
另外，宋代太后們知曉禮制，不逾越體制也是一方面的原因。加之先帝遺詔的約束，她們的權力合法性只是被規定在一定的範圍內。正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北宋太后垂簾聽政在中國歷史上成為獨具特色的一道風景。
參考歷史文獻：《漢書》
《舊唐書》
《宋史》
《東都事略》
《文獻通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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