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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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曆史悠久，地名的產生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即人類逐漸產生語言的時代就有了地名的存在。而近代地名研究始於“清代考據學派”。20世紀30年代，地名研究出現高潮。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從整體上研究地名的產生、發展和分佈規律，建立地名信息系統及彙編有關地名資料，我國的地名開始標準化。關於近代地名的研究，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地名起源研究；二是地名與文化關係的研究；三是地名與教化研究。
關鍵詞：近代；地名研究；綜述
近代國內地名研究始於“清代考據學派”。20世紀30年代，地名研究出現高潮。1930年劉鈞仁《中國地名大辭典》及1931年臧勵和《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都是那時期出版的專業工具書；新中國成立以後，開始從整體上研究地名的產生、發展和分佈規律，建立地名信息系統並彙編有關地名資料，我國的地名開始標準化。1995年成立了“中國地名研究所”，組織編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標準地名圖集》，成為我國第一部以政區地名為主題的地圖集。而關於近代地名的研究，主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地名起源研究；二是地名與文化關係的研究；三是地名與教化研究。
一、關於地名起源方面的研究成果
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當代學者的論著主要聚焦於論述詮釋各地地名的來歷，以及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上。
人類對地名起源問題的認識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因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髮展，地名也由少而多，由簡而繁，其傳播範圍也由近而遠，由小而大。正如石開忠的《貴州地名來源探析》（貴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中所指出的：地名是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得以發生和形成的，它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他認為，地名的來源是受到最初起居周圍的生活環境所影響，即將自身的各個部位比賦予自然地理實體或其他突出物，如“火山口”“坡腳”等。隨著人們認識的發展，地名演變開始和人文和自然環境息息相關，多而複雜的地名相繼出現。然而，熊樹梅在其發表論文集中的一篇論文《中國地名的起源和演變簡論》（《地名學研究》第一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則這樣說到：地名的起源和含義是十分複雜的，大體可以分為自然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兩大類。而地名發生變化和演替最主要是由於經濟發展、民族遷移、頻繁戰爭和社會變革等原因。
當然，學者在研究地名起源的同時，也會敘述其發展或分佈的特點等，如董曉曉在其學位論文《中國地名的人文地理特徵及其空間分佈研究》（山西師範大學，2012年）中把地名的特徵劃分為本質特性和文化特性兩個方面。作者認為，地名的命名可以從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兩個方面來劃分，因自然因素得名的地名如：地理方位地名、地形地名、水文地名、氣候地名、土壤地名、自然資源地名等；因人文因素得名的地名如：建築地名、姓氏地名、數字地名、經濟交通地名、年號地名、形象化地名、神話傳說地名、歷史事件地名、述志型地名等。同時利用空間分析軟件，來分析地名的空間分佈態勢及空間分佈。並得出隨著地名密度的增大，地名分佈由西北向東南移動，地名分佈的多圈層集聚特徵。除此之外，相關論著有：華林甫的《中國地名史話》（齊魯書社，2006年）、符祥策的《黔東南州地區的地名來源及特點探究》（文教資料，2015年第15期）、金美《貴州民族語底層地名命名和語用變易的成因》（貴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對地名的起源、特點和分佈都進行了論述。
二、地名與文化關係的研究回顧
地名和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一方面，地名現象紛紜複雜，但歸根到底是一種文化現象；另一方面，文化滲透在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人們的行為有潛移默化的影響。目前國內關於地名與文化關係方面的相關著作較為系統和全面的有牛汝辰的《中國地名文化》（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年），不僅從文化的視角，深入淺出地勾勒出我國地名文化的概況，而且該書語言平實、生動有趣，是研究地名文化重要的參考書目。在周振鶴、遊汝傑共同編著《方言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則是從探討方言與地名的關係出發，把中國南方的地名分成三個層次，即底層的古越語、中間層的方言地名以及表層的北方書面語地名。其他相關研究的論文有：2003年李力發表在長春大學學報的論文《地名文化現象透析》（長春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他認為，地名真實地反映了民族的地理、歷史、語言文化，同時也反映出民族的心態和風俗等。而另一位學者鄧慧蓉的《從中國地名透視漢族人的思維方式和社會心理》（學術交流，2003年第12期）則是從地名和思堆方式、社會心理的關係來看，中國地名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與此同時，郭錦桴在《漢語地名與多彩文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提及地名與文化的關係時說到：漢語作為中國文化的符號載體，與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而漢語地名更是與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郭先生的這本著作的特點在於，從地名作為語言功能的角度，來考察地名與文化之間的內在聯繫。在尹鈞科《略論地名的主要性能》（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1期）一文中，他對地名的十二種性質和功能進行了概括。同樣是地名功能，周佳泉敘述的卻是關於地名的另一個功能———文化感悟作用，她在《地名的文化感悟作用》（中國地名，1999年第3期）中提出：地名對於理解文化現象，瞭解文化特徵，體會文化活動、感悟文化內涵具有積極的引導作用。
三、地名與教化研究
中國自古重視“教化”，且教化作為“以德治國”的重要方式，一直被視為“為政之本”，受到不同歷史時期的普遍重視，形成了紛繁複雜的教化思想。國內關於教化的著作頗豐，其中，張惠芬主編的《中國古代教化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和黃書光主編的《中國社會教化的傳統與變革》（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年）是關於古代傳統教化的系統性研究，兩書都對教化的起源、發展及其教化方式進行了大量的敘述。此外，在論文方面，學者的研究多集中於對教化的理解及推行方式的研究，如詹世友的《論教化的三大原理》（南昌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正是對教化理念的理解及其內在所遵循的原則，即任何一種有效的教化都將遵循“人化”與“化人”相統一、對異在物的同化與硫離互成、精神塑造中的情理互滲的三大原理。而王永祥的學位論文《中國古代教化方式研究》（蘭州大學，2014年）則把教化的思想及方式相結合提出中國古代傳統的教化方式，有官方教化（學校教育）、宗教、鄉規民約、道德讀物等等。但是，其中並沒有提及地名的教化作用，地名不僅是是地理實體、文化載體，同時也是一種身份和教化的代名詞。對於西南邊疆的地區而言，它具有色彩鮮明的教化意義，是中央進行管理和教化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然而，對於地名的政治教化功能，即地名與國家秩序的關係關注得較少，也很少有學者專門注意到地名的命名亦包括歷代中央王朝推行教化理念的殷殷之意。正如張弛在其論文《明清時期慶遠府地區地名研究》（廣西師範大學，2014年）中所指的，政區地名的產生與變遷則是一種政府與民間(基層社會)互動關係的反映。而州縣政區名可以分為本土化地名與王朝教化地名兩類，其中村落地名則基本全為本土化的名稱，州縣政區地名則不免受到中央的影響，冠上尊尊教誨之意。雖然，尹鈞科在論文《略論地名的主要性能》（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7年第1期）中對地名的十二種性質和功能進行了概括，卻沒有提到地名的教化功能，尤其是民族地區的地名，其教化功能更為明顯。而在華林甫的《中國地名史話》（齊魯書社，2006年）一書中，僅在第三章第八節政治的晴雨表中有所提及，但僅侷限於地名與政治的關係，並沒有深入研究政區地名在命名時所存在的教化目的。目前為止，對地名教化功能有所研究的論文主要有三篇，其一為藍勇的《西南邊疆政區名稱教化功能演變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藍教授主要是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上分析，得出中國地名的教化色彩比例，即時間上經過了在西漢時期很小、從東漢到明清變大、而民國以後又變小的發展過程；空間上則是從四川向雲南、貴州民族地區隨時代發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趨勢。其二是張中奎《貴州古代地名蘊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張先生則是立足於整個古代貴州地名研究，從三個層面去理解地名中所蘊含的教化色彩。兩位學者都提及到了貴州地名的教化色彩，但是對貴州各層次的地名論述不夠透徹，尚存在從教化理念層面來專題討論貴州地名的學術空間。最後是袁軼峰老師的博士論文《反客為主：清代黔西南民族區域的客民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13年）中的一個部分談到地名與教化的關係。雖然如此，但其中對於地名與教化的論述主要集中在黔西南的研究，且是在關照客民研究的基礎下，沒有進行更具體、系統、深入的研究，通過上述研究綜述可以看出以下兩點。
第一，目前，地名研究主要集中於兩個趨向。一是論述及詮釋各地地名的來源；一是闡述地名與文化的關係。中國地名的起源悠久且成因複雜，大致可以分為自然環境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兩大類。當然，在敘述其起源的同時，不少學者也對地名的分佈特點進行歸類研究，如符祥策的《黔東南州地區的地名來源及特點探究》（文教資料，2015年第15期）和金美《貴州民族語底層地名命名和語用變易的成因》（貴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等對地名的起源、特點和分佈都進行了論述。在研究和探索地名與文化方面，即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解讀地名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是當前研究的主要趨勢。地名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記錄著歷史，研究地名與文化的關係對了解和發展文化有著重要的作用。正如郭錦桴在《漢語地名與多彩文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所提及的地名與文化的關係時說到：漢語作為中國文化的符號載體，與文化的關係十分密切，而漢語地名更是與傳統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第二，關於地名的研究，除了上面提及的兩個趨勢外，部分學者開始關注到地名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如張弛在其論文《明清時期慶遠府地區地名研究》（廣西師範大學，2014年）中所指的，政區地名的產生與變遷則是一種政府與民間(基層社會)互動關係的反映。而州縣政區名可以分為本土化地名與王朝教化地名兩類，其中村落地名則基本全為本土化的名稱，州縣政區地名則不免成為中央的影響，冠上尊尊教誨之意。而關於地名與教化方面的研究，也有部分的論述可見。在華林甫的《中國地名史話》（齊魯書社，2006年）一書的第三章第八節政治的晴雨表中有所提及。此外，研究的論文主要有三篇，其一為藍勇的《西南邊疆政區名稱教化功能演變研究》（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其二是張中奎《貴州古代地名蘊含的儒家教化理念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14年第6期）。兩位學者都提及到了貴州地名的教化色彩，但是對貴州各層次的地名論述不夠透徹，尚存在從教化理念層面來專題討論貴州地名的學術空間。
選稿：常宏宇
終校：劉優華
審訂：吳泓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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