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中日两国文化各有特色,但是在“生死”方面的理解不尽相同。

生与死是生命不同的篇章,也是创作永恒的母题,世界上很多一流的作家都描述过生死,任何伟大的作品都绕不开“生死”。中日文化同根同源,在文学层面亦有诸多体现。随着电影创作视域开拓,文学和影响之间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搬上银幕。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这次从“生死观”来看中国日本之间的差异,举例几部作品让大家更直观的比较。

歌颂生命赞扬生命的中国人

莫言的小说人物都很有特点,其改编作品也很多,纵观我国文学改编电影发展历程,1987年上映的《红高粱》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小说将生命、人性、历史等多方面主题融合,张艺谋用短短90分钟的时长,展现了小说中人物的生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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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认为“生、生命”是很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是,是有意义的,中国人一直对生命也是热爱、热情的,对自然万物以及人类自身都抱有一种肯定、支持的态度,电影《红高粱》为凸显生命主题,选取“风中红高粱”的唯一图腾式造型,没有对高粱进行多元化艺术展示。

可以说《红高粱》谱写了一曲民族生命强力自由张扬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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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描写的人物敢爱敢恨,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且他们活得起,死得值面对惨无人道的“活剥”时视死如归,在面对外族欺凌的铁蹄时临危不惧;他们把埋藏起来的酒当作阻击侵略者的武器炸弹,抱着点燃的自制土雷,勇猛地向敌人的汽车冲去……都是真正的民间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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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死地而后生。可以说张艺谋的另一部影片《活着》是始终都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中,原著小说13万字左右,死亡时间出现十多次,而正是一个个人物的死亡才能推动剧情的发展,这一点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很像,但是一句“春生,你要好好地活着!记着,你还欠咱家一条命!”将一切荣辱与过错揭过,如此强大的生命意志力让人唏嘘。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红高粱》、《活着》都展现了中国人强大的生命力,张艺谋将镜头对准了死亡,凭借简单的画面,传达出了他对于中国人生命力的感悟,生命如此渺小脆弱,但人要为自己而活!

推崇死亡展现物哀的日本人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虽然深受美国文学影响,其作品后现代风格浓厚,但他的长篇小说中仍有诸多对中国叙事经验的借鉴与中国艺术精神的体现,并且这些精神支撑着其整个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村上春树小说的核心元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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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是村上春树的代表作,2010年被改编成电影。日本人很喜欢这部小说,同样也喜欢电影,因为它们都表现了日本的生命意识和生死观。在小说中,众多人物不可避免的走向死亡,在他们看来死亡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命题。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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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早描写生死的是奈良时期的著作《古事记》,在书中就记载着“黄泉之国”那样的地下世界。这就是他们一直认为人死后会去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的根本原因。

《挪威的森林》故事背景发生在1969年,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最盛期,一度成为远东第一强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但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如同无根的浮萍,他们的内心孤独空虚,无法独自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因此精神世界慢慢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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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强大的社会压力和残酷的社会现实,正是他们走向“自杀”的催化剂。

《挪威的森林》即是死者的安魂曲,又是青春的墓志铭。

生与死贯穿整部影片,电影中渡边在木月死后理解了:“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他们还有句俗语叫做“花数樱花,人惟武士”,不惧生死,重生乐死,正是他们追求生死观的最高境界。与《活着》中人物的“以生拒死”不同,《挪威的森林》中人物更多地表现出“虽生犹死”。

文化之间对生死观的理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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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充满理性、实用主义的生死观;日本有“惜生崇死”的生死观。

两个国家自汉代就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大唐时期,日本多次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两国文化交流频繁,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和社会发展不同,文化上也有着各自的特点。中日两国的民族性格也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是一种农耕文化,中国人家庭观念中、血缘观念中,性格安稳踏实;日本的国土是狭长的岛国,资源匮乏,加之地震、海啸频发,只能说在这样残忍的地理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民族个性是坚强不屈、争强好胜的,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而中国人对于生命是十分看重的,并强调追求生命的价值,就算是死亡也要赋予强烈的社会价值,追求社会意义上的永恒和不朽,以此用来安慰乐生畏死的人们。

同样都是以死亡为母题的作品,《活着》中的富贵在生存困境中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而是用“活着”来对抗死亡;而《挪威的森林》中绝大部分人都是被动地活着,他们只是把死亡当做是救赎自己的房,巨大的差异归根结底是由于中日两国生死观的差异啊。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由于日本社会长期以“武士道”观念盛行,因此他们对待生死是很感性,他们认为生是死的开始,死又是生的开端,虽然中国也有类似的“轮回”,但是在日本人眼中死亡并不可怕,它只不过是走向了新生。相比日本,死亡这个话题在中国是人们避之不及的,这种现象一部分来自中国“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观念下,就是不同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问题。

中国上古神话生死观与日本生死观

很多人会认为原始人类对于死亡是无法理解的,甚至觉得他们并不知死亡为何物。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山海经》中有记载着一段“颛顼死即复苏”的文字,象征了“死亡与再生”。

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这些神话的共同点,表现的都是个体生命一旦结束立即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过程。所以,原始人类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点,而灵魂是可以转化成另一种生命形态并获得新生,取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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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天问》中也有着类似灵禽死而复生的神话。“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说的是一个鸟在火中复生的神话,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类似凤凰涅槃的中国神话。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不管是路边的一颗树还是一块石头,都是和人类一样拥有生命。尽管直至今天,有关死观的问题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是从先民们丰富质朴的想象和感知中,我们也能窥得几分生命的奇妙。


以张艺谋电影所传递的“生死观”为例,探讨中日电影之间的差异


每个国家的文化不同,带给我们的感受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民族特色吧。也正是因为这些不同和差异,才会有那么多人去探究和思考。杜尔海姆指出:“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而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

希望每个人都能勇敢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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