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宛露，是Figure《在武汉》拍摄团队中唯一一位武汉籍导演，也是《在武汉》系列最后一集《生于武汉》的导演。纪录片已完结，但导演本人仍被隔离在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宾馆里。她将这段时间的经历、感受，和自己从小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记忆一同记录了下来，完成了这篇武汉人的「导演手记」。
认怂只是暂时的，认怂就不叫武汉人
3月31号晚上10点半，我从隔离居住的酒店出发，计划步行5公里行至武汉市长江大桥。
一个月前，终于得到公司通知，可以前往武汉加入《在武汉》拍摄团队。没什么可犹豫的，我踏上了返乡的列车。我私信给亲近的朋友：「不想让那900万人受这种苦，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比起每天盯着那些数字心情起伏，深入其中更能给我安全感和归属感。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和同样来自武汉却没回去的朋友都曾懊恼过，自己没能站在那里，和家乡的人并肩作战。作为一名纪录片导演，拿起摄影机就是我战斗的方式。
到了今天，最艰难的战斗已经接近终点，最疲惫的时刻已经咬牙扛过，我也终于交出了自己在武汉的第一支作品。十几个小时之后，《生于武汉》就会在B站上线，跟每一个等待「大结局」的人见面。难得轻松的这个夜晚，我想看看此刻的武汉，在疫情缓和之后的深夜是什么样子；也想安静地回忆我与这个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之间联结和故事。
不晓得原来还有湖北银行，来自一个从未踏入的本地人
对武汉的印象还得从一碗热干面讲起。
我家从我开始，往上数三代都是汉阳人，我绝对算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伢。但我六七岁的时候其实并不爱吃热干面，和我妈一起「过早」——「过早」是武汉人对「吃早餐」的俗称——她通常都点热干面，而我一般都点汤粉，加不加牛肉看心情。
童年时，因为爸妈都在外地工作，我便和爹爹家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二年级。过去武汉车少、船多，爹爹就在长江航运开船，单位给他分了一套汉阳腰路堤的房子，于是腰路堤车站对面的「过早一条街」是我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
武汉是很有市井烟火气的一个城市，过早摊又是这种烟火气的浓缩。方言有时候挺有意思的，用普通话说「过早一条街」，会觉得这个地方还挺优雅的，像那种每个城市都会有的，专门糊弄外地人的美食街。但是当你用武汉话念成「过早一条gai」，那个熟悉的味道就出现了：铲豆皮的铲子发出的声音、面窝在油锅里油炸发出的声音、包子烧卖的蒸笼上方的白气飘到了隔壁馄炖店、食客在你前面对忙着烫面的老板大吼「热干面二两不要葱要辣椒多把点酸豆角」……然后你就知道，这里才是武汉。
武汉话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说我一直觉得武汉人的性格就应该是直爽的、利落的、大大方方的，源于我们发明了太多意思相反的俚语，我们用「裹精」来形容纠缠不清很麻烦的人，「装精」用来形容自作聪明、做作的人，「裸辇」用来形容犹犹豫豫下不了狠心的人……而对于干脆利落的人，我们会赞美这个人很「撩撇」，五官相貌出众的人我们说ta长得「蛮参透」，可见武汉人对于耿直、果敢的追求到了一种什么地步，基本上跟武汉人对话，超过三个回合还没有把事情讲清楚的话，要做好被对面疯狂吐槽的心理准备。
不知道从哪年开始，我习惯了热干面那种又干又稠的口感，这种习惯伴随着成长逐渐变成喜爱和怀念。我和我妈再去腰路堤车站对面的「矮子热干面」过早的时候，她已经需要问我今天是想吃热干面还是汤粉了。后来我可以自己去买饭了，常常为了图方便给全家人都买热干面。如果这个时候家家恰好在五楼煨藕汤，我就会在家门口找一个不会被煤烟呛到的地方坐下，静静地等着煤块变红、燃烬，然后热乎乎的藕汤出锅，配着热干面一起下肚。
走了大概1.5公里时遇到了小黄电动车，倔强的我决心不去骑它，并在约10分钟之后打脸
小学时期几乎所有人对于流行文化的理解都来自身边的同学。除了翻花绳、悠悠球、陀螺、游戏王、火影、SHE、周杰伦和超级女声……之外，我记得我还真没赶过什么时髦（笑～）。05年超级女声最火的时候，我最喜欢周笔畅。因为她，我第一次了解了节奏布鲁斯这个音乐流派，认识了一群以R&B风格为主的欧美歌手，从而打开了了解欧美音乐大门的一条缝。同年还有一首歌在武汉小学生中走红——段思思的《信了你的邪》。开头那一句「信了你的邪，红得像个番茄」虽然乍一听完全不懂是想表达什么，但这魔性的押韵、节奏感强烈的beat再搭配武汉方言，确实十分洗脑。若干年后在选秀舞台上，再度听到惊艳的方言说唱时，还是会联想到最初的武汉rap《信了你的邪》。
中学时期，我终于走出了汉阳区。那时的汉口江汉路是武汉学生聚会的首选。江汉路步行街每个休息日都人满为患，到了夏天简直是人贴着人在走。
当时在汉正街搞服装批发的妈妈会带我快速出入民众乐园每一家韩版修身服装靓衣店，然后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里的衣服都是从她们那边（汉正街）进货的。还有佳丽广场和Happy站台，每个暑假我都会和小伙伴约在那儿来一份辣炒花甲、两串BT翅以及超大杯的芒果冰。
那时的我没有劳累过度就会胃痛的毛病，她们也不顾及熬夜会给皮肤带来伤害，我们神采奕奕、光彩照人，顶着满满的胶原蛋白的脸，吃着最辣的武汉小吃配加冰的饮料，晚上睡觉前甚至还会感受到新一轮的饥饿，于是纷纷打开或滑盖或翻盖的手机提前约好下次聚会的时间，最后安然入睡。
武汉的所有立交桥在我眼里都比不过陪伴我成长的钟家村立交桥
时间来到2012年，刚成年的我做出了经过独立思考的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我要离开武汉，去传媒专业更好的大学念编导。那年全力支持我的爸妈陪着我从艺考的一个队伍排到另一个队伍，从南方的学校考到北方的学校，终于如愿以偿。9月，他们提着行李把我送到学校。送走老妈的那天，回来的路上我哭了，但没告诉她。虽然我非常期待自己争取来的新环境和新生活，离开家乡这件事终究还是让人难过的。
高考前后，为了修地铁，我家附近的钟家村立人行天桥拆除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远比我当时想象的要大得多。钟家村是汉阳区最热闹的几站之一，从我有记忆开始，那个有多达八个出入口的「八爪鱼」立交桥就是钟家村的地标。拆除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钟家村应该怎么走，过哪条马路去家乐福，哪条马路去新世界百货，卖手机的那几家店在哪个路口…
武汉本地的便利店。走到附近的时候我突然开始干咳，赶快进去买了一杯低糖乌龙茶
进入大学校园，经过来自不同地区朋友的检验后，我才认识到自己身上带有强烈的武汉人属性，具体体现为性格大大咧咧、说话声音洪亮，并且打电话时音量还要再提高两倍。大学四年，我回武汉的次数不多，寒暑假也会尽量安排实习或去别的地方看看。本科毕业之后我选择出国留学，和武汉的联系愈发变弱了。
空旷的街道上偶遇洒水车和作业人员，庆幸还有他们为伴
今年元旦期间，我和爸妈视频，跟他们说我结束最后一轮大凉山的拍摄就会回家，这次争取多陪他们几天。我定了21号的车票，后来为了和朋友一起走改签了22号。22号清晨，朋友给我来电，说这次疫情非同寻常，很可能比我俩之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她不打算回去了，还劝我也不要回去冒这个险。我心里当时不以为然：哪有过年不回家的呢，病毒再怎么可怕还是得回家的吧。
之后一个小时，我收到3个朋友的私信，无一例外是劝我今年就留在北京。我有点犹豫，给爸妈打了电话。「那你今年就在北京和朋友过年吧，可以等这段时间过去再说吧。」爸妈是这么回复的，我听出了他们语气里的遗憾，但是他们也觉得安全起见，最好观望一段时间看看疫情的发展情况。
当时我没有预料到已经没有了「观望」的机会。第二天凌晨2点，武汉宣布「封城」。
之后我每天都和爸妈视频一次以上。他们很庆幸我没回武汉，既减少了在旅途过程中、过年期间被传染的风险，也不用担心解禁时间的不确定会影响我在北京的正常工作。
我妈是一个在各种情形下都能保持乐观的人，我爸积极掌握各方讯息让自己能理性思考。他们在视频里告诉我，我给他们寄的消毒水、口罩他们都有按要求使用，平时尽量不出门，只要出门一定会做好防护。我为父母感到骄傲，也很庆幸他们能平安无恙，而这并没有消解我从1月到2月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焦虑。我相信所有武汉人、中国人的2020年都是特殊的，大家的这个年没有过好，大家的心都用来惦记那一串串数字和背后的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了。
3月初，尽管已经回到武汉，但只是在进组拍摄前匆匆回家看了一次爸妈。之前听公司里的武汉同乡、制片卷卷提起，她自从进入摄制组集中居住，也就不能再回自己家了，最多只能在小区的铁栅栏门前跟父母交谈几句，传递下生活物资。家里的宠物狗狗思念小主人，每次都拼命想越过栏杆钻到她怀里，但经常出入高危拍摄区域的卷卷，连摸它一下都不放心。
过去两周里，我拍完了《在武汉》的最后一集，一个关于武汉的新生儿与城市新生的故事。拍摄期间，我不止一次和拍摄对象、来自武汉的宝妈王曼提起，这次疫情带来的创伤对于武汉人和武汉而言是难以痊愈的。我拍的另外一个宝妈胡玉萍说：「你看吧，这次疫情之后，武汉人的性格都要改变不少，都变乖了。」
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哪怕武汉樱花再次绽放，哪怕几天之后这座城市就会解禁，大家可以重新走上大街，拥抱彼此，武汉人的精气神却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恢复的。我们花了3个月控制疫情，而作为一名武汉伢，留我们武汉人心中的伤口，痊愈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也可能需要十年。
《鼠疫》中，奥兰的帕纳卢神甫为人们讲道时说：「不要试图去给鼠疫发生的情况找出解释，而是要设法从中取得能够汲取的东西。」 当我和同事行走在逐渐恢复生机的武汉街道，街上的老人看到我们举着机器，常常忍不住跟我们抱怨「这次武汉只能认怂了」。但我始终觉得，武汉人身上有一种韧性，是不屈不挠，是不会服输。
下定决心重新认识这里之后，路边的小细节都变的不一样了
认怂只是暂时的，认怂就不叫武汉人。
撰稿 黄宛露
校对 张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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