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宛露，是Figure《在武漢》拍攝團隊中唯一一位武漢籍導演，也是《在武漢》系列最後一集《生於武漢》的導演。紀錄片已完結，但導演本人仍被隔離在離家十幾公里遠的賓館裡。她將這段時間的經歷、感受，和自己從小在這個城市生活的記憶一同記錄了下來，完成了這篇武漢人的「導演手記」。
認慫只是暫時的，認慫就不叫武漢人
3月31號晚上10點半，我從隔離居住的酒店出發，計劃步行5公里行至武漢市長江大橋。
一個月前，終於得到公司通知，可以前往武漢加入《在武漢》拍攝團隊。沒什麼可猶豫的，我踏上了返鄉的列車。我私信給親近的朋友：「不想讓那900萬人受這種苦，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員」。
比起每天盯著那些數字心情起伏，深入其中更能給我安全感和歸屬感。在疫情最嚴重的時期，我和同樣來自武漢卻沒回去的朋友都曾懊惱過，自己沒能站在那裡，和家鄉的人並肩作戰。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拿起攝影機就是我戰鬥的方式。
到了今天，最艱難的戰鬥已經接近終點，最疲憊的時刻已經咬牙扛過，我也終於交出了自己在武漢的第一支作品。十幾個小時之後，《生於武漢》就會在B站上線，跟每一個等待「大結局」的人見面。難得輕鬆的這個夜晚，我想看看此刻的武漢，在疫情緩和之後的深夜是什麼樣子；也想安靜地回憶我與這個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之間聯結和故事。
不曉得原來還有湖北銀行，來自一個從未踏入的本地人
對武漢的印象還得從一碗熱乾麵講起。
我家從我開始，往上數三代都是漢陽人，我絕對算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伢。但我六七歲的時候其實並不愛吃熱乾麵，和我媽一起「過早」——「過早」是武漢人對「吃早餐」的俗稱——她通常都點熱乾麵，而我一般都點湯粉，加不加牛肉看心情。
童年時，因為爸媽都在外地工作，我便和爹爹家家（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學二年級。過去武漢車少、船多，爹爹就在長江航運開船，單位給他分了一套漢陽腰路堤的房子，於是腰路堤車站對面的「過早一條街」是我小時候最常去的地方。
武漢是很有市井煙火氣的一個城市，過早攤又是這種煙火氣的濃縮。方言有時候挺有意思的，用普通話說「過早一條街」，會覺得這個地方還挺優雅的，像那種每個城市都會有的，專門糊弄外地人的美食街。但是當你用武漢話念成「過早一條gai」，那個熟悉的味道就出現了：鏟豆皮的鏟子發出的聲音、面窩在油鍋裡油炸發出的聲音、包子燒賣的蒸籠上方的白氣飄到了隔壁餛燉店、食客在你前面對忙著燙麵的老闆大吼「熱乾麵二兩不要蔥要辣椒多把點酸豆角」……然後你就知道，這裡才是武漢。
武漢話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比方說我一直覺得武漢人的性格就應該是直爽的、利落的、大大方方的，源於我們發明了太多意思相反的俚語，我們用「裹精」來形容糾纏不清很麻煩的人，「裝精」用來形容自作聰明、做作的人，「裸輦」用來形容猶猶豫豫下不了狠心的人……而對於乾脆利落的人，我們會讚美這個人很「撩撇」，五官相貌出眾的人我們說ta長得「蠻參透」，可見武漢人對於耿直、果敢的追求到了一種什麼地步，基本上跟武漢人對話，超過三個回合還沒有把事情講清楚的話，要做好被對面瘋狂吐槽的心理準備。
不知道從哪年開始，我習慣了熱乾麵那種又幹又稠的口感，這種習慣伴隨著成長逐漸變成喜愛和懷念。我和我媽再去腰路堤車站對面的「矮子熱乾麵」過早的時候，她已經需要問我今天是想吃熱乾麵還是湯粉了。後來我可以自己去買飯了，常常為了圖方便給全家人都買熱乾麵。如果這個時候家家恰好在五樓煨藕湯，我就會在家門口找一個不會被煤煙嗆到的地方坐下，靜靜地等著煤塊變紅、燃燼，然後熱乎乎的藕湯出鍋，配著熱乾麵一起下肚。
走了大概1.5公里時遇到了小黃電動車，倔強的我決心不去騎它，並在約10分鐘之後打臉
小學時期幾乎所有人對於流行文化的理解都來自身邊的同學。除了翻花繩、悠悠球、陀螺、遊戲王、火影、SHE、周杰倫和超級女聲……之外，我記得我還真沒趕過什麼時髦（笑～）。05年超級女聲最火的時候，我最喜歡周筆暢。因為她，我第一次瞭解了節奏布魯斯這個音樂流派，認識了一群以R&B風格為主的歐美歌手，從而打開了瞭解歐美音樂大門的一條縫。同年還有一首歌在武漢小學生中走紅——段思思的《信了你的邪》。開頭那一句「信了你的邪，紅得像個番茄」雖然乍一聽完全不懂是想表達什麼，但這魔性的押韻、節奏感強烈的beat再搭配武漢方言，確實十分洗腦。若干年後在選秀舞臺上，再度聽到驚豔的方言說唱時，還是會聯想到最初的武漢rap《信了你的邪》。
中學時期，我終於走出了漢陽區。那時的漢口江漢路是武漢學生聚會的首選。江漢路步行街每個休息日都人滿為患，到了夏天簡直是人貼著人在走。
當時在漢正街搞服裝批發的媽媽會帶我快速出入民眾樂園每一家韓版修身服裝靚衣店，然後信誓旦旦地跟我說，這裡的衣服都是從她們那邊（漢正街）進貨的。還有佳麗廣場和Happy站臺，每個暑假我都會和小夥伴約在那兒來一份辣炒花甲、兩串BT翅以及超大杯的芒果冰。
那時的我沒有勞累過度就會胃痛的毛病，她們也不顧及熬夜會給皮膚帶來傷害，我們神采奕奕、光彩照人，頂著滿滿的膠原蛋白的臉，吃著最辣的武漢小吃配加冰的飲料，晚上睡覺前甚至還會感受到新一輪的飢餓，於是紛紛打開或滑蓋或翻蓋的手機提前約好下次聚會的時間，最後安然入睡。
武漢的所有立交橋在我眼裡都比不過陪伴我成長的鐘家村立交橋
時間來到2012年，剛成年的我做出了經過獨立思考的第一個重大的決定，我要離開武漢，去傳媒專業更好的大學念編導。那年全力支持我的爸媽陪著我從藝考的一個隊伍排到另一個隊伍，從南方的學校考到北方的學校，終於如願以償。9月，他們提著行李把我送到學校。送走老媽的那天，回來的路上我哭了，但沒告訴她。雖然我非常期待自己爭取來的新環境和新生活，離開家鄉這件事終究還是讓人難過的。
高考前後，為了修地鐵，我家附近的鐘家村立人行天橋拆除了。這件事對我的影響遠比我當時想象的要大得多。鍾家村是漢陽區最熱鬧的幾站之一，從我有記憶開始，那個有多達八個出入口的「八爪魚」立交橋就是鍾家村的地標。拆除之後，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不知道鍾家村應該怎麼走，過哪條馬路去家樂福，哪條馬路去新世界百貨，賣手機的那幾家店在哪個路口…
武漢本地的便利店。走到附近的時候我突然開始乾咳，趕快進去買了一杯低糖烏龍茶
進入大學校園，經過來自不同地區朋友的檢驗後，我才認識到自己身上帶有強烈的武漢人屬性，具體體現為性格大大咧咧、說話聲音洪亮，並且打電話時音量還要再提高兩倍。大學四年，我回武漢的次數不多，寒暑假也會盡量安排實習或去別的地方看看。本科畢業之後我選擇出國留學，和武漢的聯繫愈發變弱了。
空曠的街道上偶遇灑水車和作業人員，慶幸還有他們為伴
今年元旦期間，我和爸媽視頻，跟他們說我結束最後一輪大涼山的拍攝就會回家，這次爭取多陪他們幾天。我定了21號的車票，後來為了和朋友一起走改簽了22號。22號清晨，朋友給我來電，說這次疫情非同尋常，很可能比我倆之前想象的要嚴重得多，她不打算回去了，還勸我也不要回去冒這個險。我心裡當時不以為然：哪有過年不回家的呢，病毒再怎麼可怕還是得回家的吧。
之後一個小時，我收到3個朋友的私信，無一例外是勸我今年就留在北京。我有點猶豫，給爸媽打了電話。「那你今年就在北京和朋友過年吧，可以等這段時間過去再說吧。」爸媽是這麼回覆的，我聽出了他們語氣裡的遺憾，但是他們也覺得安全起見，最好觀望一段時間看看疫情的發展情況。
當時我沒有預料到已經沒有了「觀望」的機會。第二天凌晨2點，武漢宣佈「封城」。
之後我每天都和爸媽視頻一次以上。他們很慶幸我沒回武漢，既減少了在旅途過程中、過年期間被傳染的風險，也不用擔心解禁時間的不確定會影響我在北京的正常工作。
我媽是一個在各種情形下都能保持樂觀的人，我爸積極掌握各方訊息讓自己能理性思考。他們在視頻裡告訴我，我給他們寄的消毒水、口罩他們都有按要求使用，平時儘量不出門，只要出門一定會做好防護。我為父母感到驕傲，也很慶幸他們能平安無恙，而這並沒有消解我從1月到2月長達一個月之久的焦慮。我相信所有武漢人、中國人的2020年都是特殊的，大家的這個年沒有過好，大家的心都用來惦記那一串串數字和背後的一條條鮮活的生命了。
3月初，儘管已經回到武漢，但只是在進組拍攝前匆匆回家看了一次爸媽。之前聽公司裡的武漢同鄉、製片卷卷提起，她自從進入攝製組集中居住，也就不能再回自己家了，最多隻能在小區的鐵柵欄門前跟父母交談幾句，傳遞下生活物資。家裡的寵物狗狗思念小主人，每次都拼命想越過欄杆鑽到她懷裡，但經常出入高危拍攝區域的卷卷，連摸它一下都不放心。
過去兩週裡，我拍完了《在武漢》的最後一集，一個關於武漢的新生兒與城市新生的故事。拍攝期間，我不止一次和拍攝對象、來自武漢的寶媽王曼提起，這次疫情帶來的創傷對於武漢人和武漢而言是難以痊癒的。我拍的另外一個寶媽胡玉萍說：「你看吧，這次疫情之後，武漢人的性格都要改變不少，都變乖了。」
我知道他們指的是什麼。哪怕武漢櫻花再次綻放，哪怕幾天之後這座城市就會解禁，大家可以重新走上大街，擁抱彼此，武漢人的精氣神卻不是短時間內就可以恢復的。我們花了3個月控制疫情，而作為一名武漢伢，留我們武漢人心中的傷口，痊癒可能需要半年、一年，也可能需要十年。
《鼠疫》中，奧蘭的帕納盧神甫為人們講道時說：「不要試圖去給鼠疫發生的情況找出解釋，而是要設法從中取得能夠汲取的東西。」 當我和同事行走在逐漸恢復生機的武漢街道，街上的老人看到我們舉著機器，常常忍不住跟我們抱怨「這次武漢只能認慫了」。但我始終覺得，武漢人身上有一種韌性，是不屈不撓，是不會服輸。
下定決心重新認識這裡之後，路邊的小細節都變的不一樣了
認慫只是暫時的，認慫就不叫武漢人。
撰稿 黃宛露
校對 張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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