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霞 深圳卫视直新闻
香港特区政府在11月25日向高等法院递交文件册，要求推翻原讼庭裁定《禁蒙面法》违宪的决定，并希望获批上诉许可。就在一周前，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法》所订立的《禁蒙面法》“违宪”，不过香港高院在律政司的强力要求下，决定暂缓执行判决至11月29日。也就是说在29日之前，在香港蒙面游行仍是违法行为。
香港高院出尔反尔 自找台阶？
你可能觉得奇怪，几天之内，香港高院为何出尔反尔？在暂缓执行判词中，香港高院解释说，基于此案对社会公众影响重大，在当前香港社会特别的情况下，暂缓执行裁决是合理的决定。
这个新判词，令人哭笑不得：香港高院既然知道此案涉及“止暴制乱”，兹事体大，又何必当初？作为司法机构，明知这个判决无异于给暴徒壮胆，为何却如此轻率？如今自找台阶，高院法官是知道错了吗？
时间回到上周一，香港高院突然“出位”，越权搞出所谓“违宪”裁定，称港府援引《紧急法》订立《反蒙面法》，是“违反《基本法》”。裁决一出，舆论哗然，质疑高院宣判是鼓励暴力活动，“公义何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指出：“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判断和决定，任何其他机关都无权作出”。
也就是说，香港高院的裁定，既缺乏司法正义，也缺乏程序正义，公然挑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和释法的权威，以及特首的管治权力。
首先是司法前辈出手“教训”:香港高院的裁决 “剥了老虎的牙”
香港高院的上级机构——终审法院的前常任法官列显伦表示，高院判词明显有误。高院声称《紧急法》违反十多条《基本法》条文，纯粹就是在挑字眼。他认为，任何地方都要有《紧急法》，去处理危急情况，而危急情况往往是不可预计的。他形容，港府在努力“止暴制乱”，但高院的裁决却“剥了老虎的牙”。
出生在香港的列显伦，从1997年开始就担任终审法院常任法官，直到2015年才退休，是香港司法界的权威人士。他质疑，为何存在已近一百年的条例，会突然被判违反《基本法》。实际上，《紧急法》在1922年订立，近一个世纪来，在应对全港大罢工，和之后的水荒、霍乱疫情时，都曾经采用。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英豪，当年曾作为临时立法会议员，全程参与了香港法律过渡的事宜。他回忆，回归前，香港原有法律，已被人大常委根据基本法全部“扫描”过一次，符合的可以保留，抵触的已被废除。1997年7月1日，香港临时立法会通过午夜立法，把“扫描”过的香港一系列法律，全部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其中就包括《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即《紧急法》。因此，《紧急法》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而且已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决定的方式来予以确认，其法律地位无可动摇。
香港法院“手伸得太长”
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仅仅授权香港法院，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也就是纯粹的香港内部事务，才由香港法院自行解释。
而如果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则由人大来解释。而且，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基本法》释法的最终权利。
结合到这次香港高院的裁决，《反蒙面法》到底是不是该由它来裁决的香港内部事务呢？
当然不是。特首根据《紧急法》订立《反蒙面法》，涉及到的是香港特首的行政权力，而这个权力并非仅仅来自香港特区政府或立法会，而是由中央授权。香港特首的职位，也被纳入到全国的行政架构中，特首要向中央政府负责。因此，这牵涉到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此外，订立《反蒙面法》的决定，是特首在香港发生动乱的紧急情况下作出的，而香港动乱也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显然，国家安全议题也不是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情。也就是说，完全不在香港法院“自行解释”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就权力范围而言，香港高院就是越权了，“手伸得太长”，作出了“出格”裁决，是对自身角色认知不清晰的表现，必须及时加以制止。
而这个误区，在香港司法界并不是个案，而是积习已久。
对于这一点，香港立法会议员、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梁美芬指出，香港一部分法律界人士常年存在误区，认为对《基本法》的“剩余解释权”，即对《基本法》中抽象和不清楚地方的解释权，在香港而不在中央。所以，这个出发点就已经出了问题。
曾经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的梁美芬，提醒香港的法律界人士，应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以尊重主权的眼光，合理认识《基本法》，才不会每次都“搞出很大矛盾”。
啥叫“啪啪打脸”？ 学者：香港高院的判决可能被推翻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顾敏康指出，这次判决并非最终判决，特区政府完全应该上诉，直至终审法院。万一上诉庭继续维持错误裁决，特区政府就有必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对基本法的解释权，也就是所谓的“人大释法”这一方法。从过往经验来看，这样的判决是完全有可能被推翻的，期待香港的司法监督机制能有效运行。
香港司法僭越 如何监督纠正？
当然，纠正香港法院裁决，不能幻想和依靠法官“知错改错”，有两条制度化路径：一是香港终审法院的终局裁决；二是人大释法。
事实上，在法律意义上，如果没有人大释法权的适当行使，一国两制的“一国”在香港法治内部几乎难以发挥具体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直高度尊重香港的司法体系，在释法上非常克制。释法与否，主要取决于相关争议，是否对香港与国家有重大影响，以及是否牵涉到中央的重要权力。22年来，人大仅有五次释法。
人大“五次释法”解决香港纷争
第一次释法，是1996年6月。基本法第24条有一个规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也是香港永久居民。当时，香港终审法院出现了一个居港权案件，一个内地人在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之前生的两个孩子，被判决为香港人。这一判决内容，与港府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理解不同。
终审法院的判决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当时特区政府算了一笔帐，按此判决，内地将有167万人都可以成为港人。香港弹丸之地，那时候才600万人，想想香港社会的压力会有多大。但是，终审法院的判决在香港没有任何纠正机制。因此，董建华作为行政长官向国务院写了报告，要求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的要求。
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明确，只有成为港人以后，在香港之外所生的子女才是港人。而这次释法，遵循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稳定了香港社会秩序。
第二次释法，是2004年4月，对基本法附件中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程序。当时的背景是2003年7月1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香港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安排协议，下午香港爆发了号称50万人的大游行。
香港基本法正文里规定了，行政长官最终要普选产生，立法会最终要普选产生。附件1和附件2先规定，1997年到2007年怎么产生。附件1第7条、附件2第3条规定，“2007年以后如需修改，需经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长官产生办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立法会产生办法是报备案。”
当时香港反对派企图抢夺主导权，把这个规定解释成，特区政制发展的启动权在特区，中央最后才有角色，前面没有中央的事儿。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次释法，则把“谁认为如需修改”解释明确了，是“中央认为需要修改”。这一解释，解决了双普选程序的完善问题，中央对香港的政制发展自始至终都能掌握主导权。时任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飞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可以说不到万不得已，人大不会出手。”
第三次释法，在2005年4月，对基本法第53条的解释，是关于补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任期问题。
当时，董建华因病辞职，曾荫权接任，通过补选选上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董建华第二个任期是2002年到2007年，那么2005年补选一个行政长官，他的任期是多长时间？是一个新的5年，还是剩余的两年？这在香港引起了很大争论。
香港实行普通法，对法律严格按照字面解释。他们说基本法45条规定“行政长官任期五年”，不管补选还是正常选的，只要是行政长官任期就是五年。也有意见认为，补选的行政长官的任期，是原行政长官的剩余任期，所以是两年。因此，当时香港出现了所谓的“二五之争”，严重影响到行政长官产生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补选长官任期的53条进行了解释，规定行政长官缺位半年内，要按照附件1里行政长官产生办法补选，即800人的选委会来选，而选举委员会任期只有5年，不可能补选出一个超出自身任期的行政长官，这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通过这个解释，明确了是剩余任期，保证了行政长官的顺利选出，维护了香港稳定。
第四次释法，是在2011年8月，对基本法第13条、19条进行解释。第13条规定中央负责管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19条规定香港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没有管辖权。
当时，终审法院有一个案件，被告是刚果金民主共和国，中铁公司也成了连带被告，因为参与了刚果（金）的矿山开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明确香港法院对外交事务无管辖权，要完全遵循、适用国家的国家豁免规则和政策。
第五次释法，2016年11月对基本法第104条进行解释。104条是对特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议员、法官宣誓的规定。
当时为什么做这个解释？因为2016年一些宣扬“港独”的人参选立法会，有个别新当选的议员在宣誓时，展示“港独”标语并发布辱华言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就有关特区政府公职人员宣誓的内容进行解释。
最重要的一条，是确定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作为法定宣誓内容，也作为参选或担任这些职务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你要参选，选民就会拿释法标准衡量你够不够格。所以这次解释之后，法院剥夺了那几个当选的立法会议员资格，为遏制"港独"发出明确而强力的讯号。
可以说，22年来，在特区出现纷争时，人大的五次释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香港司法问题凸显 难以回避
回到此时此刻，香港正处于止暴制乱的关键时刻，香港高院的裁决却显示出，香港司法在止暴制乱的“三权合作”中缺位，在维护法治“实质正义”上的薄弱。另一方面，香港法院又具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可以轻易否决政府规例，拖累香港法治修复进程，与香港整体利益背道而驰，这也引发人们的忧虑。 香港司法复核权的边界如何判断与控制？中央管治权如何制度化？这些问题将更加凸显，成为香港的今天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国两制”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条从未走过的道路，当然也得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如何全面准确实施基本法？如何依法治港？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更重要的是，香港和内地一起，“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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