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霞 深圳衛視直新聞
香港特區政府在11月25日向高等法院遞交文件冊，要求推翻原訟庭裁定《禁蒙面法》違憲的決定，並希望獲批上訴許可。就在一週前，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法》所訂立的《禁蒙面法》“違憲”，不過香港高院在律政司的強力要求下，決定暫緩執行判決至11月29日。也就是說在29日之前，在香港蒙面遊行仍是違法行為。
香港高院出爾反爾 自找臺階？
你可能覺得奇怪，幾天之內，香港高院為何出爾反爾？在暫緩執行判詞中，香港高院解釋說，基於此案對社會公眾影響重大，在當前香港社會特別的情況下，暫緩執行裁決是合理的決定。
這個新判詞，令人哭笑不得：香港高院既然知道此案涉及“止暴制亂”，茲事體大，又何必當初？作為司法機構，明知這個判決無異於給暴徒壯膽，為何卻如此輕率？如今自找臺階，高院法官是知道錯了嗎？
時間回到上週一，香港高院突然“出位”，越權搞出所謂“違憲”裁定，稱港府援引《緊急法》訂立《反蒙面法》，是“違反《基本法》”。裁決一出，輿論譁然，質疑高院宣判是鼓勵暴力活動，“公義何在”？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臧鐵偉指出：“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
也就是說，香港高院的裁定，既缺乏司法正義，也缺乏程序正義，公然挑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和釋法的權威，以及特首的管治權力。
首先是司法前輩出手“教訓”:香港高院的裁決 “剝了老虎的牙”
香港高院的上級機構——終審法院的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表示，高院判詞明顯有誤。高院聲稱《緊急法》違反十多條《基本法》條文，純粹就是在挑字眼。他認為，任何地方都要有《緊急法》，去處理危急情況，而危急情況往往是不可預計的。他形容，港府在努力“止暴制亂”，但高院的裁決卻“剝了老虎的牙”。
出生在香港的列顯倫，從1997年開始就擔任終審法院常任法官，直到2015年才退休，是香港司法界的權威人士。他質疑，為何存在已近一百年的條例，會突然被判違反《基本法》。實際上，《緊急法》在1922年訂立，近一個世紀來，在應對全港大罷工，和之後的水荒、霍亂疫情時，都曾經採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黃英豪，當年曾作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全程參與了香港法律過渡的事宜。他回憶，迴歸前，香港原有法律，已被人大常委根據基本法全部“掃描”過一次，符合的可以保留，牴觸的已被廢除。1997年7月1日，香港臨時立法會通過午夜立法，把“掃描”過的香港一系列法律，全部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其中就包括《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即《緊急法》。因此，《緊急法》是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而且已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決定的方式來予以確認，其法律地位無可動搖。
香港法院“手伸得太長”
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僅僅授權香港法院，對“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就是純粹的香港內部事務，才由香港法院自行解釋。
而如果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則由人大來解釋。而且，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基本法》釋法的最終權利。
結合到這次香港高院的裁決，《反蒙面法》到底是不是該由它來裁決的香港內部事務呢？
當然不是。特首根據《緊急法》訂立《反蒙面法》，涉及到的是香港特首的行政權力，而這個權力並非僅僅來自香港特區政府或立法會，而是由中央授權。香港特首的職位，也被納入到全國的行政架構中，特首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因此，這牽涉到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此外，訂立《反蒙面法》的決定，是特首在香港發生動亂的緊急情況下作出的，而香港動亂也已經影響到國家安全。顯然，國家安全議題也不是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情。也就是說，完全不在香港法院“自行解釋”的範圍內。
綜上所述，就權力範圍而言，香港高院就是越權了，“手伸得太長”，作出了“出格”裁決，是對自身角色認知不清晰的表現，必須及時加以制止。
而這個誤區，在香港司法界並不是個案，而是積習已久。
對於這一點，香港立法會議員、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指出，香港一部分法律界人士常年存在誤區，認為對《基本法》的“剩餘解釋權”，即對《基本法》中抽象和不清楚地方的解釋權，在香港而不在中央。所以，這個出發點就已經出了問題。
曾經參與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的梁美芬，提醒香港的法律界人士，應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以尊重主權的眼光，合理認識《基本法》，才不會每次都“搞出很大矛盾”。
啥叫“啪啪打臉”？ 學者：香港高院的判決可能被推翻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原副院長顧敏康指出，這次判決並非最終判決，特區政府完全應該上訴，直至終審法院。萬一上訴庭繼續維持錯誤裁決，特區政府就有必要，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也就是所謂的“人大釋法”這一方法。從過往經驗來看，這樣的判決是完全有可能被推翻的，期待香港的司法監督機制能有效運行。
香港司法僭越 如何監督糾正？
當然，糾正香港法院裁決，不能幻想和依靠法官“知錯改錯”，有兩條制度化路徑：一是香港終審法院的終局裁決；二是人大釋法。
事實上，在法律意義上，如果沒有人大釋法權的適當行使，一國兩制的“一國”在香港法治內部幾乎難以發揮具體作用。
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一直高度尊重香港的司法體系，在釋法上非常剋制。釋法與否，主要取決於相關爭議，是否對香港與國家有重大影響，以及是否牽涉到中央的重要權力。22年來，人大僅有五次釋法。
人大“五次釋法”解決香港紛爭
第一次釋法，是1996年6月。基本法第24條有一個規定，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子女，也是香港永久居民。當時，香港終審法院出現了一個居港權案件，一個內地人在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前生的兩個孩子，被判決為香港人。這一判決內容，與港府對基本法有關條款的理解不同。
終審法院的判決帶來的後果也很嚴重。當時特區政府算了一筆帳，按此判決，內地將有167萬人都可以成為港人。香港彈丸之地，那時候才600萬人，想想香港社會的壓力會有多大。但是，終審法院的判決在香港沒有任何糾正機制。因此，董建華作為行政長官向國務院寫了報告，要求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釋法的要求。
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明確，只有成為港人以後，在香港之外所生的子女才是港人。而這次釋法，遵循基本法的立法原意，穩定了香港社會秩序。
第二次釋法，是2004年4月，對基本法附件中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程序。當時的背景是2003年7月1日上午溫家寶總理在香港簽署了更緊密經貿安排協議，下午香港爆發了號稱50萬人的大遊行。
香港基本法正文裡規定了，行政長官最終要普選產生，立法會最終要普選產生。附件1和附件2先規定，1997年到2007年怎麼產生。附件1第7條、附件2第3條規定，“2007年以後如需修改，需經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長官產生辦法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報備案。”
當時香港反對派企圖搶奪主導權，把這個規定解釋成，特區政制發展的啟動權在特區，中央最後才有角色，前面沒有中央的事兒。
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次釋法，則把“誰認為如需修改”解釋明確了，是“中央認為需要修改”。這一解釋，解決了雙普選程序的完善問題，中央對香港的政制發展自始至終都能掌握主導權。時任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李飛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說，“可以說不到萬不得已，人大不會出手。”
第三次釋法，在2005年4月，對基本法第53條的解釋，是關於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問題。
當時，董建華因病辭職，曾蔭權接任，通過補選選上了。這帶來了一個問題，董建華第二個任期是2002年到2007年，那麼2005年補選一個行政長官，他的任期是多長時間？是一個新的5年，還是剩餘的兩年？這在香港引起了很大爭論。
香港實行普通法，對法律嚴格按照字面解釋。他們說基本法45條規定“行政長官任期五年”，不管補選還是正常選的，只要是行政長官任期就是五年。也有意見認為，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原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所以是兩年。因此，當時香港出現了所謂的“二五之爭”，嚴重影響到行政長官產生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補選長官任期的53條進行了解釋，規定行政長官缺位半年內，要按照附件1裡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補選，即800人的選委會來選，而選舉委員會任期只有5年，不可能補選出一個超出自身任期的行政長官，這就出現了邏輯上的混亂。通過這個解釋，明確了是剩餘任期，保證了行政長官的順利選出，維護了香港穩定。
第四次釋法，是在2011年8月，對基本法第13條、19條進行解釋。第13條規定中央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19條規定香港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沒有管轄權。
當時，終審法院有一個案件，被告是剛果金民主共和國，中鐵公司也成了連帶被告，因為參與了剛果（金）的礦山開發。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釋法，明確香港法院對外交事務無管轄權，要完全遵循、適用國家的國家豁免規則和政策。
第五次釋法，2016年11月對基本法第104條進行解釋。104條是對特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宣誓的規定。
當時為什麼做這個解釋？因為2016年一些宣揚“港獨”的人參選立法會，有個別新當選的議員在宣誓時，展示“港獨”標語併發布辱華言論，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就有關特區政府公職人員宣誓的內容進行解釋。
最重要的一條，是確定了“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作為法定宣誓內容，也作為參選或擔任這些職務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你要參選，選民就會拿釋法標準衡量你夠不夠格。所以這次解釋之後，法院剝奪了那幾個當選的立法會議員資格，為遏制"港獨"發出明確而強力的訊號。
可以說，22年來，在特區出現紛爭時，人大的五次釋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香港司法問題凸顯 難以迴避
回到此時此刻，香港正處於止暴制亂的關鍵時刻，香港高院的裁決卻顯示出，香港司法在止暴制亂的“三權合作”中缺位，在維護法治“實質正義”上的薄弱。另一方面，香港法院又具有如此巨大的權力，可以輕易否決政府規例，拖累香港法治修復進程，與香港整體利益背道而馳，這也引發人們的憂慮。 香港司法複核權的邊界如何判斷與控制？中央管治權如何制度化？這些問題將更加凸顯，成為香港的今天難以迴避的重大課題。
“一國兩制”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一條從未走過的道路，當然也得逢山開道、遇水搭橋。如何全面準確實施基本法？如何依法治港？也將在實踐中不斷髮展和完善。更重要的是，香港和內地一起，“且行且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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