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宗平，1953年3月出生，李四光的外孙女，与外祖父一起生活直至外祖父去世，是李四光唯一健在的直系亲属。邹宗平1970年参加工作，在原地质部三河地震地质大队任见习技术员。1972至1976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毕业后在地质力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习地质专业，1987年定居美国。1989年回国，协助母亲李林院士打理李四光纪念馆的日常工作。邹宗平是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
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邹宗平讲述“李四光的故事”
外公李四光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好像他从未离开过。每次走在纪念馆里总是恍惚觉得他还在办公室里伏案工作，或者在卧室里听着音乐，和外婆小声聊着天。他晚年的一些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李四光标准像（摄于1970年冬）
一九六六年三月八号，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灾难。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召集地质、地球物理的科研人员开会讨论震情和震后应采取的措施。总理问大家，这次地震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大教训。我们能不能预报地震？总理这句话一说，会场上立刻就静了下来。沉默了一会，才有人陆续发言，都认为这个问题不好办，地震预报国外搞了许多年都没有解决，我们更解决不了。最后，总理转过头来，问坐在身边的外公：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呢？外公答道：“地震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它的发生是有个过程的，是可以预报的，不过还需要做大量的探索工作。”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他觉得作为一个地质学家，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就应该是他的职责，科学就是要探索未知，如果有困难就放弃，那还要科学家做什么呢。
李四光学习造船时期照片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外公就开始研究地震带的活动及分布规律，六十年代初外公带领团队开始研究、设计和制作地应力测量设备。这次会议之后，外公立即在地质力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支队伍，派到邢台地区，在隆尧县尧山建立了第一个地应力观测井，并建立电台随时了解情况。尧山地震台建立之后，外公每天都要和台站通话，仔细分析考虑今后地震的发展趋势。当时各种意见争论不休。外公非常担忧地说，“我很担心，你们在这里吵，那边很可能还要震。”果然，三月二十二日邢台地区又发生了一次七点一级强震。这次地震发生后，外公再次打报告给中央，坚决要到灾区去看一看。但是中央根据医生的意见，怕他身上的动脉瘤经不起直升机的颠簸会破裂，不同意他去。他说：“你们不要再拦着我了！总理冒着生命危险，已先后去了四次灾区，而我是做这个工作的，怎能贪生怕死呆在这里呢？”外公的申请终于得到批准，四月二十日启程去了邢台，在尧山站，他详细地检查了观测仪器及观测井的位置，研究了站上同志绘制的地应力值变化曲线，又听取在震区工作的同志汇报，并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然后又到尧山站周围查看地质情况，从邢台回来以后，外公认真地分析总结了这两次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和今后应密切关注的地区。在他指出的发展方向上，一九六七年春天，河北河间县又发生了一次强震。震后科委地震办公室的同志来向外公汇报这次地震的考察工作。最后他们问外公是如何在邢台地震之后就预料到下次地震会向北东方向发展呢？外公详细回答他们的问题，讲解自己的判断依据。并提醒，在这个方向上，应该密切注意可能发生地震的危险。一九六九年夏天，渤海又发生了一次七点三级地震。每一次地震发生后，看到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的极大损害，外公都深感自责，认为这是他的严重失职。在一九七零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地震工作会议上，他曾含着眼泪说：我们没有抓住地震的前兆，没有为人民放好哨，我是人民的罪人。
李四光在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听取地应力测量仪器实验的汇报
1968年初春的一个深夜，外公接到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他赶到会议厅时已是凌晨两点。当时的情况是北京附近的小震突然平静下来，同时一些动物表现得很不安宁，所以有人提出北京可能发生七级地震。周总理请外公在他身边坐下，问他的意见。在回答总理问题之前，外公先给北京附近的一些地应力观测站打电话了解情况，又向尧山地应力观测站要他们的数据曲线，然后对周总理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让市民都出来过夜，天气那么冷，老人和小孩都会冻病的，当然还要注意密切观测。周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老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其实那时也已经是凌晨三点了。事后外婆问外公，他作不发警报的建议不怕万一错了要担很大的责任吗？外公回答说当然想过，但是一个科学家就应该依据科学说实话，有担当。如果为少担责任只说些模棱两可的话，那还要我做什么。
李四光23岁任湖北实业司司长
在早期地震预报的研究工作中，尧山地应力观测站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所提供的地应力数据、曲线是当时中央地震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地震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之一。很可惜，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应力测量站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已经无迹可寻了。但是地质力学研究所和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所的科研人员一直继续地应力的研究工作，并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李四光（图右）
外公非常重视研究地应力的实验工作，只要他有时间，一定亲历亲为。一九六七年底，他不顾78岁的高龄，一定要跟着地应力研究人员到房山地区去做“地应力解除”实验。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冷冬日，大风吹得电线杆子呜呜直叫。他站在风口上，从工人手中接过手柄。为了能更真切地体会加力的感觉，他摘掉了棉手套，握住冰冷的金属手柄，并不断地问看仪器屏幕的同志看到什么变化。什么天冷、风大他好像都没有感觉到，全部注意力都在实验上。他的手在感觉加力的大小、快慢，耳朵在听着来自仪器的数据报告，心里在思考着实验的进程，他的身体好像已经和那高耸的钻机融为一体了。直到实验结束，“应力解除”成功了，他才放开手柄，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那天他高兴极了，试验成功之后他和在场的所有人握手祝贺。有个老工人看到外公这么大年纪还如此努力地工作，感动的捧了一大把红枣给外公，让他回去好好补补身体。
李四光在野外考察
1970年底，外公参加国务院科教组的会议，开完会一回到家就发烧，一直住院到第二年的春节。这次生病以后，外公的身体明显虚弱了许多，他知道自己是不行了，就更加争分夺秒地为研究地震预报做工作。他多次对家人说，如果在他死以前完不成地震预报任务的话，他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1971年三月，外公又因为血压波动得厉害住进了医院，医生要他把病情稳定下来再出院，但是他不肯，坚持出院后他又开始繁忙的工作。四月下旬外公连续听了两天的汇报，听完后又对工作进行指导部署，说了一个多钟头的话，身体更加不好。我那个时候已经在三河地震地质大队工作，因为离北京市区比较远，只能每个星期六回家。二十四号晚上我回到家里，看到家里人因为外公生病都很担忧，晚饭也没吃好。到了十点多钟外公的体温更高、脉搏也更快了，外婆坚持把外公送去住院，第二天他的烧虽然退了，只是人还是很疲倦。我们进去病房的时候，他正靠在床上写东西。外婆和妈妈不停的劝他休息，养好病再工作。因为要赶回地震队工作，那天我在医院呆到下午四点钟就走了，走前对外公说，让他好好养病，我下个星期六回来接他出院，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外公。
李四光在三河地震地质大队与科研人员探讨地应力探测原件的设计
外公在医生的尽心照料下烧很快就退了，身体稍微恢复一些后他就急着要出院。二十八号阜外医院的心血管专家到北京医院来会诊，他对医生说：“请你坦率地告诉我，我究竟还能活多长时间，我还要安排一下工作。”医生走后，外公又和秘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关于地震方面的工作，并且一再嘱咐秘书第二天带一份全国地质图到医院来，还有一些工作要安排。那天晚上，外公一直睡不着觉，就躺着和我妈妈聊天。他说：“我已经八十二岁，死也不算早。就是有两件事不放心，一是党交给我的地震预报研究工作还没有做完；二是不放心你妈妈。”他还说：“地热工作我比较放心，它已经被人们重视起来了。我不放心的是地震预报。我的观点还没有被人们采纳，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让我和同志们一起去征服地震这个‘地下的敌人’。”我妈妈安慰他说：“妈妈的晚年，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不用担心。地震预报的工作也一定会有人继续做的。”
1971年3月在办公室讲地热工作的安排（这是李四光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外公的肚子忽然剧烈地痛起来，医生们立即开始抢救，他却对医生说：“你们不用在我身上忙了，我是不行了。但请你们这时候不要告诉我的夫人。”然后就失去了知觉。抢救小组立即打电话请示周总理，是否要按照拟定的抢救方案打开腹腔，切除破裂的动脉瘤，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周总理忙了一晚上，刚刚吃了安眠药睡下不久秘书就叫醒了他，总理说：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可以照医生的意见办，也要问问家属。我妈妈刚从上班的地方赶回来，医生问她意见，她当然同意。这个时候周总理派的两个医生和阜外医院抢救小组的专家都到了，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外公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虽然医生坚持人工按摩心脏两个小时，仍然无法挽救外公的生命。他的秘书带着他要的地质图一早赶到医院，看到的已是紧张的抢救场面，外公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连最后看一眼这张地质图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带着对未完成事业的遗憾与世长辞。
一九七一年四月的那一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二十九号是五一节放假前最后一个野外工作日，三十号我就可以回家看望外公，和他一起过节。就像每年的五一、十一那样，在电视里看他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当时我和地震队的同事在平谷一带做野外地质考察，等我得知情况赶到医院，看到我的父母，还有科学院的领导陪着我外婆，医生走过来对我外婆说：“我们没有把李老救活，我们心中很沉痛。”后来郭沫若院长也来了，他默默地握着外婆的手，许久也没有说一个字。
李四光
四天以后的五月三日外公的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周总理站在麦克风前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早上来时，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我妈妈的信中讲到外公对地热工作、地震预报工作、冰川、找矿、海洋地质和地质力学理论发展的远景及期望。
仪式结束以后，周总理走到门前大声问道：“你们都听见了吗？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临离开前，周总理握住外公的秘书周国钧同志的手说：“把李四光同志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地整理出来。”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九七三年李四光资料整理小组将外公遗留的资料全部整理完毕，印成大字本，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和地质、地震方面的各个有关单位。
2019年在即将出版的《李四光科学论著集》中也尽数收集了46年前出版的这些资料，让大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外公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他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创新，虽然道路充满荆棘，困难重重，但他从不退缩。
科学家精神报告团成员邹宗平与师生合影
科学研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地震预报更是一个全世界的大难题。外公晚年接受这个研究任务的时候，很清楚他的努力在人们眼中可能只是没有结果的工作，但是科学研究就是从这些看起来没有结果的工作开始的。而且地震预报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他既然决定要做，就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能做一天就做一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李四光雕像（摄于2020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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